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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選擇如何對待台灣?

沒有抗爭的激情,不是革命的猛暴,一群樸拙的老農夫開始掃街,踴躍捐錢為暗路裝燈;熱情的法官在人情與義理掙扎中,堅持改革體制的理想;在金權台灣推動乾淨選舉的教授和學生,熱情說服候選人不買票;五歲的小女孩,在公廁前的小巷地面貼畫,美化原本髒臭的環境。他們沒有企圖改變這世界,卻在無形中將台灣往前推一大步。

社區改造-永康街-公民運動 圖片來源:天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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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進宜蘭礁溪,沿宜六線公路走,過了一座小小的橋,眼前不禁一亮。秋陽烘得路邊的黃金榕暖洋洋的,藍天映得粉紫色的雪茄花嬌艷非常,新鋪的柏油路上沒有一片紙屑。幾位老農打掃完廟埕,看見訪客,熱絡地打招呼。

「阮玉田名聲那麼好,人客常來探看,阮如果不勤快一點,人客來了一看,不是那麼一回事,會給人笑,面子不能輸,」快七十歲的李鏗泉看著路邊的花草樹木,好像看著爭氣的兒孫。他的名字寫在花旁的矮木牌上,這一小段路,是他的責任區,他常常放下田裡的工作,來拔草澆水。

也不過半年多前,這條路只有五米寬,路況很不好,經常出車禍。村裡請省公路局來拓寬、鋪柏油路,但公路局說,路兩旁是私有地,沒有同意書,不能做,怕引起地方反彈。村長黃正為帶頭說服路旁居民,村裡一起做地基,兩個月後,請公路局來配合鋪柏油。

路做好了,但晚上暗,還是危險,裝鈉光燈要一百多萬元,鄉公所只能補助二十九萬,村人五百、一千地捐,很快就湊足了錢。

「做村長,我書讀得不多,不知道什麼叫民主,」小學畢業、世代務農的村長黃正為說:「我只知道要以民為主,人民想做的,請政府來配合。」

點燃自己的火焰

大選煙塵正囂,當政治人物聲嘶力竭地強調選舉的神聖、爭取選票時,宜蘭鄉下的農夫村長,卻以草根的智慧,道出民主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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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選票是最後的手段,可以有效提醒統治者注意其權位的來源,但個人卻很難運用選票影響攸關本身利益的周遭事物,」作家韓第在「覺醒的年代」一書強調,空有民主的形式是不夠的,更不能等待偉大人物指引方向,因為他們可能在「歷史盡頭」缺貨:「我們要自食其力,在黑暗中點燃自己的小小火焰。」

在宜蘭鄉間、在淡水河邊、在大度山上、在美濃客家村落、在台灣的許許多多角落,一朵一朵小小的火焰,溫熱地燒著。他們可能是中小學老師、可能是專業人士、可能是大學生、可能是上班族、也可能是阿媽、媽媽及小朋友。

他們不是要改變世界,只是稍微將它推向前一點——整修髒亂的公廁、保存老樹、蒐集生態資料、建立專業規範、帶動街坊藝文氣息、說服大家選舉不買票……。

沒有抗爭的激情,不是革命的猛暴,他們只是實實在在地生活。像一顆顆飽滿鮮活的水珠,點點滴滴匯成沈穩的大河,灌溉台灣成長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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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人最美的所在,看到台灣最寶貴的生命力,」紀錄片工作者吳乙峰深受感動地說,台灣有很多人,也許不是媒體的焦點,但他們相信自己做的事,努力耕耘:「用心經營生活,用生命在換……,這是個文化改造的過程。」

真正的主人

他們學著做社區的主人,決定生活周遭的事務。

「我喜歡這裡的街道,每天每天都在走。我喜歡從院子裡長出來的樹,喜歡巷子裡的地磚,喜歡公園裡樹蔭搖來搖去,」從小在永康街長大的台大經濟系學生陳歆怡,有一天突然發現她心愛的樹要被砍了,社區唯一的公園要縮小以便道路拓寬。

