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大後對台統戰分析 — 小平的「心願」

　「六四事件」以前，鄧小平致力於撥亂反正，大力推展開放改革，被大陸人民捧為「鄧青天」；唯歷經其安排胡、趙接班失敗，政經政策屢屢出錯、出亂，不僅胡、趙相繼垮台，且鄧小平開明、英明形象在「六四事件」中，亦被摧毀。
　鄧小平的好大喜功並不亞於毛澤東，為成就其歷史功業，鄧小平正急於在來日無多的有生之年，完成現階段的「七項重點工作」––破除「六四」陰影、鞏固鄧家政權、繼續共黨專政、貫徹經濟開放、安排接班部署、重整軍隊人事、完成台陸統一。而今鄧小平利用「十四大」的機會，已初步完成前「六項重點工作」。因此，「統一台灣」的工作，也就成為其在八○年代、九○年代所謂「三大要務」中的急務。「十四大」前夕，鄧小平因較集中全力於內部事務的掌控，致對台工作大多交由其對台統戰黨幹，依其所訂的「一國兩制」原則執行，「十四大」後鄧小平勢必重整陣勢，全力尋求對台統戰工作的突破。

「十四大」後統戰作為

　(一)「十四大」前鄧小平對台統戰的政策指示：
　●九○年代解決港、澳問題，這是歷史的責任，也是對歷史的一個交待，剩下來的就是台灣問題，如果條件成熟、在本世紀內解決台灣問題，以一個統一的中國邁進二十一世紀，我們老一代的人死也瞑目。
●當前任務就是要全力以赴創造條件，加快統一步伐，談判的事要愈快愈好，「十四大」報告中的對台政策要落實，通過這次大會，強調統一大業是黨的歷史重任，要有緊迫感。
●對國民黨的工作，不能按老套去做，如果黨內被搞台獨的人把持，這說明變質了，要曉以民族大義，不要作千古罪人，若一意孤行，搞「台獨」、「獨台」，則不可等閒視之，我們從沒有承諾不使用武力，這是掌握在手中的主動權，並使其明白中國共產黨是說到做到。
(二)「十四大」中「政治報告」及「黨章」有關對台工作的宣示：●江澤民在「政治報告」中，揚言「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台、港、澳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按這個原則來推進統一大業的完成」，「中共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台灣獨立的企圖和行動，繼續促進兩岸直接《三通》，特別是大力發展兩岸的經濟合作」，「再次重申願意同國民黨儘早接觸，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的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任何問題都可以談，包括正式談判的方式」。
●「黨章」修改，在「國家統一」問題部份，揚言中共將按照「一個中國、兩種制度」方針，完成祖國統一大業，但未提「和平統一」，有意保持統一方式的靈活性。
(三)「十四大」後中共對台統戰的政策趨向：
綜合「十四大」前鄧小平的「政策指示」，與「十四大」中「政治報告」及「黨章」首次將「一國兩制」列入，可知中共在「十四大」後對台統戰的大原則未變，僅顯露其在手段上的靈活性與時間上的緊迫感，判其具體政策與作為概述如次…
●目標：併吞台灣。
●方針：以「一國兩制」的構想，逐步誘我入彀。
「一國兩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中華民國」法統，變台灣地區為其特別行政區（即其地方政府）。
●構想：
1.上策：以和平統戰方式，儘速實現「一國兩制」。
