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系支離　山河破碎

這是台灣世紀末的荒謬。
早上八點多，在窄小彎曲的濁水溪河畔小路搜尋，終於來到「聞名」的高速公路「危橋」--中沙大橋。河邊，原該是寧靜、安詳的。但這一隅河畔卻是噪音、灰塵、工人與機器怪手的天下。
由於非法盜採砂石，濁水溪河床在短短幾年內，已經下陷了九公尺深。使得春節假日期間有幾百萬輛汽車飛馳其上、關係數百萬人生命安全的中沙大橋，橋墩嚴重裸露、岌岌可危。連深埋在附近的中油瓦斯管也暴露出地面。
高速公路局於是從去年開始，編了三億元經費，補救橋墩，中油公司也進行搶救工程。整個河床自此陷入機器的巨響聲中，吵鬧經年。

小眾污染，大眾負擔

諷刺的是，當下游正大花納稅人的錢修補時，不遠處的公路上，砂石車卻仍一輛又一輛，往濁水溪更上游採砂。來來回回的砂石車，排成一條車陣，染得遠處的天空，灰茫一片。
「少數人污染，讓大多數人來承受負擔，」台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十多年來觀察環保發展，指出這種不公平現象在台灣是非常普遍的。
由於政府管理不善，「天然資源被非法利用，已是司空見慣的事，」經常代表政府出國參加國際環保會議、並參與許多國內環境議題討論的工研院副院長楊日昌指出。他並舉例，在工研院能資所的調查中，有時一塊土地在規劃圖上，明明記載著是農地，卻可能「七○％根本都是做別的。」
其他如無法遏止違法超抽地下水，造成台灣近十分之一的平地地層下陷；縱容人民在集水區濫墾濫伐，造成台灣一年要淤掉一座明德水庫……，都是公權力執行不力的具體表現。
除了非法使用外，天然資源不當規劃、建設，造成公帑浪費、生態破壞的例子，在台灣也是層出不窮。
新竹市海邊，自北到南接連三大工程--南寮漁港、垃圾掩埋場、海水浴場，造成惡性循環，就是國內環保界聞名的大笑話。花了十四億經費做的南寮漁港，建在頭前溪口南岸，完工後河川沙源即被阻絕在北岸。南岸由於沒有沙源，慢慢侵蝕，於是位於漁港南端的垃圾場，部份垃圾掉落入海中。垃圾入海後，隨海流又飄到更南岸的海水浴場，使得海水浴場經年惡臭，「自完工後，一直關門大吉，無法營業，」綠色和平組織台灣分會會長林聖崇指出。
近年來南寮漁港又因為北岸積沙一直衝入港內，為防淤積嚴重，正加長堤防工程中。屆時南岸傾蝕又會更嚴重。「陷入永遠的惡性循環，」「生態、經濟雙輸，」「這根本是對台灣海流、海象未充分了解，就貿然做的建設，」許多的專家學者談到這個案子，無不感到無奈、好笑又好氣。

在垃圾堆上游泳

由於對天然生態環境缺乏深入了解，台灣錯誤決策、建設，從山巔到海邊，可說是不勝枚舉。研究海岸生態的中研院動物所研究員鄭明修即指出，沒有好好規劃就貿然施工，最後走上荒廢一途的港口愈來愈多。例如東北角的金沙灣漁港落成之日，海沙已堆滿港內，只好廢棄。龍洞南口的遊艇港，花了四億六千萬元，尚未驗收，就被去年道葛颱風損毀，精心設計的「鯨魚頭、鯨魚尾漁港造型，通通不見了，」鄭明修表示。
天然資源被違法、錯誤利用；環境、資源的行政、管理體系不善，使得台灣可說山已不成山、海已不成海、河已不成河，都市景觀醜陋髒亂。「一點也不像是一個國民所得超過一萬美金的國家，」「真的深思環境問題，會心痛，」宏電腦資訊產品事業群總經理林憲銘走過世界五十幾個國家，結論是：台灣環境品質比國民所得才三千多美元的馬來西亞差，跟兩千多美元的泰國差不多。
在高所得國家不該看見的畫面、不忍目睹的場面，在台灣一不小心可能就會幕幕映入眼簾。中研院動物所研究員劉小如在淡水河進行研究，看見的是家庭污水、廁所污水直接排到河上來。去年颱風過後，陸上所有垃圾都沖到海邊來，中華民國水中攝影協會理事長莊慶錄，在基隆海邊拍攝到人們在布滿垃圾的海水上，一邊撈垃圾，一邊游泳。
事實上，近幾年有機會來到台灣的外國人，對今日台灣環境呈現的現象，常深有感觸，甚至訝異不解。幾年前一位日本人遊歷了嘉義阿里山，見到公路兩旁的山坡地，違規種植近六萬公頃的茶葉、檳榔，從山腳一直延伸至近兩千公尺的高山上，造成水土嚴重不保，「這根本是在用子孫的財產嘛，我還以為台灣很有錢，原來真是窮。」

