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趨勢 — 未來競爭十大方向

1.經濟成長是不是競爭力最核心的問題？

　可能不是。
　一九九四年，經濟學家最常問的問題是：經濟復甦的力道會有多強勁？這個問題並沒有問及核心。
　一般而言，一國的經濟是由資產（蓄積的財富）與轉換的過程（例如生產）所組成，並為國家帶來工作與收入。然而，以歐洲為例，儘管八○年代出現過連續九十個月的經濟成長，到了一九九四年，就業卻只及一九八○年的水準。平均起來，德國每戶家庭的實質可支配所得每年只增加○．七％，法國更只有○．六％。
　經濟重新走上成長，但是成長不再創造工作機會與增加所得（表一）。競爭力的遊戲規則逐漸改變了各國經濟的運作方式。因而，最根本的問題應該是：經濟機制是不是正在崩潰？
　事實上，市場革命（經濟的全球化）、科技革命（電腦、電訊與消費電子的融合）與管理革命（流程的發展與白領生產力的改善）——三大革命交互影響的結果，經濟結構正由根本開始轉變。
　今天，各國經濟都在這個新的架構中進行，新架構徹底改變了競爭力的遊戲規則和經濟結構，事事都跟從前不一樣了。
　
2.全球市場開放危不危險？
　
　不危險，但是開放會來嚴厲的挑戰。
　今年初簽訂的關貿總協，加上單一歐洲法案（一九八六年）、馬斯垂克條約（一九九三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一九九三年）等重大區域性條約的出爐，總共通過了將近五干頁的新經濟法規。
　有史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多的條約，提供完整而連貫的立法架構，讓全球不同國家與企業能夠在世界競爭。這些條約規範了貨品、服務與金融如何交易；關稅與非關稅障礙如何減讓；補貼如何取消；公共採購如何進行。更重要的是，它們打開了新的巿埸和產業。
　但是，不要低估這些條約的負面影響。
　尤其在就業方面。今天，工業國家總共雇用三億五千萬個勞工，每小時薪資平均十八美元。另一方面，過去十年來，中國、前蘇聯、印度與墨西哥等人口眾多的大型國家加入世界經濟，等於有加起來高達十一億人的勞動力立即可供使用，每小時薪資平均不到兩美元。相較之下，就連著名的東南亞小虎和小龍（平均每小時四．三美元）現在都已嫌貴。
　進一步來算，工業國家每小時總共要付出六十三億美元的薪資，給三億五千萬個勞工，假如換成上面這些國家的勞工，卻只須付出七億美元。
　這個例子說明，當工業國家喪失重要的生產力優勢時，勞動成本的巨大壓力也隨之而至。許多產業無疑會外移到低成本國家去。在關貿總協架構下的世界裡，想要阻止企業全球充分利用各國之間的比較優勢，已是不可能。
　
3.全球市場是不是正走向專業分工？

　是的。
　今天，即使是中小企業也能夠在世界各地，進行產品的供應、發展、製造、販售、服務與收款，也就是說，原有的價值鏈已經爆裂了。
　企業不再需要在相同地點，進行價值鏈（從研究到售後服務）的所有功能。市場開放與新科技（特別在電腦與電訊方面）讓價值鏈全盤爆裂。鏈上每個環節，企業如今都可以選在最有競爭力的國家進行。
　於是，不同國家逐漸發展出全球性的特殊專門能力（表二）：例如，美國的行銷與研究（矽谷的電腦、猶他州的電腦軟體、內布拉斯加州的電訊、新英格蘭的醫學研究等）；新加坡與荷蘭的高附加價值後勤轉運；義大利的設計；印度、菲律賓與中歐的電腦軟體；東亞與墨西哥的製造等。
　這場價值鏈大爆炸的贏家，看來是愈來愈吸引西方製造業的東亞。工廠處處可見，從中國生產的玩具到泰國的汽車、台灣的電話，以及馬來西亞或新加坡的高級電子設備，品質已不遜於西方工廠（平均不良率萬分之三），但營運成本卻便宜許多，就算加上運費依然划算。
　世界市場專業分工的結果，許多國家的「存在理由」，正受到嚴厲考驗。
　
4.歐洲與美國會不會有工業退化的危險？
　
　某種程度來說，是的。
　對美國或歐洲企業來說，只要市場能保持開放，製造地點要設在本國、銷售國或其他地方，其實並無差別。也就是說，假如國外的製造成本明顯比較低、品質差不多，產品又可以運回國的話，歐洲與美國工業退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危機，勢必難免。
　西方製造業外移的意義重大，因為製造是價值鏈的重要環節，對研究、產品發展與專業能力的培養，都會產生間接影響。因此，歐洲與美國必須清楚定位：自己還能繼續哪些活動（不管是製造或其他能力）？在哪些方面具備世界性的附加價值和競爭優勢？
　工業國家亟待思考：未來要如何創造財富？固然像北美與歐洲這樣的大型消費市場，吸引力毋庸置疑，問題是，光靠消費市場是無法在競爭的世界裡存活的。有錢的國家，並不見得是有競爭力的國家。
