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新領導 — 人格　真誠　理想

從波羅的海到安地亞海，鐵幕已經降下，自由世界必須準備應戰，」五十年前，邱吉爾在美國密蘇里一個小鎮上，發表了這篇演講，告訴世人，勿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輝煌戰果所惑，共產國家會帶給世界更大的威脅。
五十年後，邱吉爾的忠言依然鏗鏘有力，但是在當時，全世界士兵正解甲歸鄉、享受太平歲月時，他的忠言激怒了很多人。
「領導者勢必逆時代而行，他總超越人們的肩頭，看著遠方的山頭，」一位歷史學者在紀念邱吉爾這項著名演說的五十週年儀式上說。
去年，羅斯福總統去世五十週年，出版界、歷史學家紛紛討論羅斯福的領導風格，為什麼能夠帶領美國走出經濟大蕭條，贏得二次世界大戰。
「除了時代創造英雄，這位英雄更創造了時代，」歷史學家史勒新格說。
對照著現代政壇上的領導人，不管東方、西方，不管台灣、世界，很多人不禁要問：「偉大領導人到哪裡去了？」

只要有人類，就必須有人領導

儘管在民主多元化時代裡，有人鼓吹反權威、反領導，呼籲每個人成為自己的領導人，但人們總渴求，在芸芸眾生中，能夠有人排紛解難；在世事紛擾中，有人能如晨鐘暮鼓，指點迷津。縱使在民主發達的美國和歐洲也不例外。
時代雜誌曾在一九七五及一九七九年分別選出美國未來領袖人物（美國現任總統柯林頓當時以最年輕的州長而當選），但讀者批評紛至沓來，認為時代雜誌鼓吹菁英思想。經過八○年代，時代雜誌又重新選出五十位未來領袖，橫跨各行各業，有微軟總裁比爾蓋玆、最年輕的州長等。
「在我們心底，總希望有一個人，可以讓我們認同，」對這些現象，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加德納分析，「男性尤其需要領導人物，如父親般讓他們心安。」
在今天戰火時起的國際，同樣渴求領導人。儘管正式冷戰已結束，美國不願再擔任國際警察，但是當台海兩岸真槍實彈、戰爭一觸即發時，英國倫敦和以色列街頭鮮血橫灑，近百人已因炸彈埋伏喪生時，國際仍然期望美國能出面干預或主持正義。二十世紀前半，主要因為英、美、法、德等國國力相當，沒有單一國家具決定性領導權，有一言九鼎、斡旋調停的威望，情勢一再惡化，終於釀成兩次世界大戰，「只要有人類，就必須有人領導，」加德那說。
時代在劇變，世界各個角落都能感受到劇變帶來的不安、混淆、惶惑，更尖銳地刻畫在很多人生活裡。「我們在無人導航的海上，駛向不可知的陸地，」五百年前哥倫布登上船隊時所說的話，同樣適用在今天。

