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現代化 — 尋找農業的春天

將近二十年前，當台灣的農業專家與官員，還沈醉在第一次土地改革及農業技術改良帶來的農村繁榮時，王作榮看到的農業前景，卻是一幅慘淡灰暗的畫面：農田的單位耕種面積日漸縮小，靠田吃飯愈來愈不容易，農民所得遠遠落後工人、生意人……，最後，農民變成馬克思預言中那個「最悲慘的階級。」
這種悲劇性的預言，出現在民國五十年代似乎有些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因為當時農村的繁榮及農民所得都遠超過中國過去二千多年的農業歷史。但王作榮並沒有讓當時農村進步的景象，粉飾了他對台灣農業未來出路的觀察。
在當時高檔的生產力背後，一股暗流的確在逐漸匯聚成形。從民國四十年到六十年這二十年間，台灣農業人口整整增加了四○％，而全部耕地面積才擴張了三％；每一農戶的耕地面積，也從四十年的一‧三公頃，驟減到一‧○三公頃，縮減了二十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台灣農業發展到五十年代末期，生產量年增率也逐漸緩慢下來（每年平均不到四％），而同一時期，台灣的工業卻正以平均高達二○％的成長率隆隆起飛。
王作榮擔心的那頭悲劇怪獸，已經在蠢蠢欲動，準備露出猙獰的原形。誰能阻止它？什麼辦法能夠阻止它？
答案顯然不會只有一個，也不可能太單純，否則，那些進步工業國家的官員們也不會到現在還一直把農業問題看作是一件痛苦的差事，避之惟恐不及。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並不是靠修改幾個政策、擬定幾個法規，在短短幾年內就可以解決的。
專家估計過，縱使在美國這個法規、制度最完善的世界農業技術大國，至少也花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才勉強把農民所得跟非農民所得之間惡化的趨勢穩住，而這還是在政府付出了沈重的財政負擔後才達成的。
很顯然，在舊農業的格局中，改革是必須的，就像中國在清末民初所有的維新強國運動一樣。農業改革在本質上，是要揚棄舊有的體制，引進全新的觀念與制度。
然而，改革農業並不像建築師蓋房子，或兵器家造槍炮那般簡單而公式化，只要對照著藍圖去疊磚搭牆，鍛鋼鍊鐵，就能造出一棟豪華漂亮的大廈，或能在百步之外取人性命的堅船利炮。
所有歷史上古老農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乃至埃及－－的發展軌跡都清楚地告訴世人，農業部門－包括農民與農業官員－一向都是社會中最保守、被動、也最不容易接納新觀念、主動開創的體系。
當某朝代出了個聖明君主，允許他的百姓稍稍能夠安養生息時，這些素來被認定最能夠樂天安命的農民大眾，在能養活一家收口之餘，通常很少主動地想去改變數千年來沿襲不變的耕作及經營方式。
因此要將像台灣這樣基本上仍舊是舊式的農業，帶到另一個新的「現代化」境界，只有釜底抽薪從觀念改革做起。王作榮顯然早已經看到了這樣一個關鍵，在一篇文章中他如此寫道：
「這是一次農業革命，要將幾千年的傳統農業，轉變為一個現代的農業，必須要從改變觀念著手……，唯有正確的思想及信仰，才是一切改革力量的泉源……。」
然而，什麼樣的農業觀念才符合這樣迫切的需要？現代化農業的藍圖提供了一個清楚的線索。
問：農民所得落後，農業發展腳步跟不上工商業，一直是台灣這些年來一個頭痛的問題，甚至引發了社會及政治上的不安，如農運等，為什麼會這樣？
答：台灣農業目前遭遇到的問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幾乎在所有進步的國家中，農業都是一個比較落後的經濟部門，農民都是被保護跟被救助的團體，即使像美國那樣進步的農業大國，或者歐洲共同市場國家那麼優良傳統的農業經濟，他們的農民都是在長期保護與救助之中。
所以，除非我們的經濟不進步，除非農業生產技術有令人不可思議的改進，否則，像目前的農業問題是遲早會發生的。
其實，像農業與非農業部門之間會有所得差距也是必然的。因為農業生產的風險與規模相對於工商業比較小。

