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t)：小國寡民是台灣優勢

問：你在三本趨勢著作中，預測了許多重要的未來全球大趨勢。對台灣而有，未來最重要的大趨勢是什麼？
　答：對台灣最有意義的大趨勢就是：未來不是只有大國、大企業才能在全球經濟中攻城掠地。事實上，「規模大」在未來很可能是一種阻力，而非助力。大家過去或許認為小國寡民是台灣的一個弱點，未來這卻是一項重要的優勢。
　中小型國家的小經濟體擁有重要的「速度」優勢，台灣的電腦公司行動就比任何人都快。大企業未來必須努力自我改造、重整，否則無法競爭。因為在現今的全球經濟中，產品的「價值」很容易就可以被複製，因此，把產品推入市場的速度及創新，才是未來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優勢，而這正是中小型企業、個人創業家最大的長處，大型的企業組織在這方面根本沒法競爭。
　我在「全球弔詭」中提到，美國財星五百大企業二十年前佔全英產值二○％，現在已經降到一○％，其他九○％都來自中小企業。但美國媒體仍然大量報導這些大企業，因為要報導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實在太難了。這樣的媒體報導顯然扭曲了整個經濟發展的實情。在我有來，像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中小型的經濟體，未來的展望最令人感到興奮。問：小型國家要成功發展，是否需要培養一些先決條件？
　
中小型經濟體有活力

　答：值得注意的是，國與國之間直接做生意的是企業及個人，而非國家本身。所以先決條件是：國家必須要能夠創造一個環境，幫助企業及個人充分伸展、在國際上全力發揮。
　在美國，開一家新公司大約只需要一天的功夫。有趣的是，在許多亟需仰賴創業活力來發展經濟的開發中國家，要聞一家新公司，卻得與許多不必要的法令、規定奮戰，經過層層關卡。這些做法非常消耗國家競爭力，但是許多開發中國家卻死守不放，實在令人不解。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如何，但我希望台灣不至於如此。
　中小企業可以藉著與全球其他企業聯手、合資、策略聯盟，以迅速的行動和創新的產品，有效地創造各種利基市場。問：大家一向認為，新加坡、香港的經濟發展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政府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有很好的整體發展策略，因此可以統合、協調發展的腳步。這些是小型國家成功發展經濟的必要條件？答：這種發展模式過去很成功，因為過去全球經濟發展的步調比較緩慢。但現在電信科技的發展，已使得世界經濟發展的速度大為加快，計劃經濟模式將會影響速度、拖延腳步。智利、南韓是很好的例子。
　
李光耀提倡創業精神
　
　即使是新加坡，李光耀今天大力推廣的理念是什麼？在一手主導了新加坡的發展之後，他現在大力傳播的訊息卻是創業精神，要讓新加坡的創業家獲得解放、轉戰全球。他的想法非常正確，新加坡不能再照過去的模式做事。全世界，尤其亞洲，現在正由政府主導全面轉變為市場主導型經濟，即使中國大陸也一樣。問：相較之下，台灣目前的一些發展趨勢，卻十分令人擔心。根據統計，台灣每年的創業家數成長率，最近幾年正不斷下降，創業活力似乎正在消減……。答：這確實是個不太好的現象，值得注意。去年一年，美國總共有八八萬家新公司成立，是有史以來最高紀錄。這個數量非常適當，因為全球經濟正在掙扎復甦。但若台灣的創業家數不增反減，我會十分警惕。失敗企業家數增加並不值得憂慮，因為企業失敗可以再創業、重新來過，做對了就成功。但若新公司不增加，那就非常值得警惕。問：台灣的大型投資也在減少，雖然台灣外匯存底很高，但這並不能取代投資，因為外匯存底不會直接提升經濟生產力……。答：台灣過去一直是個很好的投資地點。現在雖然還是不錯，但是最近幾年，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也愈來愈吸引人，例如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好像突然之間，競爭開始變得激烈起來，包括投資環境。
　從全球的角度看，東歐、前蘇聯並不特別值得憂慮，因為亞洲是未來經濟活力極強、投資報酬較高的區域。我認為，亞洲未來較重要的競爭壓力，應該是來自拉丁美洲，因為未來只有拉丁美洲，可以和亞洲的經濟成長一較長短。問：在你最近的三本趨勢著作中，最令你感到興奮的趨勢是什麼？答：在我生長的時代中所發生的最重要、也最今人興奮的全球大趨勢之一，就是市場經濟成為統合全球經濟最重要的機制。問：市場經濟強調競爭，但是在激烈的競爭之下，許多人的生活似乎完全受制於競爭，即使十分成功的企業家，也沒有太多機會享受生命樂趣。你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法則，究竟會把我們帶往何處7答：或許是帶往更高的生活水準。當然，我知道真正的問題是——代價為何？