二十一歲的陳歆怡,發覺自己「不能再躲在別人背後」,如果要繼續她喜歡的生活,必須宣稱自己和環境脫不了關係,而且要維護它,為它做點事。於是陳歆怡從寫傳單開始,挨家挨戶宣導,到後來促成公投,留下了永康公園的老榕樹,也留下了居民喜歡的生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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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著理想,希望建立規範,促成社會進步。

台中地方法院一群年輕的法官,兩年來致力「專業的社會運動」——司法改革。「正義的實現,在於無懼,而法官目前最大的壓力,來自行政,」法官呂太郎表示,司法獨立是民主社會最終的防線,而目前司法行政相當程度影響到司法獨立,就連政治干預,也是透過行政管道對法官施壓。因此,他們致力從制度上減少行政干預。

呂太郎等人所提出的改革——事務分配權、法官自治、裁判書免送閱等,已有幾項被納入法院體制。「我們的改革,有冒險,但沒有危險,」開車往司法改革委員會議途中,呂太郎說:「要找民眾最關心、理論上站得住腳、法律上最有根據的議題著手。」

他們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面臨人情與義理無法兼顧的掙扎,促使他們重新思考傳統價值在現代社會的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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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想想,為什麼我們這麼無情,這麼多事,」呂太郎推動廢除裁判書送閱時,曾有過猶豫。這項革命將在職務上嚴重困擾台中地院院長謝在全及司法院祕書長朱石炎。於公,這兩位都是學問、操守俱佳的長官。於私,朱石炎在司改會和呂太郎並肩作戰,謝在全對後進很照顧提攜,他寫的物權法引用呂太郎的論文,對年輕人是很大的鼓勵。

不只呂太郎,一起從事改革的夥伴也有同樣猶豫。一直到記者會的前一小時,他們還在討論到底要不要提出、是不是等司改會的行動……。

「要不要做?一直舉棋不定。人和事,不容易分得很清楚,」呂太郎說大家反覆討論得到的共識是:他們是針對制度,而不是人,他們私下一直向兩位長輩表示歉意,但司法制度不是為法官存在,而是為了人民,「個人毀譽很快就過了,制度才是長久的,值得一爭,」反覆辯論的過程中,呂太郎等人都經歷了價值解析、重建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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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制度力爭的過程,他們也面臨利害衝突,磨練出「雙重公民」必須有的思辨能力。韓第指出,現代人具備雙重身分,既是某個小團體(如社區、公會等)的成員,又是大團體(如國家、社會)的一員。在「雙重忠誠」無法兼顧時,必須犧牲部份小團體的獨立性或利益,以成就大團體的共同目標。

雙重忠誠

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擔任台北市房屋仲介公會常務理事時,代表業者參加政府召開的「房地產仲介管理條例」起草。周俊吉主張廢除業界賺差價的陋習,立法規定仲介業者收取固定比例佣金,結果引起同業極度不滿,指責周俊吉代表業者,卻不替同業爭取權益。

「我既是社會的一員,又是公會的一員,當時二者的立場產生衝突,」周俊吉說。身為社會的一員,他反對仲介業賺差價,因為為了製造差價,業者騙買方也騙賣方,有損仲介業名聲。周俊吉相信,長遠的利益,來自「相對人」也得到利益——以房屋仲介為例,業者的相對人就是買賣房屋的雙方。「消費者、業者、員工,三張笑臉,才能有良性循環,」周俊吉說。

周俊吉以身作則,不賺差價,但和有經驗的員工無法溝通,最後從頭再來,找了四個剛退伍的年輕人,加上太太,六個人慘淡經營。「那陣子台北當鋪我很熟,」富家子弟的周俊吉,經常發薪水的前一天晚上,還不知道錢從哪裡來。只好拿著太太陪嫁的首飾上當鋪。由於兩萬元以下的典當,利息最低,周俊吉常一口氣跑好幾家當鋪,兩萬、兩萬地借。

