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波國際化新貴

西元一八七二年，清廷政府選派了第一批「小留學生」出洋美國，希望能向西方取經，學習富國強兵之道。當時，最小的學生只有十歲。自此一百多年來，受過西方教育和文化洗禮的華人，便成為中國現代化和國際化的重要先驅。三位美國土壤培育出來的「小留學生」--宋氏姊妹藹齡、慶齡、美齡，無論功過，都確實影響近代中國歷史甚鉅。
如今，一群兼具雙重語言能力及文化背景的年輕專業人士，也正寫下台灣國際化的新頁。
世代上，他們不同於以李遠哲為代表的中年華裔菁英，旅居海外半生、事業有成後，近年紛紛回國發展。階級上，他們也不同於金字塔頂端的大家族企業第二、第三代，許多被安排在國外生長，學成後回來準備接班。
這群年輕的華裔專業新貴，踏上西渡太平洋的陣陣回流浪頭，除為台灣的國際化程度打下驚歎號，也同時牽引出一連串的問號：當許多台灣人都拚命想移民，他們為什麼反而逆流前來？他們有什麼具體的就業優勢？他們到底又有怎麼樣的身分認同？

卡位「太平洋世紀」

「對華裔美國人來說，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了，」三十六歲、本身是ABC的王承倫，難掩興奮地道出華裔新貴回流的經濟誘因。他指出，目前全球主要跨國企業都在大中華經濟圈快速擴充，對兼備中英雙語能力、熟悉東西文化背景人才的需求，成長空間極大。
王承倫擁有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商學碩士學位，因看好亞洲發展，六年前來學中文後，便留居台灣五年。前年初，他創立專門為跨國公司網羅亞裔美國人來兩岸三地發展的獵人頭公司Wang & Li。
「我們根本不必向人推銷亞洲的機會，客戶和求職者雙方幾乎都是主動找上門，」王承倫強調當前市場供需的兩頭熱絡，以致創辦還不到兩年的Wang & Li，目前在台北、香港、洛杉磯，都已設有據點。
而根據資誠管理顧問人力資源服務部顧問練靜梅指出，目前資誠的人才資料庫中，屬於「ABC」或「小留學生」這一族群，大約也佔了八∼一○％。
亞洲經濟的蓬勃發展，相對於歐美經濟的停滯，確實創造了華裔新貴大舉回流的客觀誘因。抱著卡位「太平洋世紀」、甚至「中國人世紀」的雄心回歸者，絕對不在少數。
但就主觀意願來看，這股華裔新貴回流的熱潮，還有更深的意義。許多回流的華裔新貴都表示，台灣的生活環境很難稱得上舒適、容易適應，選擇到這裡來發展，不光是簡單的純經濟性誘因，反而和追求挑戰、實現自我等更深層的動機更有關。

追求人生的挑戰

有些華裔新貴便指出，在台灣，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專業更被需要，有什麼新點子、新觀念，也更容易實現。
「在美國或在加拿大，我只能夠參與（participate），卻不能去推動（initiate），」安侯協和會計師事務所國際業務組資深管理師張正芬，一語道出許多華裔子弟在移民社會中常感到的疏離和鬱悶。三十一歲、小學五年級就移民加拿大的張正芬，說起話很急，細緻上妝過的臉上，表情也很豐富。
張正芬擁有美國賓州大學傳播碩士學位，四年前剛回台灣時，曾在文化大學教媒體藝術。如今，在繁忙的會計師事務所工作之餘，仍在陽明大學兼職，教電影欣賞、西洋文學，覺得在台灣分享所知所學，更有意義。
有些華裔新貴則特別強調，台灣當前還並不成熟的發展階段，滿足了他們喜歡自我挑戰、追求刺激的個性。
年僅三十的英商匯豐銀行企業融資處授信部業務副總裁董立蕾，便把生命意義和生活品質時有的兩難，在內心天秤的兩端清楚掂出來：「現在我還年輕，我要的是精神上的挑戰和生命的活力，不是物質上的滿足和生活的舒適。否則我不會回台灣。」
小學三年級時全家移民美國的董立蕾，加州大學畢業後便進入日商住友銀行洛杉磯分行工作。一九八九年她第一次重返台灣，正逢股市飆到一萬兩千點的巔峰，當時便興起回來發展的念頭。四年前，才新婚不久，董立蕾和同是華裔移民的另一半達成共識，決定雙雙回到台北來定居。