縮短差距

所以，農民所得會比較低，是一種正常的現象，重要的是，不要讓這兩個部門的所得差距拉大了，像一般工業國家正常的差距在二○％到三○％之間，超過了這個差距就不正常了。
問：這種農業所得落後的問題，有沒有辦法改善呢？在工業部門快速成長的同時，應該如何維持這兩個部門所得之間的平衡？
答：由於農業相對落後的根源是工商業發展太快，把原來相當進步的農業部門遠遠拋在後頭，所以，唯一的途徑是，建立一個與現代工商業並駕齊驅的農業生產與經營方式。
問：現在國內的農業生產與經營方式有什麼問題？
答：我們現在的典型經營方式是，一家農戶擁有半甲或一甲地，以種植水稻主為，如果一家勤勉，則勉強能夠維持溫飽。
這是幾千年來的傳統經營方式，這種方式不改，農業絕對沒有前途，農民生活絕對沒辦法改善，而要農業有前途，農業必須要商業化。
問：什麼是商業化的農業？
答：這包括一、農業生產的最後目的是要供應整個市場的消費，而不只是供農家本身自給自足。二、既然以供應市場消費為主，由於市場消費是大批大量的，因此農業生產方式必須以大規模耕種為主，再配合最進步的技術與工具。三、為了因應現代複雜的工商結構及都市消費方式，必須採用現代的管理方式跟運銷管道。
問：政府跟民間應該如何做，才能建立這樣一個現代農業，有沒有具體清楚的步驟或方法？
答：有幾個階段。其中最先要做的是，要盡量擴大農田的單位耕種面積，有了這個基礎，農業才可能往後發展下去，跟土地的政策有關，這必須從立法根本著手。
但是，土地面積擴大以後，如果仍然沿用傳統的人力及技術，生產效率還是沒辦法提高；因此，第二步最好由官方及民間合作研究，進一步提高農業的生產技術；這包括從機耕、栽植及品種改良等方面著手。

避免中間商剝削

另外，土地有了，技術有了，但是，要種什麼呢？由於我們傳統以米食為主的需求結構已經產生了劇大的變化，種稻不再是最有利的選擇，因此，第三步必須要拋掉過去有米就是糧的觀念，解除以米為中心的糧食政策，還給農民更大的空間，去選擇他們願意生產的作物。
第四，作物生產出來了，但是由誰來賣給龐大的消費大眾呢？農民自己？還是中間商？在這裡，工商業的經驗可以給我們一個啟發。
要避免生產者受中間商剝削，必須建立一套從批發到銷售的現代產銷管道，讓農民得到自己所應得的。現在農產品銷售的兩頭都給壟斷掉了，市場很貴，產地卻很便宜，這中間的利潤都給剝削掉了。
最後，就跟自然界所有運動的定律一樣，如果這些步驟全部付諸實行，一定會有一些副作用發生，例如農村人口外流，可能成為失業人口及社會問題的根源；要大規模合併土地及購買現代化倉儲運輸設備，就需要龐大的資金。
農民天性保守、被動，必須要外力來推動他們進行並持續這一波波改革，而當這些後遺症一一出現在改革的過程當中時，我們勢必將面臨另外一堆問題：誰來幫他們轉業？誰來提供資金？誰又來負責推動這一切改革計畫？
如果這些問題無法解決，一切努力終將功虧一簣。因此，一定要設立一些便於轉變的過渡機構，例如就業訓練中心、農業金融機構或加強現有機構，最好是能夠設立一個全權總督其成的農業部。

