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泥陷入什麼樣的泥淖？

　從台塑董事長王永慶萬言書痛陳工業區土地開發弊案，批評相關規章制度墨守成規；台泥因花蓮擴廠受阻，傳出政商勾結，經辦的工業局官員「以死明志」；到台塑總經理王永在抱怨台灣經營環境惡化，傳出倦勤，台灣石化王國台塑集團因而有意出走，在在顯示出台灣經濟、社會正走到一個重要關卡。
　「過去四十年賴以創造台灣經濟的舊體制、舊法令、舊心態，無法因應新的社會脈動，卻又沒有建立新的遊戲規則，」一位觀察者指出，人民、企業、官員都在各種政治、經濟、環保壓力下，被擠壓得扭曲、變形。
　台泥花蓮廠擴廠案，具體呈現企業和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困境。

舊勢力被挑戰

　就在台泥董事長辜振甫頂著部長級的頭銜，以經建會委員身分代表總統出席日本大阪亞太經合會之際，辜振甫的兒子——台泥總經理辜成允，卻因台泥花蓮廠行賄案，由證人變成被告，被花蓮地檢署以破紀錄的一百萬元交保。
　台泥不僅因此行賄調查案企業形象大損，高階主管可能因此吃上官司；已投資四十四億元的台泥花蓮廠更被迫停工半年以上。
　台泥是台灣第一個上市的公司，長期以來台泥董事長被視為工商業龍頭，而台泥在一千大製造業中，排名二十七，在台灣水泥業中產量高居第一。因此台泥花蓮廠擴廠案受阻，不僅具有水泥業未來發展的指標意義；台泥行賄疑案的發展，更成為台灣企業未來在地方經營設廠的參考。
　在台泥花蓮擴廠的爭議中，反台泥人士強調台泥違法興建，又沒做環境影響評估；台泥則認為完全依法申請，卻不能復工。
　問題的癥結出在，在台泥案的審查過程中，「處處出現相關法令多如牛毛，但卻又規定不完整的情形，」一位熟悉台泥事件的人士指出，在法令跟不上時代的改變、審查不確實、行政裁量權和圖利他人界線不明的情況下，造成了台泥案的諸多爭議（見表），更因此形成台泥、政府、社會三輸的局面。
　台泥申請擴廠從審查、核准、停工到爆發弊端，過程長達四年，目前許多承辦人員已離職，而全部申請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經手的單位近十個，牽涉的法規更是複雜。
　與中央和花蓮縣許多行政單位熟識的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研究所所長徐國士，忍不住感嘆地說：「在台泥花蓮廠擴廠的審查中，每個關卡都很鬆散。」
　從中央到地方，因為沒有標準，大家各說各話，也都把皮球往別人身上丟。

每個關卡都很鬆散

　工業局局長尹啟銘認為，台泥是停掉第一、二條生產線，在既有廠區中設三號窯，且二號窯已用了二、三十年，需要更新報廢。所以工業局在行政裁量權下，認定台泥花蓮廠為「汰舊換新」，而非擴廠，因此審查權在地方。但花蓮縣縣長王慶豐卻認為：「縣政府只是文件轉呈單位，不能讓縣府背黑鍋。」
　以「汰舊換新」的認定來說，一位熟悉相關法規的花蓮縣府官員卻指出，「工業局擴張法令解釋，」在所有相關法令中，工廠變更僅有增建、擴建、改建、修建，並無汰舊換新的說法，他指出，而且是否擴建牽涉到建築法和都市計劃法，是屬於內政部主管範圍。
　環保署一位官員則指出，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法，凡是產能增加一○％，就必須要重做環境影響評估。而台泥在花蓮的產能，由原先二十萬噸增加到一百五十萬頓，擴充七倍半。因此他對地方政府在審查過程中，沒有要求台泥要做環境影響評估，甚至也沒有任何環保機關審查台泥所做的環境說明書，表示不解。
　「政府只知互推責任，好像萬方無罪，罪在人民，」一位觀察者不滿地表示。而環保聯盟會長台大資訊系教授高成炎，則認為政府是多頭馬車，沒有真正的權責單位，給了業者逃避或鑽漏洞的機會。
　台泥總經理辜成允表示，台泥沒有要規避環境影響評估，但是由於後來主管機關沒有要求要做，就停下來沒做。「還差幾個月就完成了，現在若要台泥重做，期間的損失，如何向台泥的股東和投資者交代？」辜成允不滿地說。