高層不重視環境

台灣環境問題，已經到了「今天不做，不是後悔一輩子，而是後悔好幾代，」莊慶錄表示。居住基隆市的莊慶錄，幾乎每天潛水，二十多年如一日，見證了台灣沿海多采多姿的珊瑚，由於淤沙、垃圾，已死亡殆盡，而魚貝類也因過度捕捉而大量減少，令他憂煩在心頭。專職在餐廳中演奏鋼琴的莊慶錄甚至自做了一首歌：「不一樣的海洋」。
當莊慶錄自彈自唱「模糊中我無法看清，曾經是鏡頭裡的夥伴（海中生態），原來他們已離我遠去，消失無蹤，」每次唱到「消失無蹤」時，聽眾總覺得他幾乎要流下眼淚，深深思念著曾經親密的朋友。目前喜歡潛水的台灣人，要到國外才能看到無污染的海洋，莊慶錄在這首歌的尾巴中，幾近控訴地唱：「為什麼一樣的天空，一樣的地球，而我們擁有的，卻是不一樣的沙灘，不一樣的海洋。」
到底台灣環境，要如何在困境中走出一條路？
「國家有哲學，民間有活力，」參與環境事務討論研究十多年的台大心理系教授黃榮村，點出這個前景。所謂哲學，指國家應有指導原則；所謂活力，是指人民應有熱誠，一起參與環境議題的改善，就像有三、四百萬人是慈濟功德會的會員一樣。「台灣人熱心在宗教、政治上捐獻，能同樣拿到環境上就好了，」他期許。
但現實上，由於台灣最高決策單位對環境仍然不夠重視，沒有給予應有的地位，造成今天台灣的環境事務，距離黃榮村教授的理想，仍然相差遙遠。許許多多長年在環境上努力的研究人員、環保團體、民間人士，甚至政府官員，都表達了類似的訊息：「環保不受上層重視，今後最好從總統、行政院長、內閣官員先教育起」。「如果總統沒有環保的構想，就要促使他有這個構想，」台大環工所於幼華教授指出。
在台灣面臨缺水、水質嚴重惡化的社會氛圍中，不少關心環境的人士對於李登輝總統擁有七張高爾夫球證、購買在水源保護區的別墅--桃園鴻禧山莊，尤其不能諒解：「上行下效，最上面的人都這樣了，國家哪能有長遠的眼光，」台大地理系一位教授批評。

