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吸引我的，是人

一九七五年，我第一次到台灣，來學中文。那時的台灣在外國人眼中，是一個這麼美好的地方，好到你甚至不想去跟別人講，深怕引來更多人。
　台灣最吸引我的，是人。
　二十年前的台灣，人與人之間，有一種溫暖、友善和歡迎的氣氛。住過幾個人家，有上海人也有台灣人，有次我住在西門町一個銀樓，顧客上門，我還幫他們招呼生意。那是個典型的舊式家庭，看一家人數代間如何相處，是相當有意思的經驗。
　那時台灣的家庭，大多維持著傳統的大家庭形態，後來隨著社會發展，不可避免地有了改變，數代同堂的家庭形態不能維持，讓我感到很可惜。尤其我來自德國，看過同樣的社會轉變過程在德國發生，並且產生了負面影響：德國在經濟繁榮時期產生許多的小家庭，因為那時有足夠的錢來維持社會福利，現在我們知道這種制度無法持續，錢會愈來愈少。
　但在台灣，我看到文化的力量，有助於解決這種社會問題。對我而言，是相當有啟發性的一種經驗，我從不知道家庭可以發揮這麼大的功能。
　另一方面，人民的彈性和快速適應新情勢的能力，一直是台灣最大的本錢。比起歐洲同樣做出口的中小企業，台灣商人的無國界觀念更深，速度更快，創業精神沒話說。
　人才是台灣很重要的資產。許多企業現在可以利用這的優秀人才，去管理在中國大陸的營運；而在台外商中，台灣人擔任最高主管的例子也在增加，像飛利浦、德意志銀行。我很樂於見到這種趨勢，這表示台灣有足夠的專業人才來管理營運，對外商來講，可以降低成本，又多出不少調兵遣將時的人選，在這訓練了人才，不一定只往大陸派，還可以派到東南亞去。
　
生活品質被犧牲
　
　九○年代的台灣，在追求經濟成長之外，生活品質也成為它必須面對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台灣現在非常重要的問題，因為生活品質被犧牲了。
　最嚴重的就是環境問題。這不單指噪音、空氣、水和垃圾各種污染，還包括人們的居住環境、生活方式亟待改變。拿交通的例子來說，情況繼續惡化下去，台北的後果就是現在的曼谷，動彈不得。
　大約四、五年前一個週末，我跟我太太說咱們離開台北吧。我們到松山機場，準備搭下一班任何的國內班機離開，高雄、台東、馬公都好，誰知道全部客滿。去木柵動物園坐車要兩個鐘頭，去東北角也要塞車，那也沒去成。
　還有近來的金權政治問題，長遠來說對於生活品質都有害，因為代價之一就是公共工程成本必然將愈來愈高昂，而最嚴重的後果可能是混亂與失控，以至於無法計劃未來。
　你不能說這都是民主惹的禍，事實上即使在民主國家，計劃還是可行的，在西方民主社會，很可能必須計劃十五、二十年的時間去達成一個目標。比方像是新機場或街道。你知道會有人抗議、會有延誤等等，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你有一定的時間表，然後才能有計劃。不能因為有些時候過程延長了點，就說民主是不好的制度。
　我相信國家對人民的未來，要有清楚的方向。不只在台灣，遠景對於今天所有的政治家來說都很重要。世界正在急遽變化，工作和生活的方式都在變，要是沒有遠景，人民將何去何從？
　新加坡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知道必須為未來預做準備，像提出「智慧島」（intelligence island）的目標，這是很重要的一步，因為它會對房地產、辦公環境甚至整個社會網都產生影響，這種革命正在發生，不能再視若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