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 — 強國富民的利器

歷史學家威爾‧杜蘭曾經在一九二○年代畫下這麼一幅圖畫：
「決定經濟力量的因素是基本的，……減少的雨量可能不知不覺地結束了一個文明，如亞述、巴比倫或蒙古的原始文化。
在氣候以外的因素則是肥沃的土地。……征服希臘的是羅馬自耕農，而使羅馬屈服的，是土地的過度使用……。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金、銀、鐵、煤等對於國家的命運，又比穀和麥更重要。希臘的衰弱是由於國內銀礦的虛竭。……德國從英國手中取得工業領導是在一八七一年占領亞爾撒斯、洛林（盛產煤和鐵的兩個大城）以後。美國在工業界的崛起是在一八九七年開採了賓州的煤礦以後……。」

自然資源決定論

多麼淒涼、現實而充滿宿命的訊息。自然資源的豐富，決定了一個國家，甚至一個民族的興衰存亡。
台灣也曾經陷在這種資源決定論的恐懼中。在僅僅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小島上，除了三分之二的山地，跟少許的糖、水果外，台灣一無所有。在一九五○年代初期，當台灣極需要外匯購買彈藥糧食，以保護島上八百多萬人的安全，以及七○年代，飛揚的油價嚴重地挫傷剛剛踏出第一步的重化工業時，這種對資源的渴望尤其深。
但是，這種歷史規律在二十世紀遇到了斷層。
為什麼一些地大物博，擁有地球上最豐富資源的幾個國家，像中國大陸、印度，或南美洲的幾個大國，仍然本世紀最貧窮的國家？
另外，如果按照這種歷史法則，今天坐在世界舞台王座上的，應該是阿拉伯人，而不是美國人、西德人或甚至日本人。
阿拉眷顧阿拉伯人，他們的後院埋藏著地球一半以上的石油，而在一九七○年代他們就用這些石油，讓高傲的西方人在他們面前抬不起頭。
只是這種好光景維持不到十年，當工業國家發展出對付能源的辦法之後，阿拉伯人就又從紐約、倫敦的連雲大廈中，退回到荒涼的沙漠。
經濟發展的規則在二十世紀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幾乎在二十世紀開始的那幾年，日本、蘇俄、北歐，以及西歐的大部分國家，不管有沒有礦產，也不管地大或物博，全部都飛黃騰達起來了。就連原本在西方國家眼中幾個毫不起眼的東方國家，也在後頭急起直追。
世界的經濟地圖也出現了新的局勢。古老的帝國強權不再能張牙舞爪、雄據一方，一種微妙的新局勢正在醞釀。人稀地僻的小國，不但可以和大國平起平坐，甚至可以予取予求。
為什麼經濟的發展在這個階段是那麼輕而易舉、不費吹灰之力，而且奇蹟似地擺脫受自然界控制的命運？一切的答案都在工業，更積極地說，是在重工業上面。
把地圖放大拉近，我們發現，這些工業強權的力量，是共同地建立在煉鋼廠、汽車廠、和造船塢上的。這已經成為一種定律，或是可以傳授的經驗法則：誰擁有最現代化的煉鋼廠、最大的船塢，生產最多、最便宜的汽車，誰就能在世界的政治和經濟舞台上呼風喚雨。
重工業已經跟經濟力同義。英國是這個行業的鼻祖，所以他們主宰了十九世紀。美國將這個行業的力量發揮到極致，所以他們成為二十世紀的霸主。日本和德國因為懂得如何改造這個行業的競賽規則，所以，他們被看好是下個世紀的選民。他們的後面，尾隨著一長串的名單，印度、巴西、阿根庭、韓國、新加坡……，每個國家都有一個世紀性的使命––工業化。

時代在變

台灣也努力想搭上這班列車。從民國四十到六十年代，台灣設計了無數的經濟政策跟計畫，矛頭都雄心勃勃地指向工業化的標的。這種努力為台灣在統計數字上得到了很大的報償。台灣的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為台灣賺進了世界第二多的外匯存底。在占經濟規模一半以上的製造業相助下，預計民國八十年代，國民所得可以突破一萬美元。用工業村的標準衡量，這意味著台灣在八十年代即將成為工業村的一員。而台灣人民的富裕多金，也堆砌出一個全球第三大的股市。
然而這幾年，當沈醉在金錢遊戲中的台灣驀然回首，卻發現印尼、泰國、中國大陸正在追隨她的步伐汲汲追趕，台灣本身的優勢也正在大量流失。工資不再低廉、勞工不再勤奮、技術不再容易模仿……。
快速成長的軌跡之後，開始畫出一些不安的問號：
台灣的產業會空洞化嗎？
台灣會輸掉這場國際競賽嗎？
台灣真的工業化了嗎？
有些問題，是現在就可以回答的。例如，如果工業化指的是從引擎到車體都能自己製造，台灣顯然還不到這個火候。但是，工業化如果是要求會做鞋子、製衣服，做些簡單的資訊及裝配，那台灣做的比其他人都要好，而且游刃有餘。
但是有些問題，則是脈絡難斷、捉摸不著。因為，世界工業的趨勢也正在劇變。在工業開發國家中，鋼鐵、汽車……這些提供近百年來成長動力的產業和技術，已經不再能承擔未來經濟發展的重任。微晶片取代了大鋼板、電腦取代了計算機、機器人取代了傳統勞工……。
在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中，經濟發展的重心曾經由工業革命的各種產業（如媒、蒸氣、紡織、和機械工具等），轉移到不同的新產業（如鋼鐵、汽車、電氣等）。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正處在類似而且同樣劇烈的轉變階段中。
王作榮將為我們詳述台灣工業成長的軌跡，並且幫忙尋找未來台灣工業的生機。

