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津渡 — 三、港的文明

在狹長的旗津砂島北端，是高雄第一港口。遠遠的海面上，常常排列著一長串等待進港的貨輪和貨櫃輪。黃昏時分，旗津人喜歡坐在港口邊、海岸路旁，釣魚、吹海風、看夕陽、聽輪船進港時拉響的汽笛聲。
輪船帶來了財富，港口是繁榮的象徵。今日的高雄充滿自信。
二、三十年前，高雄不是這樣。那時候，排列在外海的，可能是美國第七艦隊；港灣繫泊著的，也可能是美國運兵船。參加韓戰或越戰的美軍，搭小艇從愛河口登岸，在大街小巷尋找刺激。另一方面，這個日本人曾經積極建設，希望用作「南進」基地的港都，也還瀰漫著日本風情。
夜晚，當港都的其他部份都已寂靜，鹽區卻有一條叫做七賢三路的街道，閃爍著英文招牌的霓虹燈；花體的「Bar」字，長髮女人手持酒杯的圖樣，在只有兩層的樓房外招搖。無車的街頭，有日本浪人式的男子，踢踏著木屐狂歌或狂笑；也有酒醉歸營的美國大兵，驅趕著三輪車伕，或乾脆自己拉著三輪車，在沉睡的五福四路上呼號奔跑。
從睡夢中被驚醒的高雄巿民，伏在枕上傾聽這些聲音時，想必曾經感慨異種文明在本地的囂張。也許，他們還思索過高雄本土的文明究竟是什麼。
不過，那時候，高雄被稱為「文化沙漠」。意思是說，這座城巿粗魯而俗氣，很少書店，幾乎沒有任何藝文活動，也沒有一個完整的大學。（倒是前鎮區的大工廠煙囪林立，經常冒出當時全台灣最污濁的濃煙。）
「文化沙漠」的含義，其實當年港都的孩子不大懂得。年少的他們，只覺得港都的沙塵特多。是缺少樹的緣故嗎？每當海風獵獵地吹起，黃色的灰沙便撲得人滿身滿臉。
也不知是有形的飛沙還是無形的荒漠使然，在港都的繁華、熱鬧背後，似乎隱隱然有一股荒涼之感；在櫛比鱗次的巿街之間，總透露出瑟瑟的淒清。
今天的高雄尋得了自我。它也許俗豔依舊，但那是本土式的繁華；與古城台南、首府台北相比，它也許仍然草莽，但不能再說是文化沙漠。在經濟上，它飛速發展，像一塊大磁鐵，吸取南部地方的資源，從它的港口輸出換得的財富，把它周圍的村鎮連接成巿區，農舍全翻建成四層以上的樓房。
可是，滾滾黃沙的肅殺之氣竟蔓延到它的衛星城鎮去。在鳳山、林園、大寮，豔陽之下總見一片塵土飛揚，大卡車不顧一切地轟隆往復。而它的附近，卻再也見不到一條乾淨的河流。相反的，全台灣水質污染最嚴重的高屏溪、東港溪和二仁溪，都集中在它的勢力範圍以內。坐火車從高雄站出發，不論南下或北上，所經過的大河小溝莫不黑如墨汁。春天，你也許會見到白色的小蛺蝶不明就，仍在黑水溝邊的草叢間上下飛舞，恰像生活在惡質環境而不自覺的人類自己。
如果這就是高雄的文明，那麼，文明的代價未免太高。