環保憲法遲到了二十多年

近幾年來立法院為許多政治法案，朝野政黨捉對廝殺了多少回，但堪稱環境憲法的「環境基本法」，自環保署成立以來，八年了，還一直在立法院排隊。「這背後顯示，執政當局沒把環境當成施政重心，」環保署一位官員忿忿地抱怨。而環境基本法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歐洲各國，早已經在二十多年前就有了。
一九六○、七○年代，當環境議題變成美國社會重要問題的時候，現任台北市環保局長林俊義正在美國深造生態學。回國這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努力引進環保觀念。去年擔任環保局長後，他深有感觸，台灣始終沒有跟著世界環保理念的轉變、發展而改變：「世界理念、行政法則在變，但是我們不變，使得今天台灣環境單位，在預算、組織、人力、架構上，都無法發揮。」
擔任三年半的環保署長，張隆盛也承認，能把環境相關業務通通擺在同一個屋子裡辦的國家，在世界上可說是很少，「但是像台灣這麼小的國家，環保業務分得這麼散的，在全世界也實在是少見。」
環保署副署長陳龍吉即指出，世界上一百多個主要國家都有將環保業務集中事權的趨勢，並且提升層級，從單純的管制污染，到主動的管理天然資源。例如國土規劃、野生動物保育、國家公園、污水下水道等環境工程，都集中在許多國家的環保部內。但是在台灣，目前最上層的國土綜合開發計劃歸經建會，中層的區域計劃、執行又歸內政部，國家公園、地下水道建設屬內政部營建署，自然生態保育屬農委會、水資源屬於經濟部……。
業務分割太細、格局小，使得台灣環境管理、資源規劃，無法從國家整體資源的利用分配來看。環保單位只能被動，「只能一個案子、一個案子看，沒法看一個區域，更何況要全面關照，」台大黃榮村教授批評。

大家各管各，誰來管總體

台南縣七股鄉濱南工業區開發計劃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由於工業區預定地旁，每年冬天有總數超過世界三分之二、瀕臨絕種鳥類--黑面琵鷺棲息，而七股案也計劃將台灣西海岸僅存的兩個潟湖之一填海造陸，興建七輕石油裂解廠、燁隆大煉鋼廠。提案至今二年多來，一直引起關心沿海溼地、鳥類生態的社會人士極大抗議。
在社會輿論壓力下，經濟部不曾公開承認支持這個案子。但由於整個投資額高達台幣三千多億元，可為台灣增加一年超過一％的國民生產毛額，實已獲得經濟部大力支持。在台南縣政府的公文中記載著，在一次經濟部與地方政府、業者的協調會中，經濟部官員明白發言：「這項建設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極大，必須大力支持。」
當這個案子的環境影響說明書，在約一年前送到環保署審查時，可說已經成為國內資源規劃「本末倒置」、各說各話的最佳案例。今年四月份召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時，十多位委員大多發言批評經濟部、工業局，為何不引導企業到生態較不敏感的地區，或是政府已經規劃好、面積高達一萬五千公頃的雲林離島工業區。
但負責工業區開發業務的工業局，對此批評則是滿腹苦水。「土地規劃不歸我們管（歸內政部），」「為何主管生態的單位（農委會），不先把環境敏感生態區域先畫出來，明定哪些地方不能開發？不要等開發案做出來，才來杯葛，」工業局官員指出。
只管污染「管不著」生態保育的環保署，通過七股案第一階段審查時，引起環保人士批評有放水之嫌，但環保署也同樣滿腹苦水。「通盤規劃是別人要做的，我們只能做個案審查，」「別部會先置作業都沒有做好，還沒有海岸整體規劃管理策略，使得我們承擔那麼多的壓力與負擔，」環保署官員也抱怨。
台灣環境管理的基本架構、原則尚未建立，可是開發的壓力卻來勢洶洶。在無知，或重視經濟成長的狀況下，犧牲環境品質的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內政部這幾年才開始制定「海岸法」，試圖對所有海岸開發，找出規範的準則。但是海岸法還在草擬修正中，近幾年全省從南到北的海岸開發計劃，卻已不斷提出，光是工業區填海造陸工程，就將近二萬多公頃。其他還有濱海道路、碼頭、新市鎮開發等。
在一次海岸開發研討會中，即有與會者半開玩笑地說：「等所有基礎法令、資料都建立好時，台灣海岸也早已開發完畢了。」