【三/一 工業的重要性】

問：為什麼在你的現代化藍圖中，工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
答：用工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有幾點經濟及社會上的重要理由。
第一，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都是採取集中的大規模的生產方式。現代的生產技術、生產設備、管理、儲藏、運輸、推銷等等，都是配合大規模生產而來，要建立現代工業，尤其國防工業，則技術、設備、管理、儲藏、運輸、推銷等，都要跟著現代化。
第二，許多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如鋼鐵、機械、重化學、電器、汽車、造船等，一方面需要其他工業供給原料、配件；另一方面其產品又成為其他工業的原料或配件，因此，發展一項關鍵性的工業，可以引發許多其他工業的發展。
第三，工業的高度發展，需要行政、農業、貿易、金融、交通、教育、科學研究等各方面的配合，而工業的高度發展，又會刺激這些方面的發展。
第四，現代的社會組織、社會關係、生活方式等等，都受工業發展的影響。例如小家庭制度、重視團體利益、重視配合協調、重視組織紀律、講求工作效率、尊重法律，都是因為工業高度發展而來。
所以，工業發展幾乎影響人類各方面的生活，愈是高度發展的工業，愈需要高度配合。假如一個社會能夠成功的建立現代高級工業，則這個社會的各方面都必然達到了現代化的程度，這個國家的國防力量也必定很強大。
問：要採取什麼樣的工業發展策略，才能晉身世界一流強國之林？是否能舉例說明？
答：我們先拿日本跟蘇俄的經濟發展來作例子，或許可以得到不少啟示。日本跟蘇俄的發展路線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從發展重工業，尤其是國防工業下手，帶動經濟發展，再由經濟發動帶動國家現代化。
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是一個非常落後而閉關自守的社會，落後的程度甚至超過當時我國的清朝。後來，美國的一名海軍上將叩關通商，打開了日本門戶，逼得日本朝野不得不想辦法建立軍事力量，而建立軍事力量要靠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當時日本採取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發展策略。

重工業主導經濟發展

一個是普及教育，這是最基本的建設。當時的日本領導者看得很清楚，沒有教育水準高的國民，國家是不可能現代化的，結果延長六年的國民教育，使得日本文盲大為降低。
在經濟方面，日本採取的重要策略有三個：大量發展重工業及化學工業，並且給予嚴密保護；其次是大量進口最新的技術，加以改造；第三是全力推廣出口。另外，為了統治與領導經濟的發展方向，日本政府聰明而有效地運用財政及金融這兩種工具，我們現在羨慕日本金融業與產業之間密切合作的關係，其實是這種策略運用之下的結果。
但是發展工業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資金來源。當時整個日本的經濟都還處在非常落後的農業生產社會，沒有什麼商業及工業，因此發展所需要的資金只好從農民身上取得。但是農民本來就已經很窮，又沒有生產力，所以日本政府先從改善農業技術及生產著手，提高農業生產力。等到農村的生產力提高，農民的所得增加以後，日本政府又採取課重稅的方法，從農民身上取得資金來發展工業。當時為了課取重稅，日本政府還不惜出動國民軍鎮壓反抗的農民。
明治君臣就在這種刻意壓低國內生活水準，全力發展重工業的艱苦日子中，建立了日本第一支現代化的軍事武力。三十年後，日本終於嘗到了改革的勝利滋味，在日俄及中日兩次戰爭中，分別擊敗當時世界列強的蘇俄及中國。
事實上，日本人創造奇蹟並不只這一次。明治維新是日本的第一次奇蹟，第二次大戰以後，日本人在滿目瘡夷的廢墟上，建立起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強權，這是第二次奇蹟。我還記得當時聽人傳說，日本剛投降的時候，就有一些日本官員及企業家在東京的廢墟上，計畫要怎麼樣復興日本的經濟。
奇蹟出現一次可能是運氣，一再出現就不是運氣，而是跟這個國家的國民個性及領導人的眼光、政策有關。日本的這一套策略，後來被韓國人全部模仿了去，不管是工業發展的路線，對財政金融工具的控制，韓國都在走日本過去的路。我們現在看韓國的重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很強，能夠自己造汽車、設計軍艦，其實都是這套策略運用成功的結果。
另外一個例子是蘇俄。基本上，蘇俄的改革也是從農業開始，只不過他們的農村改革做得並不好，農民生活比較慘，他們的農民幾乎等於是農奴。史達林最殘酷的時候甚至讓沒有生產力的老農人餓死。當時蘇俄集中營裡關的其實都是反抗的農民，並不是像一般傳說的囚禁一些資本家、工業家或白俄貴族。雖然蘇聯最後還是成功地建立了重工業，但是代價很慘，並不像日本那麼成功。