不只是吃飽而已

問：在許多工業國家如日本、美國，補貼及保護都還是重要的農業政策，到底補貼及保護政策能不能改善農業問題？
答：回答這個問題以前，必須先澄清一個關於農產品價格的基本觀念，就是我們發展經濟的最主要目的，是要全國人民包括窮困的人民在內，都能以很小部分勞力，輕易換取營養豐富的食物，而不只是吃飽而已。
這是一個現代國家必須做到的事，而要做到這一點，政策上便要盡量讓農產品的價格低廉。
這個目標與補貼及保護的效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互相牴觸的。例如我們都知道，日本由於大量補貼農產品，已經成為世界上農產品價格最昂貴的地區之一。
而我們的農產品事實上早已經在保護之下，價格不但高過落後國家，也比進步國家還貴。
美國及西歐的一些主要食物，如果連品質考慮在內，價格實在比我們便宜多了，而這些國家的平均每人所得則比我們還要高出若干倍。
所以用保護或其它方法使台灣農產品價格上漲，以達到增加農民所得的目的，都是降低全國人民生活水準，違背全民利益，因小失大的做法，整個經濟發展的一點利益，都會被無效率的農業生產抵銷掉一部分。
至於補貼農民，進步國家的農民不過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五或更低，以百分之九十五或更多的人口，來補貼百分之五或更少的人口，負擔當然不重。而我們的農業人口現在約為總人口的八分之一，我們絕對不能以八分之七的人口來補貼另外八分之一的人口。事實上，台灣目前的高農產品價格，已經是以占總人口八分之七的非農民來補貼另外八分之一的農民了。
另外，我們從長期效果看，這種補貼政策是不是能夠真正解決農民的困境，也值得懷疑。
農業的補貼及人為的提高價格，可以濟一時之急，無法收長久之效。濟一時之急，可能利少弊多；收長久之效，則可能效未見而害已生。
以高價收購稻穀為例，偶一為之，可以增加農民所得，使農民受益，但如果年年如此，最後一定會倉滿庫盈，無處可放，而政府不勝負擔，最後穀賤傷農，受害的還是農民。
因此，補貼或保護這種屬於所得重分配範圍的政策，根本不能真正解決農業問題，縱使有時必須實行，也只是基於社會，或政治層面的考慮，這種救急是短期的、權宜的、輔佐性的政策，只能救急不能救窮，更不能致富。
問：你講到要使農民生活趕得上工商業，首先要擴大農田的耕種規模，這個觀念在國內已經提出來很久了，卻一直未見採取行動，問題出在那裡？
答：這是由於我們的傳統觀念以及對法令解釋不當所造成。
依照我們傳統的想法，以及對現行法令的解釋，我們常常認為自耕農一定要自己親自從事耕作，這顯然不符合未來的農業發展趨勢。
在未來的趨勢中，農業將跟工商業一樣，成為一種企業。擁有資本的人，可以投資一塊農地，雇用職員和工人為他操作經營，就跟投資商業和工業一樣，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區別。
另一方面，新農業的經營者，也絕對不同於以往的地主。過去的舊地主是本身不參與土地生產的經營，僅僅靠他的土地所有權坐享一定成數的收益；但是新的農業經營者則不一樣，他要決定經營方針，設計並推行各種增加生產的方法，對於農業生產，他將提供價值比農場員工還要高的勞動。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的自耕，便不應當只是指直接耕作，應該可以包括投資經營。而既然是投資經營，農地的面積大小就不該有一定的標準與限制。所以，我們應該排除法令中對於土地移轉與合併的種種限制。
問：談到糧食結構的轉變，過去稻米一直是中國人生活中最主要的糧食。真的有米才是糧嗎？
答：我們社會最大的弱點，不在於掌握不到新的觀念，而在於抱住舊的死不放手，不讓它有演化消失的機會，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進步的揳機便被堵死了。我們對稻米的觀念就是這樣。
儘管我們的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大幅改善，稻米作為民食的重要性已在逐漸縮小，但是二千多年的貧窮生活，使我們認為有米才是糧，吃飯代表了整個民生的觀念。
其實台灣的農業生產技術改進非常快，加上新農作物與新品種不斷開發引進，對外貿易成長快速，稻米已經不是最有利的農作物了，而且其它國家的稻米也在大量增產，這更不利我們稻米出口。
但是我們仍然不放棄以稻米為主的政策，仍然要鼓勵稻米生產，要強迫稻米生產，過去每年以生產多少噸米自豪，控制糧食掌握糧源、穩定糧價就可穩定物價等等觀念，仍然深入社會各階層，最近這幾年才稍有改變。
這種觀念不迅速徹底改變，台灣農家所得偏低的現象就不能消除，從整個經濟的觀點看，這是經濟資源的浪費與誤用，也是我們的經濟所負擔不起的。
問：要如何改變這種以稻米為主的糧食生產？
答：第一要解除過去對農民的種種管制，糧食局的任務只要協助農民生產，不要支配農民生活；只要調配糧食，不要掌握糧食；也就是說，糧政機關的角色，是補市場機能之不足，而不是代替市場價格機能。
所謂補市場機能不足，我指的是，政府官員的責任應該在廣泛收集正確的市場情報並加以整理分析，隨時發布以供農民參考，避免因為市場行情不清楚而盲目生產；另外就是隨時注意市場活動，防止人為操縱壟斷。
第二點則是，允許農民在技術水準許可的範圍內，按照當時的比較經濟利益，自行選擇最有利的作物生產。
這些作物倒並不一定是需要大量單位土地面積如米、麥、黃豆、玉米之類的作物，而可以是需要高度資本、技術及勞力密集的作物，如名貴花卉、水果等，以及其他密集生產牧草的養牛事業、養豬、養魚事業等。
只要農民認為有利，專家認為有前途，都可以聽其自由改變，不要做硬性規定。至於生產稻米，有餘則出口，不夠則進口，看實際需要採取行動，沒有固定不變的準則。
即使就自給自足這一個高懸標榜的政策目標而言，我認為以台灣、甚至大部分國家的實際環境而言，既做不到，也不需要強求。像我記得，英國在兩次大戰中全國全年生產的糧食只足夠應付全國需要的三分之一，但是英國最後仍然安然度過兩次大戰危機，可見事在人為！

