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專精才能繁榮

問：你與很多國家有共同工作的經驗。你感覺那些國家的政府在制定、執行策略方面最為成功？他們的成功要素又是什麼？
答：談到國家的策略，決定成敗有幾個很關鍵的因素。首要的因素是，那個國家的公眾必須有清楚的共識，了解國際的經濟競爭、成功的必要條件、自己必須做的改變等等。
　像日本就規劃出經濟發展的遠景，讓大家去了解。而其他與我們合作過的國家中，最成功的也都是能設法讓大眾接觸到經濟競爭的觀念、同時認識到這個國家未來發展的走向。這必須花下很多的時間去溝通、解釋、宣揚，因為除非背景相異的大多數人，能以相近的方式去了解問題，大家才可能共同一致為相同的遠景去奮鬥，否則大家必定會開始玩政治，相互討價還價。像我們近年在麻州，大家花了很多力氣，為了同樣的問題，寫了很多研究報告，辦了很多演講，記者也做了很多報導，談來談去都在重複同樣的主題：創新的必要、國際競爭的重要、如何能提升大家的技能、因為這些重要的議題需要大家去了解。
　第二個成功的要素，則是必須能發展出一套程序，讓企業、政府、勞工能夠對話溝通。
　我們的經驗顯示，如果政府自己想出一套做法，把它叫做策略，卻沒有先與企業界溝通，這套所謂策略可能根本無法實行。政府對產業的情況了解實在很有限，就算政府想幫產業界的忙也幫不上，而企業界對政府做事時所面對的限制，了解也極其有限。這不代表政府要去經營產業，或替產業做決定，但兩者間必須有大量的來往溝通。
　不論政府、企業都應了解，它們各自的角色並不相同。最常見的問題是，企業界認為政府毫無角色，在某些國家，企業界對政府的介入極度反感，那是不正確的。政府在基礎建設、教育、推動國際貿易等方面有很重要的影響力。
　另一種常見的錯誤是要政府做一切的決定。如此一來，只會引來企業界的排斥，而政府也常常做出很糟的決定。因此，多方溝通的過程是極重要的。
　第三，要建立一套體系，讓產業自行組合起來。產業公會是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個別公司要與政府溝通很困難，但經由這樣的組織，不同的企業可以討論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在麻州，我們就成立了一些產業團體，做為與政府間有效率溝通的橋梁。
　第四點是長遠的目標。
　一個國家看事情絕不能只看未來一、兩年。問題是絕大多數政府看事情都很短視，它們最關心的是政治競逐、選舉或民意測驗的結果。但要改善一個國家的經濟，通常至少需要五到十年。有些國家的做法是於政府之外建立獨立的組織、思考長遠的走向。這樣的組織既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產業，它的使命就集中在思考國家的競爭策略。
　舉例來說，在阿根廷就有一個智庫，阿根廷的財政部長出身於此，而這個智庫有一群很出色的研究人員，他們集體規劃阿根廷經濟的未來、不斷提出報告。在德國有一個經濟研究所，獨立於政府之外，因此毫無政治包袱、他們就是做研究。現在麻州也有一個州長的經濟諮詢團體，由民間的產業領袖組成。我們也正要在麻州州立大學成立麻州經濟中心，每年他們都要提出報告，評估這個州經濟實力的轉變。
　這樣的機構務必需在政府的架構之外、因為政府的眼界是很短淺的。少數的例外是日本，因為日本的文官任期極長，日本政府因而有長遠的視野。反觀美國，行政官員不斷在換，特別需要獨立的團體思索未來。
問：你在「國家競爭力」一書中提過，政府只能扮演片面而非全面的角色；你也提到政府的任務在提升特定產業成長的條件，尤其是那個產業發展時所需的技能。你的意思是政府要選擇幾個產業來扶植？但你剛才也提到政府不應該做太多選擇……。
答：我們談到「特定產業」時所指的並不是一個狹窄的產業，而是一個產業群（cluster）。產業群的範圍就大得多了，不是一個小小的項目而已。思考經濟用產業群的角度去看，這樣就包括了上游的供應商、相關的服務業或金融機構等等。因此，就算只是一項業也可能會同時隸屬於幾個不同的產業群。
　其次、政府不應該去做選擇，政府的責任在創造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所有的產業群體都可以進步，而所謂進步就是改進產業所用的技術及技能。
　我最核心的發現是：如果你能夠發財，你能在任何一個產業發財。你身在哪個產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那個產業裡如何去與他人競爭。例如，義大利靠做鞋可以賺錢，但印度做鞋卻是貧窮。問題不在鞋這個行業好不好，而在做鞋所用的技術好不好。政府不應該去決定要不要做鞋，而該去創造一個可以把鞋做好或把任何其他產品做好的環境。所以政府要去訂出政策，調適基礎建設、學校裡的研究和教育工作等等，使它們能夠滿足不同產業群的需要。在德國，一個汽車工業集中的地區，當地的大學對汽車工業有關的教育水準就會高；在化學工業集中的地區，那裡的學校對化工就極專精。
　政府的任務在激勵那種專精出現、而不在逼著所有大學的課程都一樣。政府要去了解不同產業群的需要，進而造就出滿足那樣需求的基礎環境，而不是去培養一成不變的環境。因此，政府要看國內現有的產業群有哪些，而它們的需求是什麼。由於每個地區或國家所擁有的產業群體都不同，也就有了不同優先順序的需要，有的要強調好的空運設施，其他也許要強調港埠建設。
　政府也不要事事攬到身上自己來，應該鼓勵產業群自己去成立訓練中心、研究機構。政府可以出錢資助，但絕不可以全額資助。換句話說，政府應該以政策去鼓勵產業群自我改善，而不是決定要把錢給化工業、而不給製鞋業，那樣的決定常常是錯的。只要選擇了適當的競爭方式，做鞋也可以是高回收的行業。