史達林改革

問：蘇聯雖然是世界一流的軍事強國，但是與日本或西方國家比較，現在他們國家的經濟水準卻非常的低落，國民生產毛額也很低。日本也是採取同樣的策略，但是，它的經濟力量卻超過了西方工業國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答：主要差別，在於兩個國家所採取的經濟制度不一樣。
日本採取的是自由經濟，主要以私人企業為主，政府只是扮演一個先鋒領導的角色，政府的政策雖然對重工業非常重視，但並不忽視輕工業，仍然鼓勵民間發展輕工業。而且在明治維新時，政府還親自領頭發展紡織工業。像這樣採取自由經濟制度，讓民間力量自由發揮，輕重工業自然能夠得到平衡，不至於太偏重工業，經濟自然能夠發展得很快。
蘇聯則不是這樣。蘇聯的私人企業，完全由政府辦。政府辦，第一就是效率低；第二就是太集中於重工業，犧牲了輕工業，所以在俄國，所有民生必需品都很缺乏，老百姓也很窮，因為他把所有資源都拿去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他們的輕工業技術因此非常落後。俄國人可以造世界最好的坦克車，卻沒辦法造一輛像樣的汽車。所以，日俄兩國後來的發展會相差這麼大，主要是在制度，另外就是政策偏差得太厲害。
問：日本人現在的工業力量是怎麼發展起來的？他們用的具體策略是什麼？
答：我分析第二次大戰後，日本在工業發展方面所採取的策略，歸納出五個結果。我覺得每一個策略都很值得我們參考。
一、把經濟高速成長訂為是全國追求的目標。在這個首要目標下，可以犧牲物價穩定及財富之平均分配。而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政府居於領導地位，金融事業與產業界則充分合作。
二、一切政策措施都以便利高度資本集中、國外高級技術的引進、與國內低廉勞力等三項因素的結合為主。這種結合使得日本的工業發展，高居全世界的優勢。
三、一切政策措施都是向前看與向外看。因為向前看，對於有前途、有效率、正在成長中的工業，給予多方面的扶植與幫助。而對於沒有前途、沒有效率、發展停滯的工業，則不予重視。即使有幫助，目的也只是在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基於發展的觀點。因為向外看，日本常常犧牲較小企業，鼓勵大企業的形成，並且有意造成獨占或少數獨占性的企業，以便在國際上競爭。這種向前看與向外看的政策，實在是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動力來源。
四、因為政策具有向前看與向外看的特質，在執行合理化與整理產業結構與政策的時候，日本人尤其嚴酷無情，多一次經濟危機，就多一次淘汰與合併。
五、為了執行這些政策，採取高度保護及扶植的政策。他們先後所採取過的措施包括嚴格保護、進口管制、進口原料配額、命令減產、投資計畫協調、低累進所得稅、對大企業的課稅優惠待遇、差別融通資金政策、鼓勵托辣斯及合併組織、容許大企業公開協商價格產量、控制技術及外資之進口等等。這些策略很多是經濟理論無法解釋，或跟理論互相衝突的，但是成果卻無法估計。
問：為什麼重工業的建立，在工業發展上又特別重要？
答：建立重工業，有幾個經濟上的理由。

牽一髮而動全身

第一，在落後國家談所謂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就是要拋棄已經落伍的技術，採用現代複雜的技術，以提高生產要素的生產力，擴大生產要素的利用範圍。經濟愈進步，生產技術也必定愈複雜，而需要大量使用複雜技術的只有重工業，所以落後國家要變成現代國家，必須要走重工業這條路。
第二，由於落後國家的資源有限，勢必要選擇關鍵部門來發展，以牽動整個國家的發展，這也就是所謂的發展領導部門。選擇領導部門的基本原則，要與其他經濟部門的前後聯繫關係愈緊密愈好。這樣由於該部門的發展，向後可以帶動其他部門的發展，向前可以便利和誘發另一些經濟部門的發展，這種領導部門可以說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力量，這就是重工業。
一個鋼鐵或汽車製造業的發展，可以牽起前後左右許多相關工業的發展。然而，一個塑膠花工廠能夠影響其他工業的重大發展嗎？
第三，愈是落後的國家，經濟條件愈是不夠。如果要等到各項條件都配合，然後再起步向前，雖然很理想，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所以，有魄力的決策人士，就要不顧這些瓶頸難題，選擇領導部門，全力推進。然後在推進中迫使瓶頸突破，難題解除，各個部門都仰望著領導部門向上爬，這樣帶領經濟發展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這便是前面所說的製造刺激因素，也就是所謂的不平衡發展，這樣才叫做發展與進步。
當然，在選擇目標時，不能超出一個社會的發展能力，現在要在非洲發展汽車製造業，或台灣發展太空業，是懸格太高。但是，要台灣發展鋼鐵與汽車製造業，我們能說懸格太高嗎？

製造刺激因素

第四，一般人常認為落後國家只適合發展輕工業，因為輕工業收效快，重工業收效慢。但是他們忘了輕工業收效快而短，重工業收效慢而長，從長期看，投資重工業的經濟成長率遠比投資輕工業大，這是加速經濟發展的關鍵之一。
另外，有些說法認為輕工業可以解決就業問題，而重工業則不能。他們也忽略了一點，多用勞力的輕工業，勞動生產力低，多用資本的重工業，勞動生產力高，更可況重工業有加速經濟發展的作用，長期對就業的貢獻遠大於輕工業。
問：依你看，台灣的工業能不能達到一個現代工業國家的水準？
答：依我的看法，台灣目前的工業水準，離一個現代工業強國還有一大段距離。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工業主體還是典型的落後國家工業。我們的特色是經濟規模不大，資本額小，技術、管理、行銷都比較簡單，而最重要的是需要使用大量勞力。目前構成我們工業主力的如農產加工、紡織等輕工業、製藥等輕化學工業，都是屬於這一種工業，他們的生產階段實際上高出農業及農產加工業並不多。
過去我們之所以能夠迅速的發展，一方面是由於我們是一個落後的經濟，適合發展這類輕工業；另一方面則是若干國家從事這類生產已不經濟，而逐漸放棄或陶汰掉這種工業，使我們剛好有起而代之的機會。
問：這樣的工業型態有什麼不好？經濟理論不是告訴我們應該要發展一個比較具有優勢的產業嗎？例如像台灣就適合發展勞力密集工業。
答：理論是不對經濟發展的實際結果負責的。落後國家必須自己去思索需要什麼樣的經濟理論，像西方的經濟理論是以追求穩定為原則，這種安定的理論不見得就適合自己。讓我舉香港跟日本這兩個活生生的例子，來說明我的看法。
由於香港是一個具有現代商業組織與技術的轉口港，再加上大陸撤來的資金與人力，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後，香港的經濟其實已經出現空前的繁榮，到民國四十五、六年，更引起國際注意，被稱為「東方之珠」，認為是自由經濟所創造奇蹟，值得模仿。
就在香港享譽國際的同一時期，日本還在戰爭所遺留的斷垣殘壁中掙扎。但是到今天，日本已經是國際上的第二經濟大國，每人所得超過二萬美元，而且前途無量。香港呢？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提起。目前他們每人所得頂多也不過八千美元，這還是拜具有現代商業組織與技術的轉口港之賜，我預測香港未來的前途也很有限。
造成這種完全不同結果的主因，便是香港的工業始終脫離不了加工出口區的階段，始終以出賣勞力為主，而日本早就已經進入了重工業與高級工業的階段。