2.中策：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暫維兩岸政治現狀，促通、促談。
3.下策：以武力防阻台灣獨立。
●作為：
1.玩弄統一三步曲：
(1)用「一個中國」原則先求「主權」形式上統一。
(2)用「三通」謀求「領土」形式上統一。
(3)用「兩制」謀求「國家」形式上統一。
2.玩弄統一戰線：
(1)團結一切所能團結的人，亦即以誰主張「急統」、誰主張「台獨」作為爭取誘拉的政治考量，強調凡贊成急統的人，縱使不贊成社會主義亦可求同。以遂行「以民逼官」的陰謀。
(2)吸引一切所能吸引的錢：
<1>擴大吸引台資：中共不斷利用廉價勞力、豐富資源、廉租土地、利潤匯出、開放內銷、低利貸款，以及第三產業等誘引我大中企業入區投資，近復透過此間人士籌組私營銀行團赴陸考察。凡此，不僅藉以吸引我大量資金為其所用，抑且藉以拖垮台灣經濟。據中共「新華社」十二月五日透露，截至本年九月止，台商在陸之總投資項目已達七五六五個，協議金額六十四億美元，實際投入約二十七億美元，且正加速成長中，目前已成為在大陸投資成長最快的外資。另五年以來我入陸人士用費及接濟匯款數，據估計約在八十至一百億美元。
<2>大量吸收台幣：當前中共雖未公開允許台幣在大陸流通，但在其默許下，台幣在大陸已成為通行貨幣，近並規定國營商店每月上繳盈餘的三分之一為新台幣（限千元面額大鈔）、個體戶每月上繳六千元新台幣、小販每月上繳三千五百元新台幣。據一般估計，目前在大陸的新台幣金額可能已達約百億餘元，如假以時日，其數必增，判其目的可能在干擾我貨幣發行與金融秩序。
(3)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事：
<1>政治上：
首先，不斷利用便利交流與商貿而要求直通，並利用兩岸交流所引生糾紛事件，要求我進行談判，以圖突破我國統綱領的進程，而任其擺布。
再者，不斷利用打「台獨」，擴大我內部矛盾對立，分化我團結，製造統獨緊張的情勢，而擾亂我社會與政局。
<2>經濟上：積極組控「台資企業協會」，並在台資企業中組建黨組織，逐步掌控台商，架空我與台商的關係，以遂行其「以商圍政」的陰謀。
<3>新聞上：擴大派遣「新聞特工幹部」來台，遂行其把宣傳做到台灣內部來，並不斷散播統戰訊息，打亂我大陸政策布局，製造我朝野間猜疑，並利用我媒體追逐獨家新聞有求於中共的情況，為其張勢。
<4>文化上：以學術文化融通政治，防我和平導變。不斷派遣文、娛團體來台訪問，以建立民族一體感；並利用其御用學者，對我學人不利其言論大肆撻伐，阻制台灣經驗的傳播。
<5>外交上：利用經貿及各國內部的紛爭搶奪我邦交國，壓縮我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阻止我加入國際組織活動或迫我以「地方政府」地位參加。其當前的重點，在以斷絕我與非洲的南非、南美洲的巴拉圭、中美洲的巴拿馬以及南太平洋的東加等國的邦交為目標，期能逐步縮小包圍，漸次達其徹底孤立我國的目的。
<6>社會上：利用拉出打進的手法，加速台灣生變。即一面利用我方「利益集團」為其在台工作，另一面則利用合法（我日趨開放兩岸人民各項交流之空間）與非法（大陸走私、偷渡、販毒、販械）等渠道，加緊對台滲透、分化、毒化與破壞。近四年來計緝獲偷渡客二一五七八人，其中尚待遣返者二二三六人，未緝獲者約四千餘人，毒品（海洛因）一九七公斤，中共製各式槍械一九二八枝。