　
5.是不是只有製造業才會外移？
　
　當然不是。
　白領生產力的觀念，今天已普遍被接受。然而據估計，相對於製造業萬分之三的平均不良率，辦公室裡的工作卻是三件中便有一件需要重做，不良率高達三三％。提高白領生產力，已經成為九○年代企業的當務之急。
　這股尚未釋出的競爭力非常可觀。工業國家六○％∼八○％的人口是在辦公室工作，而且一般商業過程的成本裡，白領活動常佔了最主要部份。
　舉例來說，今天要製造一部個人電腦，並且安裝上基本程式，只需要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然而，從顧客下訂單到顧客拿到產品的整個過程，卻需要三天的時間。花在裝配過程之外的時間多出了四十倍。在汽車業，生產一輛車要兩天時間，但是顧客從訂車到把車開走，往往已經是六個禮拜後的事了。
　企業亟思改善白領生產力，尤其希望合併企業的內部作業。資訊處理、轉帳、財務與收款之類的功能，因此經常成為最先被整頓的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白領作業的合併，以往只在全國性與地區性的層面進行，未來很可能發展為一種全球性的過程。瑞士航空已經將公司會計部門轉移到孟買；美國航空公司在愛爾蘭作電腦財務處理。還有，人人都可以在印度、菲律賓和俄羅斯買到廉價的軟體程式，價格只有西方的三分之一。
　這第二波的工作外移趨勢，深深影響今後的白領工作，任何人都阻擋不了它的發展。藉著新科技（電話、電腦網路、衛星等），白領工作活動的成果，從此將可以輕而易舉地由地球的一端轉移到另一端。
　
6.失業率會不會居高不下？
　
　會。
　從數字來看，歐洲與美國的失業率目前分別高達一一％和七％；而ＯＥＣ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共有三億五千萬人現在找不到工作。實際上，歐洲與美國兩邊的情況不盡相同：
　一、歐洲由民間企業所創造的工作少得可憐，自一九七四年以來，二十年之間民間只增加了三百一十萬個新工作，而美國民間產生的新工作，多達三千萬個。
　二、歐洲的長期失業人數（失業長達一年以上者）佔總失業人數的四五％，美國卻只有一０％。丟掉飯碗的美國人，大多都在六個月以內就找到另一個工作。
　三、歐洲的非薪資成本（社會保險等）佔了總勞動成本的四四％，比較起來，美國只有二八％，日本二四％（表三）。
　由於種種架構的僵化，歐洲的失業率很可能持續走高。歐盟主席戴洛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發表的競爭力白皮書指出，歐洲需要至少三．五％的經濟成長率，失業率才有下降的機會。而美國與英國等英語系國家因為觀念上崇尚彈性，管制較少，不論要創造或裁減工作，都比歐陸來得容易（表四）。
　另一方面，西方經濟的民營化趨勢，同樣會讓工作愈來愈少。歐洲在一九九八年以前，會有一百二十家國營企業陸續轉為民營，預計會有八十萬人因此而遭解雇。不僅這樣，歐洲與美國的大企業為了增加生產力、降低成本，未來同樣會繼續減少雇用人數，白領工作者受到的解雇波及將最大。
　經濟復甦多少有助於創造就業。問題是，增加的究竟是哪種工作——需要附加價值與技術的高條件工作，還是臨時性、低層次、低技術，所謂的「漢堡工作」（Hamburger Jobs）？
　就業問題最根本的挑戰，其實正是要確保：明天獲得的新工作，會比昨天失去的工作有更好的品質。
　
7.薪資所得是不是逐漸遭到破壞？
　
　是的。
　美國與歐洲在就業制度上最基本的差異，出在兩者的薪資方式不同。歐洲工人的薪資向來有明文規定和保障。相反地，美國工人的薪資現在愈來愈容易受波動。
　舉例來說，一九七二∼一九九二年的二十年之間，美國的藍領工人佔計其損失了一五%的購買力。
　如果以一九八二年的美元來計算，每個工人的平均實質報酬，一度曾在一九七六年達到兩萬四千美元的最高點，但是十六年後的今天，卻只剩兩萬三千美元。
　另一個問題是，從一九八○∼一九九二年，美國的平均稅前實質薪資減少了八％，然而英國卻增加了三六％，德國二二％，義大利一四％，法國一三％。這樣的趨勢，可不可能繼續？
　一個可能的結論是，歐洲將追隨美國的腳步，未來不再對勞動人口中的部份工人提供薪資水準保證。不管是歐洲或美國，薪資波動的可能性都會增加。
　失業大增與薪資波動的結果，九○年代歐美工人的可支配所得將因此而減少。
　而且薪資波動之外，還有課稅增加的壓力。所得稅之類的直接稅還好，間接稅（加值稅等）與社會稅（強制性失業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更為繁重。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歐洲與美國不久即將出現戰後第一代「子女比父母還要貧窮」的工人（表五）。