他國急起直追

再回頭看看台灣現在的工業，我估計任何一個落後國家，只要社會比較安定，政治比較清明，不要貪污得太離譜，人民不太愚笨懶惰，在十年之內，便可以趕上台灣。而像韓國這樣全力發展重工業的國家，要趕上或超越我們，更是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其實我們都看到台灣這種吃力的狀態，在這幾年更加明顯。台幣升值、工資高漲、勞工缺乏，一方面，這類工業的生產開始顯得不經濟；另一方面，這類工業產品在國際上也開始失去競爭力，比我們更落後的國家如泰國、大陸和馬來西亞已經在後面追趕。如果這些產業都輸掉了，我們還有什麼能夠跟別人拼？況且，台灣還有其他國家沒有的國防壓力。
我不是不懂得西方經濟理論講的那一套，多用廉價的勞力、少用昂貴的資本……，問題是，台灣這地區，國防力量不靠自己靠誰啊？

【三/二 輕重工業的爭論】

問：為什麼台灣過去會選擇走輕工業這一條「慢而穩」的路，而不是像你所說的「快而險」的重工業？
答：事實上，台灣工業的發展路線並不是有意造成的，也不是主管工業的決策當局所能單獨決定。
當初，走這條路線有部分原因是在現實環境之下，本能、自然的適應結果。民國三十八年，當政策集中力量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時，我們缺乏資本、缺乏企業家、缺乏外匯，甚至缺乏技術人才；另一方面則迫切需要工業品。這時唯一的辦法只有因陋就簡，二次大戰後遺留下什麼，我們就恢復什麼，沒有選擇餘地。
民國四十二年以後，雖然我們的經濟情況好轉了一點，而且有美援協助，但是那時候的經濟能力，仍然不容許我們獨立於現實環境之外，做高瞻遠矚的打算，只好在現有的基礎上求發展。
於是，一些以輕工業民生必需品為主的進口代替品工業，便成為優先發展的目標。這也是困難最少、最容易發展的工業，包括像紡織、人造纖維、塑膠原料、玻璃、水泥、肥料、三夾板、家庭電器用具、縫紉機、腳踏車、輕機械、西藥、造紙等等。這些工業，每一樣都是國內先有急迫需要才發展起來的。
到了民國四十七、八年以後，一方面，這些工業迅速擴充，而當時國內市場又很有限，於是很快出現生產過剩，到了必須限制設廠的局面；另一方面，則由於匯率的調整與單一化，進步國家因勞工成本上升逐漸放棄這種工業，以及世界經濟持續繁榮等有利因素，正感到走投無路的輕工業，有了外銷的有利機會。當時外銷幾乎是直線上升，造成了將近十年的出口繁榮、工業繁榮、與整個經濟的繁榮。我們看目前構成台灣工業出口主流的產品，除了電子工業品是民國六十年代才發展的以外，其餘每一項幾乎都是當年的進口代替品。
除了這些現實的因素外，另外就是受了當時大環境的影響。

安定中求進步

問：那些大環境影響了台灣的工業路線？
答：所謂大環境的影響，大略有三方面：
首先是受過去經濟波動的影響。從民國二十六年抵抗日本人，到四十五年經濟安定為止，我們經歷過最嚴重的通貨澎脹，甚至造成經濟的總崩潰。四十五年以後，通貨膨脹雖然受到控制，逐漸穩定下來，但痛定思痛，當時凡是有引起物價波動可能的措施，我們幾乎都避之唯恐不及。而高度的工業發展，必然會引起物價的波動，雖然這種波動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利多而害少，但我們仍然不敢冒這種風險，一心只想在安定中求進步，當時政府的這種心情是可以諒解的。
但另一方面，要想在安定中求工業的高度發展，事實上是辦不到。日俄兩國的發展歷史固然可以說明這一點，就是戰後日本的復興，與現在韓國的情形，也是如此。即使連國力雄厚的美國，經濟一旦有較快速的成長，物價也就跟著上漲，更別說落後國家了。
第一流的政策，是預計波動風險的程度，在可以擔當的波動風險範圍之內，全力發展。而不是「在安定中求進步」，以致寸步難行。
我常將經濟發展比做行駛的船，不行駛，不波動；一行駛，就波動；高速行駛，則高度波動。第一流的舵手，不是不讓船行駛，也不是讓船慢慢行駛，更不是不顧一切地向前衝，至於翻覆；而是估計情勢，在顛簸而不至於翻覆的範圍內，全速行駛。這需要舵手的智慧、經驗、決斷與勇氣；也需要同舟者的沈毅與合作，我們總是羨慕別人的成就，卻不曾注意到別人所冒的風險。
第二個原因是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我們一直是一個寬於待己而嚴於責人的社會，只會求全責備，不是聖賢，就是小人；只有責罵，沒有鼓勵；做好是分內的事，做壞就罪該萬死。不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而且要速成。在這種風氣的強大壓力之下，使得當時國內一些有志改革的人，都不敢輕易嘗試，結果就只好遵循常軌，奉行了事。
這樣一來，那裡談得上冒風險、開拓新的工業領域、建設新的工廠。例如我記得當年台肥六廠建廠時，是採用最新的設備跟技術，開工以後，時常發生故障，於是社會輿論、民意代表與政府人士交相指責，很少有人讚揚在一個落後保守的社會，公然有這種開拓新境界、冒險犯難、雄圖遠略的人，來建造台肥六廠。

