把司法還給人民 — 民間司法改革　

坐在只剩三個人的辦公室裡，郭綿滄，這位曾經獲得德國紐倫堡發明競賽銀牌獎的中小企業負責人，再也沒有心情做生意了。
　幾年前郭綿滄的產品被仿冒，為了打贏官司，他大部份的時間都花在研究專利法。多年的官司纏訟，他已經有了移民的念頭。
　「國外把智慧財產當國寶，台灣的法院卻沒有足夠的專業鑑定能力，逼著發明人要自己鑽研法律，很難產生有競爭力的產品，」五十幾歲的郭綿滄，如今最想做的卻是推動台灣民主法治的落實。
　台北市敦化南路，週日晚上十點多了，光鮮亮麗的辦公大樓裡，律師林永頌夫婦耐心地聽著他們義務協助的工人，敘述如何在工作意外中失去雙手，纏訟四年多，卻得不到合理賠償的心酸故事。
　在記者會上，婦女團體訴說著，許多遭受婚姻暴力的婦女，沒有太多機會說明案情，法官就急著勸她們和解。
　在少年觀護所裡，義務觀護人在輔導時，一名十五歲的少女憤憤不平地向她吐露心聲。在法庭上，法官也不問她們犯案的動機，就罵她們是社會敗類。
　不論是企業家、勞工、專業婦女或他們的兒女，愈來愈多的民眾，感受到司法的切身與重要性。而一群曾經在一般人印象中高高在上、被諷為「訓練出來保護特權」的律師，如今卻站到了司法改革的第一線，成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結合民間力量，衝撞現有的司法體系。

律師帶頭上街頭

　這股來自民間、具有高度專業素養的改革團體，能不能掀起真正的司法改革浪潮？他們對體制內的改革又將形成什麼樣的衝擊？
　平常多半冷漠理智的律師，為何這次會捲起袖子、跳下來從事社會運動？甚至在十月十九日帶領了上百個民間團體上街遊行，要求當局加速司法改革？
　萬國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陳傳岳，是目前民間司改會的董事長。他在民國五十四年就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法官。雖然被上級重用、被民眾期待，但身在其中卻有一種施展不開的苦悶。
　「我在當法官的時候很痛苦，當人家講法官貪污，我就會覺得人家是在講我，當法官是有滿肚子的窩囊氣，有力使不出去，」陳傳岳希望能從體制外催生一個屬於人民的司法。
　「我們會這麼做，也是憑著對司法的一股愛，對這片土地的一股愛。我們要司法活起來，不要死，」溫文儒雅的陳傳岳，說著說著，罕見地激動起來。
　而激發這群律師走出來改革的最大動力，莫過於接觸到當事人活生生的遭遇。
　三十七歲的林永頌律師，看到的是一樁樁人民在司法中受苦的故事。從民國八十年就一直在做職業災害勞工的案子，林永頌深深感受到這些人的痛苦、這些人的眼淚，讓他身為一個律師，覺得在個案裡實在無能為力。常常到最後只能痛苦地看當事人向上帝禱告，祈求遇到一個好法官。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願意看到有錢有勢的人才有公平，沒有錢、沒有勢的人也應該有公平，」抱著這份不甘心，林永頌投入了大量時間在司改會，從電台到校園、從記者會到街頭，總可以看到林永頌推動司改的身影，甚至到了國外，也要到處去參觀人家的法院。
　而面對每隔十七分二十三秒就有一個少年犯產生的台灣社會，民間司改會律師顧立雄，則積極參與起草少年事件處理法，為少年催生一個溫暖的司法，讓每一個犯錯的少年，能在司法中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我們是白天賺資本主義的錢，晚上來參與公益，」顧立雄自我調侃地說。
　由於這群律師與民眾實際的接觸，也使得他們進行司法改革的方向能從人民的觀點出發。
　例如，他們設立申訴門診，協助當事人在司法審判過程中，維護應有的權益；發動律師與法律系學生做法庭觀察，詳細記錄法官判案過程。三月，他們推動法官評鑑，由律師評鑑法官的操守、專業、辦案態度……；國大修憲期間，他們則積極推動司法預算獨立入憲，為司法爭取更多資源。
　九月份，他們更結合了勞工、婦女、教育、中小企業等民間團體，連續舉辦七場記者會，從不同行業與階級的處境來談論司改的方向。並在十月十九日，發動了台灣第一次為司法改革而走的遊行。
　一連串的動作，在在衝擊了體制內的法官與檢察官，也引起了一些批評的聲音。
　有些法官認為他們衝過了頭，反而造成民眾對司法的更加不信賴。有人形容他們簡直是「司法紅衛兵」，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民間司改會多次表演的行動劇中，法官都成了侏儸紀的恐龍：不是不知人間疾苦的「小龍女」；就是脾氣暴躁、喜歡怒罵當事人的「暴龍」；不是「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迅猛龍」，就是被案件壓得形銷骨毀的「過勞龍」。
　也有批評者指出，律師也經常是司法關說、特權的共犯之一，在改革別人時，也應自省改革。