3.玩弄談判伎倆：中共一向視談判為其制勝的法寶，是創造有利條件或形勢的工具，故在對敵鬥爭過程中，不斷製造談判的機會，要求或迫使對方談判，其目的在引誘對方、困擾對方，逐步的進入其預設的圈套，其主要的談判伎倆，永遠掌握主動，先談原則、預布陷阱、好話說盡、枝節橫生、要高收低、讓少取多、活用謀略、分化對方、透過輿論、唱和助勢，並極盡捧、誘、拉、壓、纏、拖之能事，突破對方的心防，動搖對方的耐性、定性、思維與立場，以竟其談判事功。故自八十年二月海基會成立以來，該會雖曾先後四次派遣代表與其洽商有關解決兩岸人民交流中事務性問題，但終因未能滿足其先談政治的原則而迄無所成。
4.玩弄軍事恫嚇：中共軍事現代化，就長遠而言，固欲圖霸亞洲、爭強世界，但就現階段而言，其目的乃在用作內控人民，外打台灣的工具。故邇來一再強調質量建軍，增加軍費，成立海軍陸戰隊，並乘蘇聯解體、俄羅斯政局不穩、經濟拮据之際，大肆向俄採購新式戰機（蘇愷二十七、米格二十九）、SA–十新式飛彈、T–七十二戰車，以及米格三十一、三十七、巡弋飛彈、核燃料提煉與航空母艦等技術，另計劃購買航空母艦，且不斷在其內陸實施空降演習，在東南沿海舉行陸空及陸、海、空三棲登陸作戰演訓，在台灣海峽南、北海域舉行海、空聯合（含封鎖）演訓；更積極徵召台籍與閩南籍青年入伍，充實台閩兵員，啟用有實戰經驗及熟悉對台戰備有關將領，擔任其軍委副主席及三總部領導人，做好犯台準備，適時進行恫嚇，以期對我施壓。
5.調整統戰人事：中共中央對台統戰工作，原由楊（尚昆）、吳（學謙）負責，十四大後，為加強對台統戰功能，預判將由江（澤民）、李（瑞環）、錢（其琛）取代之。李瑞環為人深沈、務實、謹言慎行，過去在對台工作上雖涉入不多，但其反「台獨」的立場卻極堅定，而錢其琛一向在執行對我外交孤立政策上的表現更是蠻橫、霸道，顯示新任統戰在對台工作上，勢必軟中帶硬，花招百出，積極進行，殊難期其有任何理性表現。

當前應有的認識

(一)認清國家的重要：
目前中共予我某些入陸人士諸多方便、禮遇與優惠，實因「中華民國」仍屹立於台灣，而被其用作統戰工具，設若台灣一旦遭其吞併，則一切方便、禮遇與優惠，均將於一夕之間化為烏有，而淪為其臣民，任其宰割。
(二)認清「一國兩制」的陽謀：
目前中共倡議的「一國兩制」只是一個陽謀，其所謂兩制只局限於經濟領域，不具有政治體制相容的涵義。兩制併存只是一種騙人的把戲，其目的一在誘我入彀，一在養肥自己的一個暫時性、過渡性行為，藉以完成其統一與鞏固共黨專政的一種手段，絕不可能容許「一國兩制」沾上一絲一毫的自由民主氣息，更絕不可能容許「一國兩制」永遠不變，近期中共對香港「政治改革」的強硬表態，揚言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中共絕不含糊」，其霸道已不言而喻。
(三)認清兩岸交流的嚴重：
交流乃是我「國統綱領」中用以導變大陸的利器，只能前進，不能後退。過去五年的兩岸交流，雖有「國統綱領」作為我推展兩岸交流的最高指導原則，但因在我各類別的交流中，率多平行並進的工作項目，而缺乏各類別的具體方案，以致有共同目標交流的少，為交流而交流的多，而形成各謀各利、各吹各調的現象，甚至在經濟交流上，資金被掏空、套牢；關鍵性行業（如石化、電腦、電子、紡織等）相繼被吸納。不但未能依照「國統綱領」的構想，發揮交流的預期功能與具體效果，反為中共用為對我政治、經濟與社會造成諸多不利的嚴重影響。交流本是「一刀兩面」，我雖可自兩岸（對香港）貿易順差中彌補對日逆差，然若不能妥善規劃，善加利用，創機造勢，進行導變，則我遲早就有可能墬入中共「以商圍政」、「以民促官」的統戰陰謀。
(四)認清談判的關鍵：