直到七十九年,股市從一萬二千點跌到二千點,房價及交易量分別跌了三成,業界很多人出問題,信義房屋的業績卻成長五○%,才使業界對周俊吉的做法刮目相看,很多人跟進。同年,草案完成,送仲介公會徵求意見,理監事會議一致舉手表決通過。

在那段飽受質疑、攻擊的日子,「很多武裝,來自四書五經及歷史,」周俊吉說,歷史故事給他很大的支持。他自認他的處境和曾國藩很像,也是不同角色代表的利益衝突——身為漢人,許多人希望他反清復明;身為朝廷命官,他又需要戮力效忠。「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大局來看事情,」周俊吉說,從大局長遠地看,很多利益並不衝突,而是大家都贏的。

理想的追求不易,面臨困頓或要尋找方向時,也有人從自己的良知汲取力量。

推動「乾淨選舉救台灣」的道德重整協會理事長劉仁州,每天早上六點起,有一小時「安靜時間」,反省昨天的言行舉止,思考今天應做的事情。「跟自己的良知溝通,傾聽內心的聲音,會有很奇妙的領導,」劉仁州說,乾淨選舉救台灣的想法,就是在安靜時間自然來的。

「良知就會發揮良能,」劉仁州有一種宗教的虔誠:「這世界有個正義的力量,使光明的事能呈現。」聽起來很教條、很不可思議,但在推動乾淨選舉運動時,卻展現了台灣社會的良能。從原先大家懷疑,到現在各個宗教、專業、社會團體紛紛加入支持,大學生更是熱情,不但在學校社團推廣,還上BBS互通訊息。

「仁州大哥說,生命的價值在於使用出來,」淡江大學化學系學生徐耀璘熱切地說。他參加乾淨選舉救台灣的講習,聽抓賄選的檢察官演講,看劉仁州的投入,「他們不計收入、不怕危險地投入,」徐耀璘激動地說,大學生沒有任何損失,怎麼可以不加入。

團體不朽

綿韌的社會力,常可以超越個人一時成敗,讓一個眾人認同的做法,延續下來。「人生有涯,團體不朽,」十六世紀的英國神學家虎克說。

台鼎建設公司董事長白錫旼,買下台中大度山一批原本破落不堪,「三棟一百萬都沒人要」的房子,重新整修,廉價租給藝術家開店、當工作室,並將這條街取名為「藝術街坊」。幾年內藝術街坊的名聲響遍全台,白錫旼卻在獲得青創楷模半年後,發生跳票事件,負債十億元以上,黯然離開台鼎。

藝術街坊卻沒有跟著式微。「曾經被燃起的火,不願就這樣滅了,」曾在台鼎負責社區工作的謝弘俊說,居民自己辦活動,讓街上的文藝氣息不斷延續,最近更在籌組自治會。「一口氣接一口氣地讓街坊保持生氣,」謝弘俊說,最重要原因,是居民要有社區生活的感覺,辦活動、關心社區,「是我們的生活,不是社會運動。」

陶藝家蘇玉珍是社區活躍份子之一。積極參與,因為她沒住過這樣的社區,在這裡玩得很愉快,像回到童年,能勇敢地秀出自己。「街坊看著我長大,就像我看著這條街長大,」蘇玉珍說,她開始製陶,就是街坊鄰居鼓勵、協助的。

閏八月中秋節,蘇玉珍和街坊鄰居從家裡搬了桌椅、廚具到廣場,各展手藝,嘗完各家美食後,再泡茶賞月。「我煎蚵仔煎煎得欲罷不能,」蘇玉珍在街坊是出了名的廚房快手。而一位街坊鄰居結婚,也在廣場舉行公開婚禮,又是舞會、又是辦桌、又是展覽的,把整個街坊弄得熱鬧滾滾。「這些活動,很生活,很自然,沒有負擔,反而維持得久,」蘇玉珍說。