司法困境

　體制外的衝擊，挑戰著司法當局，也讓司法改革的格局，擴大為全民參與。儘管官方過去兩年多來的司法改革，已提出厚厚三大巨冊的改革方案，但民調仍一次次反映了人民對司法的不信賴。林永頌指出，在日本，人民對司法信賴度高達九○％，在台灣則不到一半。去年瑞士IMD國家競爭力評比，司法不公更成為台灣競爭力下滑的主因之一。
　草率、不公、特權、貪污，是人民面對司法時的最痛，也是台灣要邁向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最大障礙。
　立法委員彭紹瑾當年在檢察官任內，主動偵辦法務部長蕭天讚涉嫌關說，而掀起一股司法改革浪潮。他認為，司法只要公正清明，人民就會相信司法，黑道也不敢介入，貪官汙吏也會害怕，就能提升競爭力。
　司法改革千頭萬緒，民間司改會則指出了「人」是一個根本的問題。
　首先是人力不足的問題。
　在過去，號稱五權之一的全國司法預算，只佔中央總預算的○．七八％，比一所台灣大學的預算（約一％）還不如。資源的不足，使得全國一千兩百名法官、五百位檢察官，要負擔全台灣兩千一百萬人的訴訟案件。再加上案件上訴的情形頻繁，一年平均一萬四千件，使得每位法官的負荷到了幾乎崩盤的地步。
　台灣法官的案件負荷，平均是日本法官的四倍。東京地院的法官一個月三十件，台灣地院法官一個月一百二十八件。這麼多的案件，讓法官面臨到速度與品質的痛苦抉擇。「一個法官一個月要辦一百多件案子，簡直草菅人命。不是不願，客觀上不能，」立委彭紹瑾說。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周占春則認為，這是在「過勞與草率」中抉擇。
　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律師林永頌認為，光增加預算、增加人力，未必能解決法官工作負荷的問題，真正的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制度，把壞的法官淘汰，把有經驗的法官拉到一審來。
　以國外的經驗來看，英美法官大多從律師實務界進來；德、日則一定要考上法官後研習兩年，還要候補五年。台灣目前的情況往往是，二十二歲考上，研習一年半二十四歲，開始候補，但候補時就已經開始在辦案了。為了改善目前法官缺乏社會經驗的問題，民間司改會正在研擬「法官法」草案，希望將來的法官都能先當律師。
　而對於人民感受最深刻的司法風紀問題，民間司改會則建議在行政院成立廉政公署，司法院設立肅貪法院。「把人民對司法貪瀆的夢魘拿掉，是司法改革最重要的事，」陳傳岳說。

改革力量如何凝聚

　面對這一波波來自民間的衝擊，一向被視為最保守、貪污與關說傳言嚴重的高等法院，也有了一些回應。
　九月二十七日，天空有些陰涼，搶救教科文的遊行大隊整裝待發。台北博愛路上幽深的高等法院裡，法官蔡炯燉正忙著推動法官自治的各個事項。民間司改會三月份的調查顯示，高等法院在法官操守、裁判品質等各個項目都獲得最差的評價。受到這個刺激，蔡炯燉和高院的幾位法官組成了「高等法院法官健全審判環境促進會」，針對司法風紀問題，首先發動了七項法官自律公約的簽署。
　「司法改革一定要從法官的自律、自治開始，」蔡炯燉緩緩地道出他的理念。為了爭取更多的法官自治權，讓法官跳脫公務員管考的模式，他們也積極參與「人審會」（管考法官的小組）的人選推鑑。促進會並用法官假投票的方式，推選出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最高法院院長人選，最後由大法官孫森焱最高票當選。
　從高新武、彭紹瑾到台中改革派法官，在司改的浪潮中，高等法院的法官只是其中的一波。事實上，體制內一直有不少具有理想熱情的司法改革者。當體制外與體制內的兩股力量相遇，該如何凝聚，以發揮更多的力量？又該如何避免對立而造成內耗？
　立法委員彭紹瑾認為，民間司改追求的是問案態度與辦案品質、被害人與被告人的程序保障，這些與體制內法官、檢察官追求的廢除考績、廢除送閱制度、分案要公平、法官要有自治會議等體制上的鬆綁，重點有所不同。「體制內的人要諒解，要改就是要改，但民間也應給與法官辦案的空間與尊嚴，」彭紹瑾說。
　曾經擔任法官的立委謝啟大則認為，有兩股力量來推動司法改革，改革的力量會更快。這就像一個車子，獨輪車並不平穩，兩個輪子，只要方向一樣、速度差不多，就會讓車子平穩前進。「但不要只鞭打牛，要一起下來拉牛車，」謝啟大希望不要只批評，要一齊來推動改革。
　台北地院法官周占春一直都與呂太郎、林輝煌這些台中改革派法官共同推動司改，他認為，許多熱心推動改革的律師及法官，都從自己的角度觀察，對別人意見的包容性不夠。「對於參加司法運作的人，應該經常理性溝通，否則力量會抵消，受害的是人民與改革的人，」周占春語重心長地指出。
　儘管體制外與體制內的改革，訴求重點有所不同，但一個可讓人民獲得公平、法官得到尊嚴、國家得到安定的司法，卻是大家所共同追求的。曾經在體制內衝撞，終以悲劇英雄收場的檢察官高新武，多年前就發出了這樣的呼籲：「司法不屬於法官，司法也不屬於律師，司法是屬於人民的司法，司法改革也要全民來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