談判乃是一種「智慧」之戰，強者可用以不戰而屈人之兵，弱者亦可用以化劣勢為優勢。古今中外以談判獲勝者不勝枚舉；大陸的快速淪陷，即是敗在談判，越戰的失敗，亦復種因於此，「巴黎和平協定」甫簽，越共即兵臨城下；故談判不得不慎，與中共談判尤然。其關鍵端在能否「知己知彼」，策訂周密談判計劃，談判者能否忘我，並具有高度的智力、耐力、定力與應變力，指導者能否堅定立場、洞察情勢、冷靜思考、正確指導。而輿論與社會大眾的支持，更是與中共談判成敗的重要因素。今後我為依循「國統綱領」進程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勢必與中共進行馬拉松式的談判，中共亦勢必謀求由小談變為大談、由事務性變為政治性、由民間變為官方，以逞其談判的能事，但我絕不能為其花招所動，絕不可因其小讓而妥協，亦絕不可因其偽善而躁進，必須爭取主動，堅守底線，穩扎穩打，靈活應變，庶免重蹈因談判而失敗之覆轍。
(五)認清大陸情勢的演變：
　自鄧小平推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方針，並採取「政左經右」的政策以來，雖已為大陸人民帶來部份財富，但其間因歷經「六四鎮壓」與「蘇東波」的衝擊，而使群眾認清中共的面目，以及共產主義的破產。由於西方自由思潮伴隨其商貿來往不斷輸入大陸，尤其是我開放大陸探親後，「台灣經驗」的相繼傳播，致在一年半後即爆發「六四」民運，充分顯示非共潮流的時代來臨。而今反共氣氛已瀰漫全大陸，在「三信」危機下，人人向錢看，個個想發財，導致農民怕亂，青年思變，共幹惶惶，預判未來大陸情勢，可能向三方面發展；其一為繼續維持「政左經右」的路線而不亂；其二由於經濟過熱而迫其政治改革；其三為鄧酋猝死，大陸陷於亂局。因此，在香港「九七」大限來臨以前，乃是我國家生存、發展、統一之關鍵時期，亦乃我中華民族復興壯大的千載良機。故如何將大陸反共氣氛化為力量，如何導引大陸情勢向我最有利方向發展，乃是當前的急務。
中共一向以欺騙起家，心想的、口中說的、實際做的從不一致。是故，當前吾人最大的危機，不在敵人，而在自己，雖然中共花招百出，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缺乏憂患意識與對國家的認同；既不真正知敵，又不真正知己，更不知反求諸己，率多各以自己主觀願望看待兩岸問題，致「國統綱領」的布局不是被中共所突破，而是被自己人所恣意破壞，忽視了中共與我正在進行一場攸關存亡之無砲聲鬥爭；不了解中共亡我的野心與陰謀；致有人因懼共而妄想與中共劃清界線以自保；有人因媚共而投懷送抱以取寵；有人因無知而在有意或無意中為中共作宣傳、作統戰；更有人不顧國家整體利益而不斷向大陸輸血。凡此，不僅模糊了吾人對國家的認同，淡化敵情觀念，鬆動反共立場，增加我經濟對大陸的依存度，抑且予敵分化與各個擊破之機會，對國家的安全與利益、國力的凝聚、大陸政策的推行，均已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
鑒於中共對台統戰的花招與我當前的危機，吾人必須小心謹慎，步步為營，雖世人均知共產政權終必結束，但吾人絕不可自亂陣腳，先敵而毀，徒將四十餘年努力的基業付諸東流。
李總統近曾嚴正指出：「中國的統一不是黨派之爭，而是國家求富強、民族求尊嚴與發展所必然要走的道路。」因此，對中國的未來，我們無法置身事外，對復興基地的生存與發展，我們更是責無旁貸。鑒於鄧小平可能在其垂死前夕，為竟其事功，而在統一台灣上急於求成起見，故吾人必須認同國家，認清敵人，攜手同手，團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