　
意識型態真空
　
　這個問題或許得從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多年以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存於世，因此，過去最重要的一項論爭是，工業社會的發展究竟應該走資本主義路線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路線。現在共產主義瓦解了，因此也出現了一個全球意識形態或經濟理論的真空狀態，因為資本主義失去了制衡的力量。我認為，未來十數年間，全球必然會出現一個新的思想理論，來制衡資本主義。
　當然，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世界中，許多人都面臨極大的壓力，因為只要他們一停下腳步，其他人就會趕上來。但這是從供應面來看，若從消費面來看，全球千千萬萬的人卻可以因此而享受到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產品。所以我們或許也必須從更寬廣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
　顯然，我無法預知未來新的經濟理論內涵為何，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的某個角落，正有某些人在努力尋找新的理論、新的方向。如果我知道這個新理論的內涵，我恐怕就可以得一個諾貝爾獎了。
　電信革命是另一個值得興奮的大趨勢。由於電信科技的進步，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溝通將主導未來的世界，因此也更有助於個人力量的崛起。
　共產主義的瓦解給全世界的人帶來了極大的解放。由於冷戰的結束，巴勒斯坦入不再從蘇聯獲得經濟支授，中東的和平也有了展望，這些都是共產主義瓦解的連帶效應。
　許多人說我專門研究「未來」趨勢，其實我是專門研究「全球」趨勢，因為我相信，若要對某一個國家的處境有所了解，不可能不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發展有所掌握，所以，你必須對全球的發展進行研究。
　許多人說我是樂觀派，但如果你所看的是全球性的大趨勢，你會發現，全球冷戰結束之後，我們這些一輩子活在核武陰影下的人，現在卻可以不再恐懼。就在幾年之間，發生了這麼多今人興奮的重大改變，我怎麼能夠不樂觀。
　
沒有理由不樂觀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悲觀的人，但我認為，要悲觀很容易。你只要每天懶惰地坐在電視機面前，毫不思考的接受電視新聞提供給你的所有壞消息，軌可以變得很悲觀。但若你看的是全球性的發展，你就會比較樂觀。問：有那些趨勢比較令你擔心？答：保護主義。保護主義是一種極不理性的想法，我們知道它不能解決問題，但它還是存在。
　我也擔心恐怖主義的發展。我認為，未來全球幾乎不再會發生跨國界的戰爭，這是我這一輩子不能想像的事。內戰是另一回事。像南斯拉夫的內戰，情況雖然慘烈，但影響面畢竟較有限。
　我在書中提到的另一項全球大趨勢是，世界各地的自治聲浪會愈來愈高。自治是許多人最基本的渴求。現在，由於通信科技的發達，許多人看到別的地區的人民都已經獲得自治的機會，所以，自治的呼聲也會愈來愈高。這個趨勢將是未來幾十年的重要特色。蘇聯現在已經分成十五個自治國家。即使只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的愛沙尼亞，經過四十五年的蘇聯統治之後，現在也已經成為一個自治國家。問：中國大陸仍由共產主義當家，你對中國大陸未來的發展有何看法？答：北韓、古巴或許仍是共產國家，但中國大陸絕對只是名義上如此，他們只是假裝自己還是個共產國家。我在「全球弔詭」中就指出，中國大陸的創業家，表面上宣稱自已是為國家的集體利益，中國共產黨也宣稱中國仍是共產國家，但實際上絕非如此。
　長期而言，我對中國大陸的前景十分樂觀。因為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是無法逆轉的，而政治的多元化必然是跟著經濟的多元發展而來。所以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現在一天到晚對中國大陸大談人權問題，根本是時機未成熟。我們只要靜觀市場經濟在中國大陸慢慢發展就好了。問：對於未來，你觀察到那些新的重要趨勢？答：亞洲的發展絕對是全球最值得關注的大趨勢。
　事實上，我的下一本書就將以「亞洲大趨勢」（Megatrends Asia）為主題。我認為，西方人百到現在還沒有真正了解亞洲，大家還是太專注於歐洲的發展。