當仁不讓

參與、組織活動,經歷成功與挫折,重新檢視舊有的價值,不但使個人更加圓熟,組織更有著力點,整個台灣社會也跟著沈澱下來。

就個人而言,參與,不只自我肯定,甚至可以突破現有格局。為了乾淨選舉救台灣,大二的徐耀璘要上八家電台接受「叩應」(call in),徐耀璘卻不怯場。「我現在真能體會什麼叫當仁不讓,」他說,做一件事,賦予很大意義,就會變得很勇敢:「我是代表台灣兩千萬人做這件事,而不是脆弱、渺小、沒有自信的個人。」

不只個人,整個團體都會跟著重新思考定位,沈澱下來,成為溫厚的力量。

「不是只發出怒吼就行了,」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鍾秀梅深有所感:「社會上不缺激進的運動,但長遠的內在革命才能發揮大影響力。」

二十九歲的鍾秀梅留著短短的學生頭,一個笑容跟著一句話,很難想像她曾帶領美濃鄉親,綁白布條北上立法院抗建水庫。鍾秀梅說,在立法院是發出族群要求生存的怒吼,但回到地方,「要創造美濃希望的可能性。」

愛鄉協進會已成功轉型為社區發展團體,他們工作的重點,是社會教育。他們在水庫預定地辦客家音樂會,為二、三百位印尼新娘辦識字班,編美濃鎮誌,成立「八色鳥工作室」,記錄美濃自然生態,教小朋友認識、進而愛惜身邊的一草一木。

「了解才能產生愛,」八色鳥成員之一的黃鴻松,從小不是在河裡游泳,就是在土地公廟前彈彈珠、爬樹,對美濃的一草一木都很有感情。「現在即使是鄉下小孩,都被馴養了,」教小學的黃鴻松說,現在的孩子只會念書,對環境很隔閡,八色鳥的夥伴都是中小學老師,除了在暑假合辦生態體驗營外,平時教書,就會請耆老來講習俗典故,或帶小朋友去打掃社區,盡小小公民的責任。

這些生活上小小的、趣味性的活動,卻讓小朋友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關係。

「這裡是我的地方,因為有我的作品,」淡水國小六年級的查修竹有點羞赧又有點驕傲地說,她很會畫畫,可是以前都只有在做壁報時,給班上的同學看,現在她做的大鯨魚,走過的人都可以看到。

查修竹的大鯨魚,用瓷磚嵌在淡水一條小巷的公廁前。這裡原來又髒又亂,行人經過都掩鼻皺眉儘速離去。「淡水社區工作室」的人員決定透過這個最不好的地點的整建,重建一個城市的共同記憶。邀請婦女、兒童,一起來動手動腦。

五十七歲的阿媽陳王月英熱心地帶著五歲的孫女陳德瑋參加。「我去冬山河遊覽,看他們都這麼做,我們淡水河做起來,一定比冬山河好,」嫁到淡水三十多年的阿媽輸人不輸陣。在上幼稚園的陳德瑋,做完貼畫後卻很煩惱:「萬一狗狗來便便怎麼辦?」阿媽安慰說,沒關係,阿媽會來洗。「那阿媽洗完記得灑香水喔!」陳德瑋鄭重地叮嚀。

第一根蠟燭

幼稚園天真的孩子、地方法院執著的法官、熱情的大學生、拙樸的老農……,他們或許不是很了解什麼叫「公民社會」,但他們用對這塊土地的關愛,一點一滴地做出公民社會的雛形。

「我們站在一個重要紀元——一個動盪的時代大門口……,一個心靈的新階段正在自我裝備當中,」一八○六年,黑格爾寫下這段話。

兩百年後的台灣,人心也在軍事演習的威脅下動盪著,社會也在威權民粹主義的陰影下動盪著,心靈也需要自我裝備。

「在黑暗的房間裡,先點起一根蠟燭,就會有一根一根接著點起,最後整個房間都會很亮,」台大歷史系學生宣力宇形容他投入乾淨選舉救台灣的心情:「對台灣社會,我不只可以批評,還可以改變。」

這也是每一個關心台灣的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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