避免生產過剩

問：稻米生產過剩一直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在整個農業生產的型態還沒有轉變之前，這個問題將會持續惡化，對這個問題，你有什麼解決的好辦法？
答：基本上，我是不贊成目前採用的稻米收購政策，更不贊成提高收購價格。對於這個問題的處理，可以分為短期與長期兩方面。
就短期來說，應該採取休耕制度，即每年規定那些地區稻田應該休耕，由政府給予休耕補貼，以減少稻米生產，並停止收購辦法。
就長期來說，這是一個土地如何區分利用的問題。政府應就全省土地作一個完整規畫，視情形規定稻田面積及種稻區域，以便將產量限制在一定數量上。
問：根據資料顯示，在台灣消費者購買糧食及蔬菜所付出的價錢裡，農民真正拿到的往往不到一半，國內農產品的配銷管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答：這是一個關係到貨物配銷的問題，用國父的話來說，也就是貨物能不能暢其流的問題。
國內產地與消費市場的果菜價格之所以會相差到二、三倍，主要是果菜供應商及承銷商聯合壟斷供應的結果。
在我們探討台灣農業的配銷問題之前，不妨先看看日本這個負面的教材範本，或許有助於我們反躬自省，更看清楚自己。

貨不能暢其流

日本戰後的經濟實力是有目共睹的，單以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而言，不僅已經把歐洲古老工業國家拋在腦後，也超出了新大陸國家的平均水準。
但是日本人生活費用之高，則是眾所皆知的。國內米價比國際行情高出兩倍，牛肉是美國的八倍貴，房價與居住面積不成比例，一流的物價抵銷了一流所得應該享有的生活水準，結果反而使得日本人民的一般生活水準比其他開發國家都還要低。
所以，在外國人眼中，日本人變成了過著雙重生活水準的民族。在國外，他們以高所得享受其他國家的低生活費用，顯得闊綽富裕；在國內，他們以高所得應付高生活費用，卻又顯得節儉寒酸！
問：為什麼令人艷羨的高度經濟發展，到最後會導致這樣的結局？
答：我個人歸納了三個原因。
先說日本的房價不合理，日本的人口密度達到每平方公里超過三○○人，但是在這種擁擠的人口壓力下，日本政府始終沒有一套健全的土地與房屋政策，房地產被少數房地產商人操縱，房價與房租奇貴。結果熟悉日本民情的人都可能知道，在東京區四個小房間的月租是壹千美元，一個中級公務員的終身願望就是將一生的積蓄連同退休金可以買一棟中等住宅。
另外，日本對進口品經常採取敵視的態度，想盡辦法阻擾進口，再加上日本商人聯合獨占，所以日本國內不能生產或產量不足需要進口商品，國內價格都要比國際價格高。而且通常日圓升值時，日本進口品並未跌價，所有升值利益幾乎全部為商人所得，一般人民很難受益。這點跟台灣一模一樣。
而最重要的是，日本國內的配銷系統全部掌握在少數商人跟有勢力的人手中，操縱壟斷，對消費大眾予取予求，導致不斷大幅提高，生產成本不斷大幅降低，但消費物價水準仍然很高。
綜合這三點原因，結論其實就是，日本由於沒有適當的土地及房屋政策，沒有適當的進口貿易政策，沒有適當的國內配銷系統，以至於高度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都被商人拿去，一般人民得到的利益有限，國家享有富裕或經濟大國之名，人民則接受貧乏生活水準之實。
我們假如閉目靜思台灣當前的情形，便知道台灣正在重蹈日本的覆轍。
台灣這種聯合操縱獨占市場的力量一旦根深柢固，為害全國人民福利的惡劣程度將遠超過日本。
問：為什麼會比日本嚴重？
答：因為我們的人民沒有日本人那樣的有組織與具有守法精神，而我們的官員也還沒有日本官員那樣廉潔與具有能力及辦事效率，與日本比較，更無法控制或對抗這種聯合操縱獨占的方式。
問：像農產品這種貨物無法暢其流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答：技術上可以分幾個步驟解決。
第一個可以做的是，把分散的小戶生產農民組織起來，成立銷售合作社，這個方法適用於各種性質的農業生產者，如稻米、果菜或毛豬等。