參與亞洲的發展

流著一頭俐落短髮、禮拜六也到公司加班，董立蕾坐在台北世貿聯誼社三十三層樓高的窗前，俯視浸染週末午後陽光的金色都會，啜了一口啤酒，若有所感：「台灣雖然有點亂，卻讓人覺得很有動力，可以逼你學到很多。」
還有一些華裔新貴（通常是「小留學生」），則對台灣和亞洲的未來發展，抱著濃厚的參與感和使命感。
例如國中時隻身負笈美國的丁廣欽，認為自己受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已故世的外公費驊影響很大，從小就有當公僕、服務社會的想法。因此，前年剛從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就選擇立刻回台灣工作。
丁廣欽目前在中央貿易開發公司擔任董事長特別助理。七年前成立的中央貿易開發公司，在越南有造林、電力公司、都市開發等幾個基礎建設型的大案子。
「很多同學都選擇到華爾街，但我覺得回來做這些對越南發展有具體幫助的案子會更有意義。公僕不一定要在公家機關才能做，」年僅二十五歲的丁廣欽，講起話來卻有些嚴肅，隨即將一八七公分、坐在椅子裡顯得有些局促的身體向前一傾，開始用一連串數據，談起越南的現況。
在全球知名的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台北據點擔任管理顧問師的張瑞展，也對台灣國際化的未來，抱著濃厚的參與感。
一看到張瑞展，會覺得有些眼熟，因為他長得和在演藝圈發展、現主持MTV頻道節目的弟弟張瑞哲很像。雖然外型條件也夠格進入演藝圈，張瑞展卻對政治、經濟等宏觀的領域，有難以割捨的濃厚興趣。大學以後，還成為活躍的共和黨員，爭取到為布希競選、擔任參議員助理等特別的經驗。
小學畢業後負笈美國，張瑞展在紐約大學（NYU）、耶魯大學等名校攻讀的都是政治和經濟學科，目前更剛暫離麥肯錫的工作，啟程前往哈佛大學，攻讀經濟政策博士學位。
「台灣有很多企業都要國際化，像我這樣背景的人，應該可以為台灣做很多事，」希望能為台灣做智囊（think tank）型工作的張瑞展，揚起兩道濃眉，一張娃娃臉露出自信的笑意。