九十年不收成

一個落後國家建立新工業，是一種新的嘗試，想作新的嘗試就不免賠本；落後國家想不做賠本生意，那唯一的出路便只有務農了。連學騎腳踏車也要跌幾跤才能學會，更何況是在一個落後環境裡從事新事業。
日俄兩國當年建立重工業時，那一樣不賠本？據說日本鋼鐵工業一直賠了九十幾年才不賠，百年歷史倒賠了九十年。至於蘇俄，更是只問需要，不計成本。但是沒有明治時代的賠，那有今日的日本？沒有史達林時代的賠，那有今日的蘇俄？我們的問題在沒有耐心，好急功近利，總是要今天才開始，明天就看得到成果，這種眼光絕對沒辦法談建國這種大事。建國工作都是百年大計，九十年不收成又有什麼關係。
至於另一個因素就是我們作決策時受外國人的影響太大。傳統上我們一直都傾向於尊重外國專家的意見。一個所謂的外國專家，在台灣遊玩幾處，吃喝幾天，與部長、次長級人物談話幾次，便開起藥方來了。有的看到我們人多而窮，於是主張發展多用勞力的工業，而多用勞力的工業都是技術簡單或落後型態的工業；有的看到我們會做祖傳百代的手工，於是便主張我們發展手工業；有的根據他們的學說，認為我們應該穩而慢；有的依照他們的傳統，主張政府不當干預經濟事務。
這些專家只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窮人只許吃飽飯，不許有第二個目的。他們那裡了解一個百餘年來受盡屈辱的國家，要奮發圖強的心理；他們那裡了解一個遙遙落後的國家，要追上那些領先國家的強烈願望；他們更那裡了解我們是大敵當前。這些心理和願望，日本人清楚，俄國人清楚，韓國人清楚，我們應該更清楚。我常想，假如日俄當年聽信這些不知世務的外籍專家的意見，則中日戰爭不會發生，蘇俄也將無力赤化大陸，那我們就有福了！記住，外籍專家只能提供技術意見，不能代替我們作決策。訂政策是我們自己的事，只有我們才清楚我們自己的目標。
問：但是台灣早期發展的一些輕工業，像紡織、塑膠……也曾給台灣的經濟跟政治帶來很大的穩定力量，難道它們一點貢獻都沒有嗎？
答：當然有。像台灣的紡織業，過去一直是台灣最大的產業。當初政府為了發展紡織業，不僅對國內紡織品進口設限，並且給紡織廠商極優惠的生產條件。這個政策從理論上講雖然是不對的，因為它造成獨占，但是實際上它卻幫助台灣紡織界迅速成長，間接促使台灣的經濟快速發展，並且累積了相當大的資本。
現在台灣有很多工業其實都是從紡織業資金轉過去的，像遠東集團，是從遠東紡織起家，裕隆是從台元紡織，六和汽車從六和紡織。這個政策確實對早期台灣經濟的成長與局勢的安定有很大的幫助。
我必須先澄清一點，我並不是反對輕工業，事實上我是贊成一個國家應該要有輕工業。我之所以花這麼多心血強調重工業，是因為台灣過去只注意到輕工業的發展，忽略了重工業，我的用意是呼籲政府，不要放那麼重的分量在輕工業上，這兩者都不應該偏廢。
在輕重工業並存不偏廢的這點原則下，我個人是主張應該把重心放在重工業上。原因我已重覆多次，單靠像輕工業這種被動的適應性的工業發展，是不能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作為一個國家，第一應該要有百年大計，第二要在國際上站得住，第三要能站在前面，受到應有的重視與尊敬。
而我們是一個國家，雖然目前暫時侷限在台灣這塊小島，但仍然有兩千萬人口，超過了澳大利亞、荷蘭及比利時，差不多是瑞典、瑞士、丹麥、挪威這些國家的二倍。就人口來比較，我們應該是一個大國。然而我們看這些國家，雖然地小人寡，輕重工業卻都非常發達。像荷蘭的農業，牛奶、鬱金香是世界有名的；重工業方面像造船跟飛利浦的電器也是世界頂尖的，我們的潛艇都要請他們造。
但是別忘了，他們也一樣沒有鐵、沒有煤。其它像瑞士，被稱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沒有港口、沒有天然資源），跟最富有的人民（一九八八年每人所得是二萬多美元）。我們印象中，瑞士好像是一個靠鐘錶與觀光維生的國家，實際上，瑞士的機械、化學與紡織工業也馳譽世界，鐘錶工業只不過占國內的第四或第五位而已！我們閉著眼睛想也知道，沒有一個國家是靠紡織、水泥而成為工業強國的！

【三/三 工業升級】　

問：台灣這幾年經濟成長得非常快，工業升級的口號似乎也很少人再提，是不是表示我們在工業技術升級上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答：台灣的工業雖然有進步，但是步伐很慢，依我看，離工業國家的水準仍然還有一大段距離。這可以從我們出口的產品看出來，這些年來占我們出口主要項目的一些產品，像電子零件、塑膠石化產品……等，基本上需要的技術層次仍然不太高，這些產品的內容變化也並不很大。台灣這些年比較有成就的，是訓練了一批素質好、有經驗及技術基礎的工程師。