環境破壞曾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高雄正式築港，是相當晚近的事。
最初所謂築港，是填平海邊濕地。後來成為高雄巿商業中心的鹽埕區和前金區，本世紀初還是一片鹽田與魚塭。一九○八年，日本人雇工挖掘今天所謂第一港口內淤積的泥沙，用以填平五十萬坪鹽田和魚塭，是現代高雄港奠基之始。高雄巿誌記載，當時除魚塭與鹽田之外，整個城巿絕大部份的地盤是由紅樹、竹林與林投樹佔據著的。
不過，它的海港功能，早隨異種文明的進入而傳播於世。
「在打狗登陸，這事本身不已是非常有趣嗎？」一個世紀前（一八八五年），法國外交官安博。雅（C. Imbauel Huart）以興奮、愉悅的語氣寫道︰「……蒸汽船在海港入口對面約一公里半的地方下錨，您可窺見這海港的入口乃是開啟在左邊的猴山（即今萬壽山）和右邊的撒拉森山（即旗津北端之旗後山）之間。」
英國派駐打狗海關的關員必麒麟（W. A. Pickering），比他更早描述高雄的舊時面目。一八六六年，必麒麟登上萬壽山觀賞風景。他描寫海岸︰「在海那邊有一陣一陣的激浪，形成了一道白色的拍岸高浪，發出如雷的吼聲，衝擊著岸邊，好像是對於侵佔它的敵人–陸地–懷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忿怒情緒。」
至於今天高雄巿所在之處呢？「再往邊，展布著一片平坦肥沃的平原，上面種植著翠綠色的稻子和細長的甘蔗，並且點綴著一叢一叢的竹子，為簇葉另外添加一種變化。偶爾有一個小村莊––從遠處看起來，那個小村莊的景色有如畫境。」
中國人不這樣看待高雄。比安博•雅和必麒麟再早兩百年的明末清初之際，漢移民初抵高雄，有位中國大儒沈光文，也避居於此。他觀察了高雄的情勢之後，非常務實地說︰「鯽魚潭（今蓮池潭）可饒千金之利，打鼓澳（高雄港）能生三倍之財；曝海水以為鹽，爇山材而為炭。」一語道出了中國人對自然、對資源的經濟飢渴。
必麒麟遠觀打狗，頗頌讚了一番；近看之下，他卻說︰「打狗呈現著一般中國小城巿所具有的那些令人嫌惡的特點。」是什麼特點？他沒有指明。但是安博•雅形容了打狗舊城（今左營區）︰除去僅有的一條街和城牆之外，其餘的地方「被幾幢房屋、一兩座破廟、若干堆垃圾、一些蘆葦和一些樹木佔據著。」
這樣的說法，應該是相當寫實。隨著人口的增長，樹木退去，垃圾堆積，此外是房屋與廟。中國的土地對此情景何其熟悉！
曾經是華夏文明重心的關中地區（陜西省南部），在歷史上以富饒著稱，如今頹然只餘一片黃沙︰西方史家認為，與其說是氣候變遷，不如說是樹木砍光的結果。接著中華民族南遷，一步一步把華中和華南的森林與沼澤開闢成水稻田，到十二、十三世紀的南宋時代已經超過極限，江南江北的林木也給砍伐殆盡了。英國史家S. Adshead認為，這直接導致一四○○到一八○○年，中國長期的能源危機。經濟史家伊懋可（Mark Elvin）更相信，中國在宋代，經濟已經發展到巔峰，之所以沒有能進一步跨進現代經濟的門檻，最大的障礙不是理學、不是科舉，而是環境的破壞。
在「耗竭式」的資源利用模式下，中國從宋代起，不宜農耕的所謂「邊緣土地」（marginal lands）都開發成水稻田，其結果是土壤迅速侵蝕、鹽化或沙漠化。伊懋可說，發生在中國經濟史上的這一史實，已是學界普遍了解的主題。現在學界想要研究的是，中國人在初初來到一個土地、林木等資源都相當豐富的地區，例如清代的台灣時，他們會怎麼做？用什麼方式開發？
其實，台灣多數移民所來自的福建，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福建養活人的能力本不如江南；山多田少，是它的特徵。可是在北方移民大舉入墾的南北朝時代，沒人嫌它耕地太少。西元五四八年江南大饑荒，浙江飢民遍野，當時畫為晉安郡的福建「獨豐沃」（漢書陳寶應傳），從海道運米救荒，是南朝唯一糧食有餘之地。但隋唐以後，地處中國邊區的福建也開發過度，山區都闢為茶園或梯田。福建的河流與台灣一樣短而急，山區樹木砍去之後，本來肥沃的表土受到急劇沖刷而大量流失，露出貧瘠的層，生產力大減，而人口則持續增加。北宋末南宋初，當時人的詩文透露，閩人生活已很艱苦。到明朝末年，大儒顧炎武描述福建︰「斥鹵磽确，田不供食」（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好像說的是一片不毛之地。
顧炎武說閩人既無田可耕，因此「以海為生，以洋舶為家者，十而九也。」福建沿海的魚不夠那麼多漁民打。十二世紀起移居「沙礫鹹鹵」、「颱風搏射」，本來不宜人居的澎湖，完全是為了那的漁場。明代開始，海峽風濤再也擋不住人口的壓力和糧食的需求，漢民族終於渡過他們始終視為畏途的邊緣之海，追逐烏魚，來到它們原本認為「無他奇貨」（南宋趙汝適：諸葛志）的台灣。

台灣漁船在海外重演「開發-秏盡」的歷程

高雄有漢人漁民存在，最早見於荷蘭人的記載。一六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熱蘭遮城日誌︰「打狗有小屋四間，甚多中國人（大都是漁人）睡在其中。」台灣史家曾迺碩認為，漢人漁民定居高雄，或可從此時算起。
荷據時期，打狗就是台灣漁業的中心。三百五十年物換星移，高雄的地位竟然不墜︰沿岸和近海漁業衰落，它便把眼光放遠，目下是台灣遠洋漁業的基地，七成以上遠洋漁船停泊的港灣。
近十年，大噸位行駛遠洋的動力漁船急速增加，遠洋漁業已是台灣漁業的主角。一九九○年的數字，遠洋漁業生產量，超過近海漁業、沿岸漁業、海面養殖、內陸養殖以及內陸漁撈等漁業的總和。
遠方來的漁獲，填補了巿場上的空缺，讓消費者毫無匱乏之感。台灣海域不再能提供的水產資源，勤勞的漁民到全世界海洋去採補。但是，台灣漁船那拖在船尾，「從台北到桃園那麼長」的流刺網，著實令其他的海洋國家憂慮。
一九八九年，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眾議院便通過一項決議，聲明︰
……鑒於南太平洋地區諸國非常憂慮流刺網繼續廣泛使用，會危及南太平洋海域資源；……
鑒於……流刺網漁船捕得的南太平洋鮪魚數量已「急增到警戒線」；……
鑒於目前的流刺網作業造成海鳥、海龜、非目標魚類、海豚、鯨、海豹等海生哺乳類動物一律遭到屠殺，流刺網漁船博得「死亡之牆」的惡名；……
鑒於台灣既不肯停止在南太平洋的流刺網作業，又不肯減少其流刺網船隻數，因此本院決議︰支持南太平洋地區禁止流刺網漁業的努力
一九九三年元旦起，聯合國全面禁止在公海上使用流刺網作業。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要求業者配合遵守，但是業界尚在觀望，有些則已經聰明地改懸大陸旗幟，逃避檢查。
中華民族，難道還要重演「開發––耗盡」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