尋根與歸根

抓住亞洲的發展機會、挑戰自我、實現理想，固然是華裔新貴回流的重要誘因，但據在UCLA開「國際移民」研究課程的台灣立報發行人成露茜教授指出，當前美國華裔族群在當地社會的認同問題，也多少催化了這股回流的趨勢。
成露茜分析，近年來美國社會對種族問題的再省，使得以往認為移民應該儘量融入主流社會的觀點，逐漸被欣賞各個種族語言和文化的不同、強調尊重多元性的論調所取代。因此，現在的華裔美國人，普遍有股尋根的好奇或歸根的熱望。
美國土生土長的中日混血兒、目前擔任Wang & Li台北據點負責人的蔡文怡便指出，真正只想撈一筆的會去香港，來台灣的，多半帶著點尋找自己源頭的心理。
目前也任職於Wang & Li台北據點的許清美，便是一例。今年二十八歲，由於在華人移民不算多的南卡羅來納州生長，沒有在家中說中文的習慣，因此，去年初許清美決定回到台灣。一方面是加強中文能力的實際考量，一方面也因為她「一直想回到台灣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樣子。」
「回到台灣後，第一次去龍山寺，拿著香拜拜，那時覺得，這才是真的『我』，到今天印象都很深刻，」美商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企劃部經理蕭益翔，有些靦腆地分享他的經驗，強調「有根的感覺實在很重要。」五十六年次的蕭益翔，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小，和一般回流的華裔新貴不太一樣，是在美國讀完小學後，隨父母回來台灣，一路從國中到大學，再到美國念研究所。蕭益翔母語是台語、剛回來時國語還在學注音階段，現在已經完全自認是台灣人。
「即使在國外混得滿成功，你還是被當做『黃種人』看待，我覺得我的根還是在這裡，」張瑞展則強烈地表達了他的認同。和許多小留學生的經驗類似，張瑞展剛到美國去時，一句英文都不會，被白人同學排斥。他回憶，上學才第二天，頭髮就被學校的足球隊隊長黏口香糖。因為這種經驗，張瑞展很早就下決心，不但要把英文學好，也絕不當書獃子，一定要爭一口氣。但在打入美國主流社會之際，他卻很清楚自己的歸屬。
雖然「尋根」是這群華裔新貴回流的趨勢背後，很重要的心理因素，他們多數的人，還是很強調將自己在西方的制度和價值觀下所受的教育和生長背景，轉換成在台灣就業的優勢。
「我可以做美國和台灣、亞洲間的橋梁；而且我覺得像我這樣的人正在增加，」張瑞展如此定位自己。

當東方遇見西方

事實上，做台灣國際化的橋梁，正是華裔新貴最大的優勢所在。不僅是因為英語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東西不同的文化，都能意會。
張彤禾便是一個例子。美國土生土長、就讀哈佛大學時主修美國歷史和文學的張彤禾，去年初來到台灣，成為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台北記者。
「我的目標是，也許可以讓世人用比較不同的角度看台灣，」國語有些「洋腔」的張彤禾，用她較熟悉的英語，表達出對自己的期許。她認為，身為華裔，還是比一般西方媒體的白人記者，更願意用心觀察和呈現台灣的脈動，而不是以純西方的觀點，將事情過度簡單化。
事實上，不管主觀意願如何，橋梁的角色，也常會因華裔的身分而被自然賦予。例如，張彤禾回憶，今年總統大選過後她專訪李登輝總統時，因有位來自紐約的白人同事在場，主要用英語進行，但講到外國人無法理會的文化差異時，「李總統會往前傾、用國語對我說：『欸欸，張小姐，你了解我們台灣……』，」張彤禾學著李總統的姿勢和腔調，說明自己因華裔身份，被自然賦予的中介角色。
「談判的時候，尤其要是美國廠商在『欺負』台灣這邊，我就變得很有用，」曾在一家台灣本土的都市設計顧問公司擔任專案經理的許清美，也以自己當時的經驗為例，點出華裔新貴的另一種優勢。英語溝通時可能有的實際或心理障礙，加上中國人不喜歡衝突，的確讓喝西方奶水長大、又能體會東方情結的華裔新貴，能夠發揮雙向溝通的功能。
不過，相對而言，華裔新貴之所以特別受在兩岸三地營運的跨國公司青睞，不也正是因為，可以用他們來管理華人、和華人談判的目的？