取消設廠限制

問：依你看，台灣要怎麼做才能突破目前的技術瓶頸？
答：台灣要衝破技術升級上的障礙，必須先認清技術沒辦法快速提升的癥結在那裡。主要的原因有三個：
第一是教育跟經濟發展的需要脫節。我們的教育還停留在製造士大夫階級為主的傳統教育觀念上，加上教育費用低廉及教師品質低落，使得我們的教育成為一種點綴與浪費。我們常說，教育是經國濟世的百年大計，從這點看真是一點都不差。我看台灣的經濟、社會及政治問題，其實有很多都是跟我們教育的嚴重脫節有關。
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一直缺乏一套內容充實，而且能夠強力執行的科技政策。雖然台灣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大力推展科技工業，但是無論在組織、機構及人事配備方面，幾乎仍然看不出有什麼明顯的突破。
第三個原因是，缺乏一套引進國外技術的積極政策跟做法。我現在回想當初日本工業能夠快速發展起來，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他們能夠有效地從國外大量引進最現代的技術。在這方面，我們就做得很差，我們不但缺乏一套有系統的制度跟獎勵措施，甚至連一個適當的主持機構都沒有。
問：除了這些因素外，我們在工業發展方面，還有什麼需要加強的？
答：台灣在工業發展方面還有四個重大的阻礙，這四個阻礙不早日剷除，台灣工業便無法快速進步。第一個是對內限制設廠，最明顯的例如水泥廠；其次是，對外實施無限期的高度保護政策，例如汽車生產；第三個阻礙是厭惡兼併小廠成為大廠或大企業；第四則是允許公開的聯合獨占。
這四個因素合起來所形成的一幅工業圖案便是：除了極少例外，所有的廠都不符合經濟規模。較大企業則聯合獨占以剝削消費者。較小企業則以逃稅、壓低工資、粗製濫造，以降低成本及欺騙消費者，而總結果則是工業進步遲緩，及消費者的福利受到嚴重損害。
因此多年來我一貫主張，除了因為非經濟因素的設廠限制外，其實經濟理由，例如避免投資浪費及維持市場產銷秩序所作的設廠限制，應該全面取消。
我相信在一個私有財產及自由經濟制度以下，最能照顧到個人的利益。不使自己的資金浪費的是私人，而非政府官員。我們常說大眾盲目投資或一窩蜂的集中投資某一個工業，這是不正確的說法。沒有一個人願意浪費自己的資金或是讓自己投資的事業失敗，所以當他們決定投資時，必然已經做過謹慎的觀察與決定，那裡會是盲目或一窩蜂的投資。
雖然，個人的觀察與決定有時會發生錯誤，因而導致浪費，但是那一種制度下沒有這種浪費？又有那一個人可能不發生這種錯誤？比較起來，還是自由經濟的市場操作浪費少，個人對自己投資的判斷錯誤，比官員對別人投資判斷的錯誤少。
問：談到水泥廠設廠問題，國內水泥廠多年來一直維持固定家數，而政府也常有類似所謂的水泥發展方案或穩定水泥價格方案的行政措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卻常常看到水泥價格有暴漲的情況，問為什麼會形成這種局面？
答：從民國四十年代開始，台灣水泥業便存在著兩個現象。
第一個是，雖然在法律上，對水泥業有時限制設廠，有時開放設廠，但在實質上則是限制設廠的。所有水泥的生產、銷售、及價格總是控制在幾家歷史悠久的大公司手裡，而這幾家大公司的老闆都有強有力的背景支持，可以直達決策階層，否則便擠不進這個行業。因此在台灣，設立新水泥廠就變成了一種特權，水泥業者成了既得利益階級。
第二個是，過去每當經濟繁榮，物價有上漲趨勢時，水泥總是最先缺貨，最先漲價，物價會報則從來沒有成功的控制過。而在經濟衰退時，水泥業卻寧可造成缺貨現象，以迫使價格漲到他們希望達到的程度。所以我說水泥工業是台灣聯合獨占力量最大、最久、也最堅強的一個工業，是從來不與政府物價政策合作，總是運用各種直接間接方法率先領導物價上漲的一個工業，是特權成分最多的一個工業，也是背後利潤最厚、風險最低的一個工業。
像這種現象不僅不應該容許它在一個民生主義社會裡存在，即使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應該出現，但是我們竟然讓它存在了三十幾年，我真不知道主管機關究竟奉行的是那一種經濟制度？執行的是那一種工業政策？
問：要如何改善水泥業這種聯合壟斷的局面呢？
答：打破聯合獨占只有一個有效的辦法，就是開放設廠，誰願意投資，誰就投資。生產量大了，家數多了，聯合獨占就必然破裂崩潰，這是經濟鐵則。這比政府向業者威嚇、勸告、哀求不要聯合獨占，不要漲價太多，有效的程度要大過千百倍。事實證明，過去政府當局的威嚇、勸告、哀求也從來沒有一次產生過效果。
在一個自由經濟社會裡，市場機能自然會指導水泥工業應該如何發展，應該在那些地區發展，投資的數額有多大，應該生產多少數量，及應否外銷。而更重要的是，市場機能這一雙看不見的手還會選擇，由誰來投資設廠最有效率，最能以低成本、低價格、高品質服務消費者以及對國家整體利益做最大的貢獻；還有，它會壓迫那些低效率的投資者退出水泥的生產，使資源不至於在他們手上浪費掉。
當然，我並不是市場機能無上論者，我也認為市場機能有失敗的時候，必須靠政府那隻行政的手來補充。但是有水泥工業的發展而言，市場機能沒有失敗的可能，除非政府用行政措施來擾亂它。主管機關只要管有沒有聯合獨占，有沒有不合理的抬價，有沒有損害國家社會的利益就可以了。
問：你曾談到汽車工業是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途中，必須建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業，建立汽車工業的策略是什麼？
答：發展汽車工業，不外兩種策略：一種是關起門來自己發展；一種是敝開大門來讓外國人及本國人自由投資。
假如我們採取關起門來發展的策略，那麼政府與民間都得做好多事。就政府來說，第一，先要確定發展的目標。例如以十年為期限，國內汽車生產應該達到某種程度，按年計功，不許落後；第二，實施保護政策，在保護的程度、期間與方式等方面，可以有調整選擇，但適度的保護有絕對的必要。
第三，嚴格要求國內汽車的品質，規定最高的價格，及製造各主要零件的進度，建立零件衛星工廠制度；第四，不限制國內設廠，以強化內部競爭；第五，政府給予大額低利融資，甚至無息貸款，但接受融資的汽車公司，它的財務及內部管理必須符合一定標準，並完全公開。
第六，大幅降低國內汽車稅捐，以擴大國內各廠；第七，政府設立汽車技術輔導中心，從國外輸入重要技術，並自行研究發展，同時免費或酌收費用提供給國內各廠；第八，選擇大學及研究所給予特殊經費，擴大招收並訓練與汽車工業有關之學生，以大量訓練技術人才，供汽車工業發展之用。
至於民間或汽車工廠部分，則必須要：第一，配合政府計畫擬訂各廠自己的發展計畫；第二，嚴格遵守政府關於汽車工業發展的各項要求；第三，以龐大費用建立本身之研究發展機構，隨時引進國外進步的技術、管理，以不斷革新本身的體質；第四，在絕對公平與嚴格的要求下，建立衛星工廠制度；第五，建立廉價而良好的售後服務；第六，逐步試探外銷；第七，財務絕對公開，大部分股票應該上市。