信任崩潰 社會動盪

歐洲、美國長期為失業所困，過去，營運不好的企業才裁員，現在營運良好的企業也開始裁員，以備萬一。根據紐約時報統計，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四分之三家庭曾遭遇裁員風暴，三分之一家庭中有人失業。失業引起的家庭破裂、社區疏離、自我價值感淪喪，使美國陷入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強烈的不安全感。
「我不是人，只是機器，公司希望我一插上插頭，就能賺錢，」新近遭解雇的銀行行員說。
台灣情勢更緊急，三月底，當政治激情已逝，台灣選完中國五千年來第一位總統。橫在新任總統前的是，兩岸是和、是戰，是分裂或統一？要什麼樣的國際空間？兩岸對峙，對台灣經濟有何影響？
「這才是台灣存亡的關鍵，總統選出來只是第一步，」熟諳台灣情勢的南加州大學教授康那說。
但就在各國領導人，任務日益艱鉅之際，領導人的權威、信任卻迅速崩潰中。
在台灣，根據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調查，民眾對政府首長滿意程度，五年來掉到最低。凡是應由政府負責的工作，如治安、環保、社會公平，近年來不滿意的人都達一半以上（天下國情調查）。「這些都是基本需求，」一位海外僑民表示，「政府連這個都不能給，其他還談什麼？」
對領導人不滿，已成為世界現象。根據美國新聞週刊統計，三十年來，美國人民對行政部門（主要指總統）的滿意度從四一％降到一二％，對國會的滿意度更從四二％降到個位數字八％，加拿大前任執政黨在選舉前，甚至只有三％的支持率。(表一、表二)
不管對國家有多少貢獻，沒有一個執政黨可以保證長遠勝利。三月初，一手創建新澳洲（開放經濟、開放移民、脫歐入亞）的工黨在全國大選中大敗。兩天後，西班牙選民又摒棄了領導二十餘年的執政黨社會黨，希望藉保守黨施政來刺激經濟。
對政治領導人的不信任，如瘟疫似地蔓延到其他部門，如新聞界、大企業、大學，甚至醫生。根據美國新聞週刊在一九九四年的統計，美國人對媒體有信心的只有一三％，對醫生有信心的只有二三％，「以前我們視為理所當然，可以保護我們的人或機構，不知到哪裡去了，」哈佛大學政府學院教授海夫茲說：「領導危機使得夠動盪的社會，更加動盪。」

會選舉的，不一定會治國

領導危機顯現的是制度危機、社會危機，乃至時代危機。
例如，兩百多年前，當法國大革命號角響起後，全世界都以追求民主為最高目的；五年前，東歐、東德、俄羅斯相繼脫離共黨統治；十年前，台灣宣布解嚴時，很多民眾欣喜若狂。許多人認為終身嚮往的自由已達到，但未幾即發覺，光是民主政治，解決不了根深柢固的貪污、腐敗、特權橫行，也不能防止領導人的一意孤行。反而因為有選票依恃，而更加變本加厲。「民主只意味政黨可以自由競爭，」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柯時東說:「已腐爛的根救不回來，還會更加腐爛。」
西方國家近年來也發現，民主已出現很大的困境，例如民主本應自然產生制衡，各種團體都能發揮影響力，但每個團體能動用的資源不同，因此影響力各有差異。例如在美國，財大勢大的銀行業公會，就花費鉅額招待國會議員及助理度假，希望國會放鬆對銀行的管制，准許銀行成立財務投資公司、投資風險基金等，「但存款人的利益，誰來保障呢？」一位新聞記者報導。
另一面，美國的社會觀察家也早已發覺，在電視競選花招百出後，經由民主程序出來的領導人，能夠競選，卻不一定能治國。「他們智力平庸，提不出遠大目標，最大的才能，是把複雜問題簡化，」加州大學教授柯時東憤憤地說。例如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布坎南，就把最近的失業問題，歸於移民及外國貨搶走了這些人的飯碗，而忽略是一連串科技發展及經濟國際化的交互影響，（另一位候選人杜爾則根本不提），這和台灣一些政治人物競選時，把各種問題簡化為省籍、族群問題，有異曲同工之妙。
各國的政黨也同樣令人失望。「政黨永遠把自己需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戰略和戰術高於國家目標，一旦選上，就會將選民拋於腦後。」羅馬俱樂部在前年發表的「全球革命一書」指出。（羅馬俱樂部係由一群關心世界長程未來的歐美學者、企業人士、、政界人士所組成，一九七○年代發表「成長的極限」轟動一時。）