身分認同爭議

事實上，清末以來，受西方文化洗禮、或替外商公司工作的中國人，就常被貼上「買辦」一類的標籤，甚至背著「洋奴」、「漢奸」一類的強烈負面形象。二十世紀末的今天，這群年輕華裔新貴，卻仍難以倖免歷史的包袱，常因他們特殊的背景，而備受質疑。
「以前美國機會好，拚命要當美國人；現在台灣錢好賺，就一窩蜂又都回來，」一位去年在美國拿到MBA學位回來，就業結果卻令自己不太滿意的年輕男性上班族，語帶諷刺地表露出對回流華裔新貴的「不屑」。他認為在台灣景氣不佳、高失業率的今天，很多留學生的就業優勢，被回流華裔新貴取代，「便宜都讓他們給佔盡了。」
面對身分認同的質疑、甚至指控，回流的華裔新貴反應很兩極。有些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把這裡當成家，因而急於辯白；有些人則認為個人有選擇的自由，國籍不該是問題。
「中共打飛彈的時候，連我最好的朋友都會說：『你怕什麼，反正你有兩本護照，』真的很讓我難過，」有台灣和加拿大雙重國籍，卻強烈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張正芬，對周遭人經常的質疑，大呼不平，指出台灣這麼多人辦移民，有雙重國籍的，恐怕並不止這些華裔新貴。
相對地，二十七歲、現任台積電薄膜製程工程師的林凡然卻認為，實現無國界理想還要一段時間，卻是一定的趨勢：「我對民族的觀念很模糊，你說我是台灣人，fine；中國人，fine；美國人，fine；這是為別人的方便，我不以種族來定義我自己。我是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宇宙中的一個人。」
小學畢業便到美國、擁有UCLA和史丹福大學材料工程學碩士的林凡然往椅背一靠、翹起腿，聳聳肩表示不解：「我是那種到哪裡都可以融入當地的人，為什麼大家不能站在都是人類的立場，交個朋友？」

不一定吃香

「太強的社會認同感，對個體本來就是一種負擔。說這些人就是逐利而居，不是很公平。我想換了任何人有他們的生長環境和身分優勢，也都會這麼做，」研究移民經濟的台大社會系副教授曾嬿芬認為。
台灣立報發行人成露茜教授則質疑，現在民族、國家的觀念普遍比較淡薄，但很多議題如環保等，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社群意識，如果再一味強調個人利益，可能會太過偏頗。
事實上，身分認同、承諾的問題，正是削弱華裔新貴在台灣就業市場競爭力的一大因素。資誠企管顧問公司人力資源服務部顧問練靜梅便指出，回流的華裔新貴，有些本來對台灣經濟和產業現狀就不夠了解，再加上有雙重國籍、穩定性被視為較低，依照企業客戶的反映，他們在本地的就業市場，並不如一般想像的那麼吃香。
「一開始，國外回來的可能語言上比較佔優勢，但後來還是要看工作上的表現，」花旗銀行人力資源處副總裁汪慧蓮也強調，本地人才並不輸回流的華裔新貴。以花旗用人的政策為例，是不是在國外長大、是不是小留學生並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看個人學習的能力、對工作的投入。
自己的兒子也在當「小留學生」的美商寶僑家品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林美嬌則指出，西式教育下培養出來的人才，確實有較強的領導、表達和溝通技巧；也比較習慣用數字和事實佐證的邏輯型思考。但她強調，這些特質，很多大學畢業後才出去的台灣留學生也有，並不一定是這些華裔新貴的專利。

更開闊的國際觀

無論回流的華裔新貴是否真的比較會念經，一位外商公司人力資源部主管表示，在西方教育下，勇於與眾不同（stand out）、敢於「吹皺一池春水」(rock the boat)的特質，確實是台灣教育環境下的人才比較缺乏的。
而今，二十一世紀開始倒數，台灣仍正在國際化的十字路口徘徊，如何吸引國際化人才，確實是台灣當前重要的一大課題。
「台灣應該用比較開明的態度來對待回流的華裔移民，」Wang & Li創辦人王承倫，舉新加坡積極吸引國際化人才的努力作對比，強調不要刻板地認為回流華裔新貴就是來「剝削」亞洲機會，這應是彼此互惠的事。
「歸國學人不一定就是人才。我們在國外學到很多，是好或是壞也不一定，但至少是不同的，能對台灣造成一些激盪。美國不就是靠這樣的激盪，才能不斷進步嗎？」認為台灣還是有希望、但擔心新加坡正在把華裔菁英盡括囊中的「小留學生」丁廣欽也強調。
更自由、開闊、多元的世界觀，應該是台灣吸引國際化人才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