這是因為果菜農傳統為分散的小生產者，習慣個別生產、個別銷售，但這樣一來必然受到中間商人或機構的剝削。
避免剝削的唯一途徑就是，生產者自己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大的生產供應單位，有足夠力量對付中間剝削，並且可以直接對零售商銷售。這就需要果菜農自己組織的銷售合作社。
其實像台灣現在教育普及，農民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組織起來十分容易，而且普遍利用合作社組織也是 國父所釐定的政策，過去我們始終不能切實的實施，現在正是時候。
第二則是在合作社的組織之下，建立一套現代化的分類、包裝、儲藏、運輸及銷售系統。
例如我們現在果菜市場的髒亂情形，完全是落後盆窮社會的景象，愈早消除愈好。像進步國家那樣將果菜分級、整理、包裝、然後出售，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在做，但是距離進步國家水準還很遠。
但是，這兩件工作都需要資金，資金要有來源，因此，第三個步驟是，所有果菜農需要的生產周轉資金，購買運輸工具及分類包裝儲藏設備所需要的固定投資，以及合作社的營運資金，統由政府指定一家銀行專責融通，國庫則分年撥出大筆資金，交給這家銀行配合運用，以減輕利息負擔。
這麼做並不是要消除現在的供應商與承銷商，供應商與承銷商也應該賺取合理的利潤。我們所要做的，是打破供應商與承銷商的壟斷，削除他們的暴利，讓廣大的果菜農得到他們應有的報酬，也讓所有消費者能夠享受價廉物美的糧食與果菜。
換句話說，我們所要追求的，只是一個公平與合理的價格。以上僅是舉果菜為例，所有農產品都應這樣。
問：現在有一個口號是「工業要回饋農業」，你認為工業部門在農業的現代化過程中，可以幫什麼忙？
答：這種說法沒有什麼實質意義，我們不能用一般有恩報恩的想法來解釋，經濟活動裡面是不講這一套的。
經濟活動只講需要、供給、市場，還有生產力的高低，現在台灣農業的主要問題不在於工業是不是該回饋農業，而是農業部門本身應該如何追求現代化，讓它與其它部門的所得差距能夠接近。
農業的現代化一方面要靠農民自己努力，一方面政府要有適當的政策配合，例如規畫好的土地制度、協助開拓市場等等，如果工業要與農業有任何關聯，那也絕對是工業家自己認為經營農業有利，自己願意花錢投資，這樣不叫做工業回饋農業，而是農業現代化的一環。
問：這一、兩年我們在農業方面還有兩個急迫的問題，一個是美國要求我國開放農產品自由進口，態度頗為強硬，常無周旋餘地；另一方面，則受到國內生產這類產品的農民堅決反對，以至於形成一個政治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答：從短期的觀點看，這是一個對外為中美雙方，對內為政府與農民之間的討價還價的談判問題，在談判中求取一個暫時的平衡點，亦即暫時的妥協，雙方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除此以外，別無良策。處理政策性事務，本來就是不斷的談判與折衷妥協的結果。
另外，從長期的觀點看，則全世界農產品將與其他產品一樣，高度保護的時代已經過去，無論國內有什麼堅強的理由，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已經是世界性的必然趨勢。基於這個觀點，政府應該一方面選擇具有國際競爭性的農產品繼續發展，並逐漸放棄生產缺乏競爭性的產品；另一方面則順應國際趨勢及要求，不斷地開放農產品自由進口。
問：儘管農業發展相對落後是許多國家共同的問題，但有一位美國專家曾經說過，農業其實是現代產業中最具生產力，資金最密集，最高度機械化的產業。另外有一項資料也顯示，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二十幾年中，農業部門的生產力幾乎等於製造業的兩倍，專家們預測，未來可能還會成長更快。這種發展經驗，對落後國家農業有什麼啟示價值？