　
8.西方政府是不是已經破產？
　
　即使沒有破產也已入不敷出。
　大部份的西方政府目前的赤字都在國內生產毛額的五％以上。即使是公共財務素來良好的德國，現在的政府赤字也超過了國內生產毛額的八％。
　一九八○∼一九九二年之間，美國與西歐的公共債務激增，到了一九九三年，德國的公共債務淨額是國內生產毛額的二七．五％、法國三五．六％、美國三九．一％、英國四一．九％、義大利一○六．七％，比利時更創下了一二三．四％的紀錄（表六）。
　馬斯垂克條約中定義，一國的財務健全，是指政府赤字必須低於國內生產毛額的三％，而政府債務必須低於國內生產毛額的六○％，如果以這個標準來看，今天的歐洲恐怕只有盧森堡可以稱得上財務健全。
　由工業國家的債務沈痾，可看出各國在牽制之下，未來想要抑制間接稅的膨脹，已是不可能。同時，歐洲各國公共部門規模太大，始終是沈重負擔——平均佔總就業人數的一八．五％，足足是日本的三倍。
　
9.未來的就業與成長從何而來？
　
　正因為西方市場的一般消費者未來幾年內，購買力可能降低，大企業現在無不儘量設法降低營運成本，才能提供「天天都低價」的產品與服務。由於成本與盈餘的壓力將會增加，對製造業領導品牌的攻擊火力也會升高。通路業者自有品牌與相仿品牌，如果能夠提供相同的品質，而且使用起來跟製造商原來的產品一樣，就有可能成為強勢的競爭者，因為消費者愈來愈不打算多花錢去買品牌產品。
　因此未來的方向，就是要降低成本。大企業為了降低成本，都在縮小規模，只保留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部份——凡是與企業的附加價值與核心能力無關的活動，全部尋求外部資源。
　在這樣的新架構下，大型企業將成為全球競爭力、科技與管理創新方面的領導中心，但是大企業卻無法創造新工作。大企業扮演的將是經濟拉力的角色，牽引其他人向前。
　工作與成長將來自大企業的外圍部份。許多高效率的中小型企業漸漸會與大企業之間，形成供應、經銷與研究上的親密夥伴關係（表七）。同時，藉著先進的資訊網路彼此連線，這些小公司也將獲得大企業在品質、會計、訓練等方面的支援。
　企業的疆界即將改觀。未來的企業，中心是堅實強固的核心，周邊愈來愈廣，規模與架構都可以因應環境改變而調整。新型態之下，合夥合作關係的管理能力，也將成為未來一項重要的競爭力資產。
　
10.競爭力是不是只與競爭有關？
　
　當然不是。
　技術、教育與價值體系（例如企業文化）等軟性競爭力非常重要。而且經濟愈是進步的國家，愈是重挸這些軟性競爭力。
　由此來看，東亞國家對於教育和道德價值體系的注重，顯示這些國家了解，低勞動成本的比較優勢只能享有一時，無法永保（尤其在中國大陸開放經濟之後）。
　工業國家，特別是歐洲的問題，就出在他們價值體系的成本代價上面。一般人希望享受更多的健康保險、失業保險與養老年金，絕對無可厚非；希望工作少一點、休閒多一點、稅金低一點、環境好一點，也都可以理解。然而，要做到這麼多的希望，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對國家來說，價值體系就像是企業的經常費用成本，在每個預算年度開始的時候以第一優先付出去。因此，國家競爭力也必須能提供一國必要的財富，來「支付」它要的價值體系。所以價值體系愈精緻，國家也必須要有更高的競爭力（表八）。
　兩難的地方在於，如果國家喪失了競爭力，那麼也就無法繼續負擔原有價值體系的成本。剛開始也許還可以靠政府伸出援手，像八○年代便是透過龐大的公共支出來應急。但是到後來，政府負債之多，迫使國家面臨了頭痛的難題：到底是要縮減價值體系的成本與範圍，還是努力提高競爭力。
　九○年代，所有的工業國家都將遭遇這道兩難課題的考驗。

　今天，競爭環境最根本的改變，是全球性法規、科技與管理上的突破，帶動了全球各地市場與各種產業前所未有的開放。有一部份學者與企業人士質疑：這些改變是否可取？他們認為市場開放的範圍應該只限於經濟發展水準相同的國家，否則，競爭力是不公平的。這就像又回到了十九世紀早期，對自由貿易是好是壞的辯論一樣。
　競爭力不會不公平，但是得來不易。競爭力的確會改寫遊戲規則，迫使國家、企業與人們去做調適。這個過程，有時會很痛苦。
　然而，想要讓時光倒流，來躲避全球競爭力的挑戰是不可能的。政治層面的考慮尤其不應忘記。一位發展中國家的官員最近就曾經向西方強硬表示：「如果你今天不接受我們的產品，那麼明天，你勢必就得接受我們的難民。」
　這其實也正是全球競爭力的邏輯所在。（譯自ＩＭＤ一九九四年全球競爭力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