自由投資設廠

但是，假如我們回顧過去三十幾年台灣的汽車工業發展史，便知道無論是政府及民間都很少做到這些要求。
就政府而言，只知道設立高度的關稅及進口限制，來保護國內汽車廠的既得利益；就民間而言，則只知利用進口廉價零件裝配成車，在政府的保護之下高價出售。
將這些現象歸納起來，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便是中國人做事既不講求方法，也不認真徹底，再加上官商勾結，因此，我們到現在一直沒有自己的汽車工業。所以，我現在贊成應該敞開門讓外國人及國人自由投資設廠。
問：如果讓外國人也來設廠投資，我們又應該採取什麼策略？
答：假如我們敞開門讓外國人及國人自由投資發展，則情形便完全不同。我們必須先認清一點，所有外國人來台投資汽車工業，目的都不是在台灣建立汽車工業，而是想以投資之名，來獨占潛力未可限量的台灣汽車市場，賺取優厚的利潤。所以，假如政府想要藉外國人投資來發展本國的汽車工業，有幾個觀念必須要注意。
第一，開放台灣的汽車市場，不容許任何人獨占，因此汽車進口關稅要低；第二，不容許台灣長久成為裝配廠，因此對汽車零件的進口關稅要重，愈是重要的零件，進口關稅便愈重，以迫使汽車廠在國內製造零件。
第三，任何人投資設廠，來者不拒，絕不限制某一家，也不限制是單獨投資或合作投資，更不限制合作對象是誰；第四，允許外國整車進口，投資既開放，進口也開放；第五，頒訂各種有關汽車安全、公平競爭、衛星工廠、售後服務等法令，以確保有關方面之利益，不受一、二家大廠控制；第六，對於純國人投資所設的汽車廠仍然給予技術及資金上之協助。

保護政策

問：這麼說來，我們到底要不要採取保護政策？
答：保護政策並不是一個壞政策。保護政策只是一個工具，用得適當就是好政策，用得不適當，就是不好的政策，它本身並無好壞之分，關鍵完全在使用人的智慧與技巧。
其實，除了過去不能自主的殖民地以外，全世界沒有一個落後國家不採用保護政策，否則，他們幼稚的農工業將永遠沒有發展的機會；全世界也沒有一個進步國家不採用保護政策，否則，在強大的國際競爭壓力之下，他們的農工業也一定會失調。像美國對工業產品的保護，歐洲共同市場對農產品的保護，我們不但是親眼看見，而且是身受其苦。
問：為什麼我們自己的保護政策卻常常遭受批評？
答：我們的保護政策之所以備受責難，是因為我們的保護政策運用得不夠恰當。這些年來，我們只知道將保護政策釘死在管制進口那一道高牆上，一成不變，談不上運用，更談不上運用的技巧。
再加上官員縱容國內大企業的獨占或聯合獨占，於是我們整個國內外的競爭力量完全被扼殺掉，工業競爭成為一池死水。獨占者可以肆無忌憚地限制產量，降低品質，抬高價格，不求進步，不求發展，每人霸占一部分市場，剝削消費者，坐地分肥。這些絕不是保護政策本身的錯誤，而是運用保護政策不當，以及縱容國內獨占的結果。如果將這些現象歸咎於保護政策，是很不公平的。
因此，我們目前所要做的，不是放棄保護政策，而是靈活地運用它，並且打破國內的獨占及聯合獨占。
問：如果台灣現在要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發展高級工業，應該要朝那個方向發展？
答：要往那個方向發展，先要知道世界工業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技術的進步，工業發展有一個新的趨勢，就是自然資源的重要性逐漸減低，資本的重要性雖然沒有減退，但是勞力的重要性卻大量的增加。
不過，這種勞力並不是一般講的勞力，而是勞心的勞力，也就是，科學與技術知識已經掌握了工業發展的關鍵。大量仰賴科學與技術知識，以及高度自動化與機械化的新工業快速興起，例如電腦、核子、太空、海洋、人造原料……等等。如今有能力建立這些工業的國家，才能算是第一流的工業國家。
現在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印象深刻的以鋼鐵、汽車、機械、造船、電氣用具等傳統的所謂重工業與高級工業稱雄世界的一流工業國家，已經淪為第二流，其餘則等而下之降為三、四流了。這是世界工業的發展趨勢。
問：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運用這種趨勢來提升我們的工業水準？
答：我們先來看看國際的形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是世界紡織業的王國，有誰敢向它挑戰而且能夠成功？日本人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是汽車事業的王國，有誰敢向它挑戰而且能夠成功？德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日本人敢。英國是現代鋼鐵工業的發祥地，美國、德國曾經是鋼鐵工業的巨擘，英國、美國都曾經執造船業的牛耳，有誰敢向它們挑戰而能成功？日本人敢。在自由世界中，日本造船業是全世界第一，煉鋼業第二，而日本是沒有什麼煤鐵資源，過去在發展階段上遠遠落在它們之後的國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最初的十幾年中，日本的紡織品、三夾板、縫紉機、腳踏車等工業獨霸亞洲，誰敢向它挑戰而能成功？中華民國敢，大韓民國敢，香港敢。這些變動都表示，國際生產的競爭能力與生產的分配型態，時移勢遷，隨時在那裡變動，時勢逼人來，沒有奪不過來的江山。
我為什麼要先談世界工業的變遷大勢，最主要就是要說明，我們過去認為高不可攀的那些傳統性的重工業與高級工業，在最進步的國家已經在走下坡路，而我們是最有資格接過來的國家之一。
其次，就我們本身的條件來講，我們也有充分接收的能力。
問：我們有那些條件跟能力可以接棒？
答：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講，這些傳統性的工業與最新進步的工業比，勞力在生產要素組合中所占的比重仍然相當大。而這些工業所使用的技術也在我們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內。如果好好利用國內現在仍然比較便宜的勞力，輸入進步的技術設備，再配合本身的研究發展，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多製造幾個第一？其實這也是過去四、五十年日本人所採用的策略。