答：進步國家農民的所得，之所以能夠與非農業部門相抗衡，除了擴大耕種面積外，主要就是因為利用現代技術，從事資本與技術密集的耕作。這也是為什麼在加州一塊類似的土地，能夠生產比中國、印度或埃及多出好幾倍稻米的原因。
落後國家要發展經濟，主要的重點不應該放在如何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上，而應該注重如何配合進步的技術，改變成為以增加資本為主的生產要素的組合。
所謂改變生產要素組合，就是發展研究出新的技術，或使用新的生產工具從事生產。
舉個例子來說，原始社會，用梭標捕魚，一人一枝梭標，一天捕魚十斤，他的生活水準也就只能以十斤魚為限。現在增加到十個人十枝梭標，一天捕魚百斤，平均還是每人十斤，生產還是沒有改善，這是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
但是假如現在兩個人配一隻船，一面網，這裡船跟網都是資本，一天便可以捕魚百斤，平均每人五十斤，生活水準也升高到五十斤魚，這就是生產要素組合的改變。多加資本，少加勞力，採用更高的捕魚技術。像這樣前面一種生產要素量的增加不是經濟發展，後面一種生產要素質或是組合的改變才是經濟發展。
同樣的推理，運用到農業土地的開發問題上也是一樣。
我們用現在的技術水準，增加勞力，增加傳統的生產工具，去開發山坡地或海埔新生地，這是增加生產要素的數量，在良田上不斷的加深集約耕種的程度，也是如此。用一個傳統的名詞，這是墾荒，不是經濟發展。這種墾荒的結果，充其量只能維持人民的傳統生活水準，不能有所改善，而更大的可能，是由於報酬遞減，越墾越荒，生活日益惡化。
但是，現在假如政府就山坡地、海埔新生地，以及良田等作徹底的研究，作各種可能的實驗，發明一種新的作物，新的栽培耕作方法，新的品種，新的工具，甚至新的耕作灌溉制度，就是運用更高級的生產技術，對生產要素的組合有所改變，這是經濟發展，不是墾荒，這種生產可以使產量大量增加，降低生產成本，改善人民生活，農業問題便可以解決。
就台灣而言，我們對農業的發展從來沒有忽略過，在農業技術方面的改良與進步，也從來沒有間斷，而且成績斐然。
我們落後的，是觀念與制度，這一方面不進步，會阻礙技術方面的進步，並削弱了它們的效果；反之，這一方面領先進步，可以促使技術作更大更快的進步。
農業方面的基本問題，與其說是農工發展不平衡，毋寧說是農業本身發展不平衡，偏重技術，忽略制度。這是了解及解決當前農業問題的關鍵所在。
不要以為將墾荒的觀念轉變成發展的觀念，是一件輕易的事，我們歷經五千年都不曾改過來，而據說人類從徒手打架，演進到木棍打架，還經歷好幾億年哩！進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問：農業是中國大陸現在最大的部門，但也是大陸現代化過程中最大的一個負擔，台灣農業的發展經驗，對於大陸將來在解決農業問題時，能夠提供什麼樣的幫助？
答：大陸的農業問題跟台灣現在的農業問題並不相同。大陸現在的農業人口占了總人口近八○％，這個比例相當高，是典型落後國家的特徵。在這種情形下，要農業現代化，最主要做的一件事，是設法全力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農業生產力提高以後會有幾個好處。
第一，農業可以提供充足的糧食給非農業部門，使得全體人民的生活能夠維持相當穩定，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最基本經濟目標，而中共在這一點上面還做不到。
第二個好處是生產力提高以後，農村將會有剩餘的勞力釋出，可以提供中共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所需的勞力。這也是台灣當初的情形。
另外，生產力提高以後，農民所得提高，儲蓄會增加，可以移轉到工業部門使用。這一點對中共大陸的現代化非常重要，因為台灣當初在發展工業時，還有美援的幫助，而中國大陸除了占比例非常小的外人投資外，現代化的資金大部分都得仰賴國內的資金來融資，而農業將是大陸資金最大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