資本主義的極限

「民主是所有制度中最壞的一種，除了那些比他壞的外，」英國政治家邱吉爾曾嘲諷地說。
除了民主制度內涵在現代急速變遷下，待重新充實外，許多奉為圭臬的理念與意識形態也開始動搖。
經濟學的寶典--資本主義，已正在破解中。「全球革命」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的主要工具--自由市場，往往利用人類自私、貪婪心理，引起經濟動機，相互競爭。但市場只能反應短程訊號，並不適合處理長程影響、代代相承、和人類共有資源等問題。市場的無情運作，會導致剝削、忽略社會公平，以及耗盡未來重要資源，如石油、煤、森林等。
美國、歐洲都發現，縱使企業已具競爭力（去年美國五百大企業利潤達五年來最高），但要他們負起照顧員工的責任，如與員工分享利潤，給予員工再訓練，以免大規模裁員，「簡直如等待果陀，」美國商業週刊評論道。
總經理、董事長因為營運轉好，不斷為自己加薪、分紅，對社會卻吝於投資。五年來，美國企業捐贈非盈利機構的金額減半；二十年來，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只增加五％。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且貧窮者鮮少翻身機會，犯罪層出不窮。
「企業有競爭力，不代表國家有競爭力，」哈佛大學管理學院教授洛奇警告，一意發展經濟、不重社會公平的國家，應以美國為殷鑑。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不但認為資本主義有極大限制，更認為它本身體系裡就有極端矛盾處，例如它一面鼓勵投資，又一面鼓勵消費，梭羅在最近出版的新書「資本主義的未來」裡說：「一味實行資本主義，將把我們導向新的黑暗時代。」

科技帶來新危機

領導危機更起於社會因經濟、科技而起的急遽變化，而產生的社會焦慮、沮喪、不滿。「不要說政客不知道選民要什麼，連選民自己要什麼都不知道？」美國新聞週刊作家山繆森說。
在美國，很多演化心理學家（最近出來的心理學派別，研究遠古人類的心理和現代人心理的比較）發現，人類演化的速度遠遜於科技的速度。人類身體、腦、感情不但容不下大哥大、電腦等新科技，連我們視為舊的科技--火車、電話、電報，其實也違反人類自然的生存情境。
而這種種新科技的發展，如汽車、微波爐、乃至現在最時髦的網路，最主要的影響是減低人與人相互依賴性，但這又違反人類群居的本性。又加上為求成長，一味追求效率，導致社會更多的焦慮、沮喪、精神失調。據統計，工業國家裡，患憂鬱症人數每十年增加一倍，一五％的美國人患有這病。「為了效率，犧牲了人類特具的心靈，會使人類一切進步盡歸枉然，」社會學家韓第說。