居安思危

另外一點是，我們有一個現代化的企業家集團，有高達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的儲蓄率，有用不完的外國資金，有高而普及的教育水準，有良好的技術基礎，有完備的基本設備，我們還有一個穩定的政策，開放、有秩序的社會和勤儉的傳統。這些都是全世界落後國家所想要而不能全部得到的條件，而只有我們全部具備。
尤其是，經過三十多年的進步，我們的經濟發展已經接近了可以發展傳統的重工業與高級工業的階段，由我們的現狀進入這個階段是一個進化的過程，不是發展或是革命過程，因此應該沒有什麼重大困難或風險。
在我們進入這個階段，發展這些傳統的重工業後，我們的經濟將會持續繁榮三、五十年，我們可以有連續的高經濟成長率，個人所得可以大幅提高，使我們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使我們能成功的發展這些工業，我們仍然是二流的工業國家。但是如果不發展，則是第三流、第四流的國家。
問：以台灣現在科技工業的水準，將來與其他國家產品競爭的能力如何？
答：台灣的高科技本身並沒有太深厚的基礎。一方面是國內的基礎科學很弱。二方面，雖然我們的電子工業在這幾年表現得很好，但也只是停留在裝配工業的階段。
我們這幾年科技技術會進步這麼快，有很大部分還是因為有大批的留美工程人員回國創業或就業，他們的技術，主要還是在美國學來的，台灣本身沒有很好的基礎科學研究環境。所以，依我看，台灣的科技工業照這樣子發展下去，前途是很有限的，就像我們的汽車工業一樣，只能停在裝配階段。
問：如果將來台灣全力發展重工業或高科技工業，原來的輕工業要怎麼辦？任它消失嗎？
答：事實上，由於工資上升、台幣升值以及國內社會運動的許多變化，台灣現在已經無法繼續發展勞力密集的產業了。我們原先一部分的輕工業會慢慢被淘汰掉，而一些比較需要高級技術及大量資本的高級工業會慢慢發展起來。這時候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採取妨礙的態度，也不要再想保護這些初級的工業，應該讓他們自然淘汰。
問：我們應該如何發展高級工業？採取什麼策略？
答：台灣現在如果真要發展資本及技術密集的高級工業，應該從兩條路線進行。
一條是就現有的工業規模增加資本及技術，使他們高級化。這一點我們做得還不錯，雖然企業界仍然多半遷就現實，不作長遠打算。另一條路是追隨日本與德國，建立最新的資本及技術密集工業，這一點我們就做得很差。而這兩條路線則是同樣重要。

自然淘汰

客觀來講，台灣有一批訓練良好的人才、足夠的資本，一般人民的教育水準也很高，應該有足夠條件發展高級工業。但問題是，現在我們的民間缺乏有魄力、有才能又有社會責任感的大企業家，我們大部分民間企業都已經習慣賺「快錢」、賺「容易錢」，而現在一個重工業投資，動輒起碼要上百億資金，可能要五、六年以後才有成果，而且還不一定有成果，這種吃力不討好的投資，誰願意做？像辦這種工業一定要年輕的人來做才可能辦得成功。年輕人才有衝勁、有魄力。政府則應該致力於改善工業投資環境。
問：政府應該如何改善工業投資環境？
答：具體來講，所謂改善投資環境，應該包括，一、基本經濟設施例如電力、港口、運輸、工業等用地的擴充與廉價供應；二、一套適合工商業發展的法令，並嚴格公正的執行這些法令；三、一套合理的租稅制度與廉能的稅務行政；四、一套能發揮作用的金融體系；五、一套促進貿易的辦法，包括組織、機構、及人員訓練；六、一套能充分配合的教育與訓練制度；七、一套嚴格的品質管制法令。而所有這些項目，都看政府願不願意做、有沒有能力做，總之，還是魄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