建全產業群

問：你提到政府要能打破國內現有爭議僵局，規劃出長程的遠景。我們看到目前東亞幾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它們的政治情勢都在改變，不同的聲音愈來愈多，也愈來愈大，像環保、勞工等等，整個經濟局面益發複雜。當一個國家又要長程的經濟發展，又要照顧不同的政治勢力時，它行動的原則該是什麼？
答：還是回到我所提到的第一點，當政府要勾勒出長程的發展遠景時，必須要了解不同勢力的看法。
　你不能把一個國家的經濟策略與它對環境保護的態度分開，它們是連在一起的。要將這兩者好好連起來，你必須要去「教育」那些關心環保的人，讓它們了解經濟的實況。我最近才寫了一篇有關環境保護的文章，環境保護的政策可能與產業為敵，也可能激勵出產業的創新能力。環保人士與經濟、企業應該要相互理解，調整、融合彼此的目標，而非抱著敵對的態度。這涉及教育，也涉及多方之間的對話與溝通。如果在新的經濟策略已經成形後，才發現要與勞工、環保人士、新的政黨爭論，那只會帶來一場大戰，而不會帶來應該產生的改變。
問：要培養產業群體的成長，大型的重要企業要扮演什麼樣的獨特角色？
答：這種企業的角色極為關鍵。大企業必須了解，它們能否成功與產業群的健全與否息息相關，大企業不是只靠自己的。如果台灣要有極富競爭力的化學工業，台灣不能靠一家大公司，是要有一個產業群，包括供應商、相關的服務業者、營造商等等。大公司常常過度垂直整合，自己想什麼都做，其實它們應該激勵本地供應商體系的發展。大公司對支援性機構，像訓練中心、研究單位等的成立有很大的作用，它們可以帶動基礎環境的改善，加強與政府的對話。
　大家向來以為企業的成功要看公司內部，我的研究發現，企業的成功常常要看它所在的環境。大企業要思考的是如何去改善大環境，不只是如何改善自己。

小公司是優勢

問：那些充滿中小企業、鮮少大企業的國家又該如何？它們要建立成長環境是否會有問題？
答：一點也不會。你看看義大利或是德國，它們絕大多數的出口靠中小企業。以義大利為例，它們每個產業都集中在很小的一塊區域，所以大家彼此都認得，長期相互合作，雖然大家競爭固然激烈，訊息的流通卻也很迅速。只要企業間有密切的聯結，沒有大公司反而是優勢，在今天技術進步神速的時代，大公司反而會很吃力。
　以往大家以為生產汽車起碼的規模是一年五十萬輛，今天一個日產汽車的工廠，就算只生產一萬輛，也可以極有效率。要達成效率的最低規模不斷在縮小，但創新、機動、結成產業網絡等因素卻益發重要，小而專精的企業的優勢愈來愈明顯。我感覺目前台灣的問題就在創新，台灣的企業是很好地快速跟隨著，但要去創造品牌、創造獨特的產品，卻有一段距離。我想，台灣的企業要邁進下一個階段，在智慧財產權上要有新的做法。找台灣代工生產的廠商，可以為低價不斷轉移它們代工的地點的。
問：如果我們把日本之外的東亞視為一個整體、這些國家、地區所採行的競爭策略有沒有共通的特徵？
答：東亞國家的經濟體系都有優勢---高儲蓄率、高投資率、教育程度高、工作倫理強，這些都是優點。東亞國家的缺點也在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情，相互仿效。日本先做，其他國家每個都學日本，用同樣的策略做同樣的產品。這樣做固然不錯，但終究有其限度，如果我們用更大的視野看全球其他的國家，發現只有專精才能帶來真正的繁榮，必須有獨特的形象、技能、創新能力。
　如果我們看全球也會發現：少數專事出口的產業群可以佔掉一個國家很大的出口額，通常一國五％的產業就可以佔七五％的出口額。因此，東亞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關鍵在發展出各自的特色，而不是大家都做電子，大家擠在同樣的產業，去搶同樣的市場，做同樣的產品，都靠低價勞動力。現在需要的是專精，也許過段時間情形會有改善。

困難促成改變

問：在和那麼多國家工作後，你覺得你所造成最大的衝擊在哪裹？
答：我個人投入最多的是這裡——麻州。這些年來，我們思考經濟的方式都改變了，修改法律，連談經濟的語言都統一了。講到其他的國家，我感覺與我合作的國家，討論競爭力的方式都變了，它們用新的方式來看經濟競爭，至於個別國家所採行的政策，不管是紐西蘭、西班牙，每個國家情況都不同。我們最近才與葡萄牙合作。我從這些國家學到很多。我聽說新加坡最近在規劃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時，用的就是產業群的概念。
問：哪一個國家令你印象最深？
答：不同國家給我的印象都不同。談到改善自我，加拿大可能是共識最低的國家，實在很困難，他們勞工、環保、政府、企業之間的距離非常大。葡萄牙的領袖卻非常願意合作，就算他們的政治立場非常歧異，他們好像覺得國家整體比他們個人間的不同來得重要。至於美國，因為我們現在身處經濟的危機，反而容易去改變人們對經濟的看法，當局面壞的時候，人都會變得很有彈性，很能建立新的能力。在一切很順遂的時候要發展新的技能，往往是最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