人格先於能力

全世界都處身劇變洪流中，和平難求，回歸舊時代也不可能，新時代會以什麼面目出現？是巨獸？是恐龍？還是祥和溫馴之鴿？
在這樣的巨變之下，人民對領導人要求也有很明顯轉變。綜合訪問的領導學家表示，對領導人信任是第一要件，要取得信任：人格先於能力，理想勝於才情，真誠優於策略。
變動時代，優異的領導人，要有下列四種條件：
一．提出凝聚人心的目標：在多元化社會裡，領導人任務倍加艱鉅，卻沒有一呼百諾的影響力。此時，「平庸的領導提出來的，往往是『他們╱我們』模式，只能凝聚自己團體，不能凝聚他人，」加德那說。
例如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採取這項策略，到後來，只有愈來愈對立，無法打開僵局。正如今年初國會遲遲不通過預算，逼得政府關門三個星期，服務停擺，使美國面臨八十年來最大的危機。
而台灣的國會休會、社會分歧也是欠缺凝聚的表現。
擬訂有凝聚力的目標，其實也不難，領導力課程裡都有。但要醞釀這些目標，卻需要時間，找出人們共同需求，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目標是領導人深信的，從他成長經驗裡孕育出來的，他才能內化而隨時衍生、舉例，也才能孜孜不倦地推動，讓人民能感覺他的熱誠。因此，如果領導人從小憤世嫉俗，則很難訂出超越族群、黨派的遠大目標。
美國阿斯平領導學院主任奧圖，推崇捷克總統哈維爾是最能凝聚各種團體的領導人物。一九八九年，作家出身的哈維爾領導捷克人民，掀起天鵝絨革命（平靜、不流血革命，就如走在天鵝絨上沒有聲音），推翻共黨統治，但他的工作並沒有結束。面對哈維爾的是各種利益、意識形態大相逕庭的黨派，有極右派、無政府主義，也有極左派、環保派。但哈維爾上台後強調的是人類的良知：「我們的責任是超越家庭、國家、公司及自己。」
他不但說到，而且做到，當國會削減他做總統職權時，他和平地接受，當國會準備將斯洛克分出捷克而獨立時，他和平地辭職。在對美國國會演講時，他祈求美國做的，不是投資或經援，而是幫助蘇聯（當時共黨統治尚未崩潰）和平邁向民主，「使歐洲和世界免於浩劫。」
「每個人都希望有個神聖崇高，而且遠大的目標，」柯時東說，「但我們希望領導人提出來。領導人提不出來，就很難激起人民的熱情。」
二．操守清廉：全球從去年開始，世界主要國家皆大力掃除貪污。不但義大利的政經領袖鋃鐺入獄、韓國兩位前總統盧泰愚、全斗煥正在接受世紀大審、美國總統柯林頓兩年多來，一直為白水案（涉嫌圖利開發商）所困，將成為他競選連任時最大的包袱。
「貪污是民主的頭號敵人，」奧圖說：「任貪污蔓延，民主也終將滅亡。」
貪污更讓人民對民主喪失信心，一些人會開始懷念起舊日威權統治時，倒不見如此腐敗，尤其在新興民主國家裡，容易走回頭路。例如去年底，波蘭總統大選，領導波蘭人民，組成團結工聯的華勒沙，競選連任失敗，敗給他當年鬥爭勝利的共產黨候選人，因為波蘭人民對他擴張權力、縱容家屬貪污，以及逃漏稅，深感厭惡。「葬送了他自己手創的民主，」奧圖說。
三．強調人性價值：在焦慮，劇變的年代中，人們開始尋求復古的價值觀。因為物質、科技已證明走不通了。「我們在自己文明中，構築了一個虛假的世界--塑膠花、冷暖空調、從不開啟的窗戶，不知晴雨的白晝、永遠閃耀的夜空，」美國副總統高爾在就任後曾經寫下這段話，激起了很多人共鳴。
今年，美國大選主題多環繞在打擊犯罪、重視家庭、重建社區。「人們希望再度生活在謙和、輕鬆、誠實、互信的環境中，」哈佛大學領導力教授加德那說:「他們希望領導人能帶頭做起。」
四．誠心對待選民：競選人開空頭支票，承諾無限，往往使民眾對領導人失去信心，而且更「使人民認為什麼都是應得的，就像嗎啡，愈來愈上癮，政客就是供應嗎啡的人，」專欄作家山繆森說。
政客更習慣低估選民智慧，隨著社會日益多元化，各種問題利益糾葛，很難用簡單答案就可解答。許多領導人曾經以壟斷知識而鞏固地位，但隨著教育及資訊普及，今天的選民比領導人知識更淵博精深，但許多領導人仍以以前的心態，簡化複雜問題。甚至為了討好選民，很多領導人習於用單句作答，或故做聳動之言，讓選民能夠記憶深刻。
美國參議員魯格在共和黨初選時，希望打破這種慣例，因為他認為簡化對選民很不公平。但他每講一個問題，超過五分鐘時，觀眾就開始不耐煩，離席而去，在初選中，他總是敬陪末座。但他一直堅持這種溝通方式。
哈佛大學教授加德那認為，政治界應該多一些像魯格一樣的候選人，因為溝通模式，是人與人之間約定成俗，如果社會鼓勵深度溝通，政客就會往這種方式走。「追隨者更有責任，不為簡單答案所惑，」他也認為。
在世事劇變中，「領導人應該告訴人民，要如何因應變局，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甚至要犧牲，」時代雜誌專欄作家藍斯說。
環視世界、追溯古今，因人格領導而成功的，比比皆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國父、領導印度和平抗爭的甘地。在歷史洪流中，他們如中流砥柱，永遠有一方天地。
三月底，台灣人民選出四百年來第一位總統，台灣也面臨四百年來最關鍵時刻，存亡興衰，台灣仍握有極大的自主權，端看新任總統對中國大陸如何運籌帷幄，對國內消滅金權黑道，以凝聚共識，以敉平人心憤怨。
領導人要爭一時，還是爭千秋，應該有很明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