選舉文化怠忽執法

除了橫向分割混亂，台灣環境管理體系也有縱向「鞭長莫及」的四級政府問題。實際負責執行、取締非法工作的地方政府，限於人力、財力與地方選舉文化、人際關係網絡，常常怠忽執法。最後，台灣的天然資源、環境成為犧牲者，而人民與後代子孫，終將成為受害者。
公權力不彰，是癥結所在。
林務局長何偉真對山坡地的濫墾濫伐，深有感觸。據林務局統計，全省約有九十萬公頃（約佔台灣面積四分之一）接近公路、都市邊緣的山坡地過度開發，嚴重破壞水土保育。可是應該執法的縣市政府，「首長是民選的，取締的事才不願意管，」「讓我們林務局背黑鍋，人民以為不種樹就是林務局失責，」何偉真表示。
縣市政府在選票壓力下，不願得罪選民。林務局在二千五百公尺上的阿里山林班地，被人民砍去樹枝，使樹木只能往上長高，卻不能長粗，「變相死亡」後；再剷平表土、施雞糞肥料，盜種二百六十多公頃的山葵。學術界稱山葵會產生「殺嬰現象」，辛辣的山葵長後的土地，要再種樹已很難。
但這案件同樣在民意高漲的時代下，有層層民意代表「關切」，終究無法遏止。這個「聞名」的違法區域，前年還引起監察委員們「生氣」，組了一個考察團，浩浩蕩蕩、興師問罪般地前去了解。可是至今兩年快過去了，事情依舊沒有解決。
幾年前，李登輝總統巡視嘉義，來到林務局辦公室，碰到陳情民眾時，他當眾表示「研究看看，是不是可以共存，上下都利用（樹照長，山葵照種）。」這個隨口說的指示，今天已成為人民的護身符：「總統都說上下都利用了，為什麼林務局還如此刁難？」使得林務局的執法工作，更加為難。
公權力不彰，加上錢少、專業人才缺乏，而面對的又是一個已經累積四十多年污染、破壞的台灣，使得環境工作推動困難重重，績效難以顯現。環保署長張隆盛指出，現在人民的期望一直提高，超過政府所能做的，所以大家對環境工作並不滿意。
在政府眾多局限中，錢是一個因素。比起先進國家，台灣的環保經費是少多了。根據環保署最新比較台灣、日本、美國、西德，發現台灣每人享有的環保經費，每年是一百三十美元，而其他三國都超過四百美元，是台灣的三倍多。
環保經費不足，使得最重要的環境工程--污水下水道，在地方首長本來就不太重視、又沒錢的情況下，當然就「順理成章」地一拖再拖。去年底，內政部營建署探討下水道普及率偏低的原因時指出：「地方政府均優先辦理道路、橋樑、公園等易顯政績的公共工程，不願主動推動下水道。」事實上，行政院早有政策，只要地方編出下水道經費，中央即提撥對半補助，但是「乏人問津」。多年來台灣下水道普及率仍然只有三％，比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還低。
在台灣一片開發熱的情況下，高鐵等道路建設經費，預算一編就是上千億；但是自民國六十六年到八十四年近二十年間，全台灣花在下水道的建設經費，總共才六百多億元。
早在一九六○年代，當西方先進國家開始注意環境生態危機時，美國政治學者威廉．奧佛斯，就提出前瞻的建議，認為今後的政治設計應該具備「生態匱乏的倫理」，否則「我們今天的浪費與放蕩，似乎可怕到我們的子孫都不願意想到我們。」
奧佛斯在著作「生態學與匱乏政治學」一書中指出二個重要關鍵，正是今日台灣環境行政體系最缺乏的。
一是政治機構必須能保護生態的共有物質，以免受到自由個人的破壞。唯一的方法，是政府公權力。
二是官員們狹隘的理性規範、辦事方法，與環境管理所需的「生態整體觀」格格不入。不合理的事權割裂，造成生態資源管理更形困難。

建立未來倫理

早在幾世紀前，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就曾經說過：「凡為最大多數人共用的東西，必然受到最少的照管。」現在整個地球共有資源如水、空氣、大氣、海洋、森林……的集體匱乏，正驗證了先哲的智慧。
而全世界人類，在這二十世紀即將結束前，無不思考如何因應新的時代，如何轉換價值、調整行為，拯救自己的環境，並擴大至整個地球。
台大大氣系教授、全球變遷中心主任柳中明曾說，全世界都在談永續發展，但是「台灣沒有永續發展可以說，在環境方面，領導者太短視。」
目前還看不出有強烈「未來倫理」的各界領導、政府與民意代表，是該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