　但是，歐洲未來並不特別值得重視，它是全球經濟勢力日漸衰退的地區。我認為，歐洲如果不能迅速進行經濟重整，未來恐怕將成為亞洲、美洲各國人民瀏覽、憑弔的博物館。問：但許多人似乎仍對歐洲抱著很大的信心？答：直到一年半以前，大家一直認為由一個強大的德國所領導的歐洲聯盟，將主導世界經濟。但現在看來，德國顯然自身難保，而歐洲的經濟短期內似乎也難有起色。歐洲至今仍背負著福利國家的嚴重包袱，這一點對亞洲各國應該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ＢＭＷ到越南設廠，軌足一個重要的訊息。汽車工業是個勞力密集的產業，在德國，汽車工人每小時的薪資高達三十美元，其中十五美元是用來應付國家福利政策的要求。在越南，汽車工人的薪水則是每天一美元。不僅如此，越南有上千二百萬人口、人民識字率高達九五％、工作態度認真。歐洲怎麼競爭？問：去年，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未來將產生東西文化衝突的說法，引起不少爭議。你對此有何看法？答：他的說法有很大的謬誤。原因之一是他的說法大兩極化——從前是一個方向，未來將完全相反。他在文章中使用了「國家主義」（national- ism）一詞，但我使用的是族群意識（tribalism），也就是個人都希望尋求族群認同、嚮往自治。現在電信科技這麼發達，國界愈來愈模糊，人們自然會產生追求族群認同、自治的需求。這種需求非常健康、值得尊敬，實在不能隨便以文化衝突、文化戰爭稱之。
　
新時代的舊詞彙
　
　事實上，戰爭是一個舊時代的詞彙。著名的歷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就說，妳不可能用舊時代的詞彙，來認識、了解新的時代。杭廷頓就犯了企圖以舊詞彙來了解、解釋新時代、新趨勢的錯誤。問：但近年來，東西之間確實有不少文化衝突，例如新加坡鞭打美國男孩的事件？答：沒錯，但這件事被媒體炒得太厲害了。
　我覺得，西方國家似乎不太了解，東亞各國是以亞洲的方式在進行現代化，西化並不是現代化的代名詞。但西方各國似乎不太想這個問題。
　東西方國家對人權的看法就有很大的差異。但是，這次美國從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上撤退，就具有一種重要象徵意義。何林頓指出，未來中共能否享受最惠國待遇將不再與人權問題掛勾（de-linkage）。東西文化、意識形態的差異還是存在，但至少因此稍有緩和。
　讓我引用一位名人的一句話：「一、二十年後，中國大陸將對美國提出要求——如果美國想要保有中國大陸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就必須先解決底特律、紐約及南加州的人權問題。」這句話是誰說的？李察．尼克森。這句話實在頗具智慧。問：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政經關係，最近出現重大的震盪，似乎與妳的全球弔詭不太吻合？答：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另一種弔詭。正當全球國界日漸模糊之際，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政治關係反而出現緊張的狀態。我認為，除非雙方政府改變溝通的語彙、改變舊有的觀念，否則很難有所突破。因為世界已經完全改變了，舊有的語彙、思想模式已無法界定雙方的關係。問：最近幾年，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開始抵制西方價值觀強加於亞洲國家，你認為這種東西方價值觀、文化的衝突，是否會全面蔓延？答：我認為自己是個「新經濟決定論者」（neoeconomic-determinist）。我相信對未來的發展而言，經濟的考量絕對凌駕於政治力量之上。從八○年代以來，這個趨勢就已經很明顯了。
　至於價值觀、文化自主的問題，像新加坡、馬來西亞要求西方不得干預，我認為甚至說得太晚了。事實上，只要亞洲各國提出來，西方國家就會開始聽進去、慢慢了解。亞洲各國應該說得更大聲一些。
　我所提出來的全球弔詭之一就是，全球社會愈趨一致，族群化的行動也就愈強烈、明顯；世界經濟愈趨向統合，個別文化的認同也就愈重要。從語言上來看，笑話在世界上愈來愈普及，但各國的母話也愈來愈受重視。價值觀、文化、族群認同必然也是如此。問：你認為社會上及企業界的決策者可以如何更有效的掌握趨勢，以做出更好的決策？答：要掌握趨勢就必須有實際的觀察與了解。決策者必須要有優秀的人員派駐各地，或與重要地區的當地人或企業進行策略聯盟，才能掌握狀況。
　基本上，變化就代表機會。如今正是全球快速變遷的時刻，對企業界而言，正是千載難逢的黃金時機，可以創造、掌握各樣的利基市場，提供人家最需要的產品及服務。
　從全球弔詭的角度來看利基市場，我們可以發現，全球經濟愈趨一致，即使足小小的利基市場也可以創造極大的機會。一個利基產品光靠台灣無法存活，但若以全球為市場，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例如：如果有人希望發展一個專門播放歌劇的電視頻道，即使是在義大利，恐怕也難以成功，但若以全球為目標，市場恐怕就不小了。這就是全球弔詭最值得企業界深思的地方。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