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南古都訪問了幾年不見的高中老同學,這個高中時代以成績優秀但個性靦腆而不曾接近的同學,已順利成為醫師,目前正完成一個研究報告。而其實也不是什麼醫學上重大的突破發現,但他的喜悅卻溢於言表。這個研究是以失聰者的復健方法為基礎而進行。
台灣有大約一萬人左右的完全失聰者(先天或後天重傷害),以往因醫術不夠發達,無法治療。但近年來因醫學科技的發展,連一向被視為耳科禁忌的內耳也可以開刀。其方法是用類似麥克風的儀器接收聲音,再以電腦解析人類語言的頻率,而後傳送刺激內耳中殘存的纖維神經,從而形成失聰者可以接受的聲音。但由於失聰者有許多未曾聽過的聲音,因而如何讓治療後的病人可以復健,就變成重要的課題。
從一般醫生的角度來看,治療到可以聽見的程度,療程即告結束;但國外較先進的治療是包括一至二年的語言復健制度在內,而語言復健卻與醫術不同,它無法引進,只能自己按照當地語言來設定和訓練病人。這時如何建立台灣本土的語言復健就變成醫生的課題。
這個同學不懂語言學,當然也不懂聲韻之類的,但卻用土法煉鋼,在馬路抽樣、在市場錄音、在演講會場記錄等,來收集我們常用的聲音。並且因台灣有國語、台語兩種語言,所以復健還必須用兩種語言進行。最後這個研究結果出來了。它變成中文使用的第一套語言復健基礎,並獲得國外醫學雜誌的肯定。難怪他如此興奮。
什麼是台灣的救贖?
但我想說的不是一個醫生如何進行研究的故事,而是在台灣,當我們處於權力鬥爭、選舉、黑道、弊案、毒品等漩渦中,終究要感到無力、沮喪時,我們不免要時時追問:什麼才是台灣的救贖之道?我們何時才會擁有合乎人性的生活?難道沒有辦法阻止地方黑道和政治利益掛勾?難道台灣要這樣沉淪下去?
一個醫生當然可以只負責醫療身體的問題,至於心理復健可能是另一課題。但如果醫生可以更多一些人性的考慮,想想失聰者語言和心理復健的困難,他也可能用土法煉鋼的辦法和很少的經費,研究出一套本土的醫療復健系統。同樣的,如果地方官員能考慮到人性的層面,可能殘障者在交通和生活上的不便會減少很多,或至少安全考量會多一些。
從貧困中站立起來的中國人,對生活和生命的態度似乎還停留在身體和生理的層面,因此可以容忍黑道成為議員,帶槍的「大哥」成為議長,只要有賄選的錢可以拿,只是身分的不同而有不同待遇,市民可能一千元,而市議員是一千萬。從地方到中央的選舉,乃至於承包公共工程都是如此,幾乎貪污和腐化可以制度化了,而這樣的「人性」要如何才能「復健」?
有時我不免天真地想,人性化的人(例如這醫生)多起來,或許這社會還會有些「復健」的希望吧!(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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