舊心態舊做法

　台泥在花蓮擴廠案上，以舊有的心態和做法行事，也是造成糾紛不斷的原因之一。
　水泥業由於過去被定位成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近年各水泥公司在台灣各地不斷遭到圍廠抗爭，而業者多半「拿錢消災」，被迫以金錢滿足某些地方人士的要求。
　台泥在花蓮擴廠遭受阻礙後，經營階層也採取傳統慣例，欲以「敦親睦鄰」的做法，敉平反對聲浪。而地方上也開始流傳著台泥「二億元消音計劃」，及地方民代是因為包工程擺不平而反對，甚至勒索台泥的說法。
　直到九月二十六日，爆發行賄疑案，檢調人員搜出台泥花蓮廠廠長魏建新的行賄記事簿、帳簿的證據後，收押包括台泥副總經理莊惠鼎在內多位高階主管，而花蓮縣議員盧博基、市代莊枝財和媒體記者盧博梭（盧博基的弟弟）也被交保候傳。
　「台泥行賄也是被逼的，」一位台泥員工私下表示。「台泥沒想到這一次踢到鐵板，」三歲就到花蓮，省交通處東部鐵路改善工程局副總工程師傅子仁認為，台泥對民意的潮流認知有差距，所以當正常管道沒有進展時，才會「狗急跳牆」，走旁門左道，希望讓投資加速。
　走進台泥花蓮廠，在風沙中，簇新的三號窯兀自聳立在青山綠水之中，台泥花蓮廠簡單卻陳舊的辦公室，隱隱透出企業受到非經濟因素阻礙的無奈。
　台泥花蓮廠副廠長陳如磋，不斷強調未來水泥業將面臨供應不足，水泥需求量比產量高，因此台泥花蓮廠的更新是對台灣和花蓮最大的回饋。
　而工業局局長尹啟銘也一再強調水泥業是民生工業，如果台泥一切合法，花蓮應給台泥生存空間，認為反台泥的行動是「有心人士在誤導。」
　相對於花蓮人追求不同生活價值的心情，中研院經研所研究員蕭代基觀察，台泥和工業局仍被動地採取傳統的做法，沒有積極和當地居民溝通，是造成阻力的原因之一。「即使溝通，也只想和當地比較有力量的民意代表溝通，沒想到民眾的反彈如此大，」他說。
　「欲速則不達，」長期研究台灣經濟和環境衝突問題的蕭代基表示，政府政策和產業界的心態都要改變。過去工業局總是站在管理者的角度，不重視民間的聲音，而業者也以為只要得到工業局的認可就可以。他遺憾地認為，台泥並沒有從過去中油、台電，乃至台泥宜蘭蘇澳廠的經驗中學到教訓，「雖然合法，卻無法符合現代人民要求環境權的趨勢，」蕭代基指出。
　在過去中央集權的結構下，中央的決策和法令很容易貫徹。但是隨著權力結構的改變，「地方政府在選票的壓力下，已愈來愈不願為中央決策得罪民意，而過時的法令又跟不上時代需要，」一位研究亞洲各國污染性工業設置的學者指出。
　「如果沒有對國家資源分配有一個整體規劃，就回到叢林法則，大家搶，誰有力，誰就有理，」台大社會系教授蕭新煌認為真正合理的方式，應該是政府有明確開發東海岸的方針，而不是「因為有抗爭，才反對。」

舊體制已無法運作

　政策不明確，企業界也是受害者。台泥總經理辜成允認為：「如果政府一開始就告訴台泥不可以，我們也可以接受，但不是在投資了四十四億，快完工時，才告訴我們不能做。」在台泥花蓮廠受阻後，台泥已加速海外投資計劃，並暫停在和平水泥專業區近千億的投資。
　蕭新煌以「得了精神分裂症」形容台灣目前在經濟和環保中兩難的困局。他表示，執政當局沒有國家的長遠規劃和目標，既在民意壓力下重視環境問題，但又繼續推動許多與此相違背的工業政策。「都花了很多錢，也都很努力地做，但一碰在一起，就產生很大矛盾，」蕭新煌強調真正的關鍵在國家的發展政策，能不能落實到地方產業和工業的發展方向。
　面對新時代的思維方式，政府應在建立國家未來發展的共識後，協助企業和地方建立新的遊戲規則，才是解決不斷抗爭，造成社會各種資源浪費的長遠之計。
　對於台泥的僵局，曾參與台泥宜蘭蘇澳廠協調的蕭代基，認為宜蘭縣台泥蘇澳廠的處理模式，也許可以成為一個參考範例。也就是由縣府和地方人士與台泥談判，設立一個監測委員會，與台泥簽下協議，具體地將污染標準和回饋措施納入協定之中。
　「協調過程中，互信最重要，」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學院，風險管理與決策中心教授古倫特，以長期研究美國污染性工業在地方受到抗爭的心得強調。

建立新的遊戲規則

　但是台泥和反台泥人士在經過長達半年的衝突，和在地方耳語互相抹黑的經歷，雙方已完全失去互信的基礎。「我不敢談，怕一談，就被人家說是妥協、收賄，」一位反台泥人士說；「台泥已被認定有罪，戴上帽子，做什麼動作都被質疑，」辜成允也很無奈。
　被雙方都批評「沒有擔當」的花蓮縣政府，顯然並未在其中扮演中間人的角色。辜成允表示願意比照宜蘭蘇澳廠模式，「但目前彷彿無政府狀態，不知找誰談？」辜成允強調只要有遊戲規則，企業願意遵守。但不是在地方政府要求下，「東補一個文件，西補一個文件，但是仍不知是否能復工？」「不確定性是讓企業最難做的，」辜成允說。
　隨著環境意識升高，全世界幾乎都必須面對居民反對污染性工業設在自家後院的現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為污染性工業設置，而引起衝突的情形也一再重演。現在，許多國家都已開始重新修正政治過程（political process），為根本解決衝突，讓地方政府參與中央產業政策的決定，使環境或民意的要求在一開始就得到充分溝通。辜成允從企業的角度也肯定這種趨勢，「應該有更有效率的決策，有了清楚的規範後，企業界才可以評估能不能做，」他強調。
　蕭代基參考先進國家處理同樣問題的模式，建議修正污染工業申請的核定方式。他認為政府應改變由上而下，集權和管理的角色，改採企業和地方協商的方式，落實地方自治、污染者付費和行政過程合理化的精神。讓民意不只是表達，而是整體計劃在經由居民評估正、負面的影響後，再做最好的選擇。
「關鍵還是在政府，」蕭新煌認為，只要有清楚的規範出來，企業會去遵守。「企業不怕高標準，就怕沒標準，」一位社會觀察者分析。
　在追求更高水準的環境、生活品質和維持經濟發展間，有沒有雙贏的機會，就看台灣政府、企業和民間能不能建立共識，創造一個新的遊戲規則，讓企業和地方在互信的基礎下，共同追求永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