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 — 一個知識分子的理想

一八六○年，當英、法兩國的大砲第一次轟下北京城牆，把中國從世界的皇位趕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相信，終有一天，他們會在殘垣斷壁中，把中國重建起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曾經費盡心血，學西洋人做槍砲、造洋艦，也學西洋人穿西裝、拿刀叉。然而，當一個世紀的時間，在混亂鬥爭中流逝後，世局的新面貌並沒有讓中國人多一點振奮。

分割的中國　

世界文明的重心仍然在大西洋兩岸，全球經濟力的樞紐依舊在美國和歐洲。而中國，在歷經了戰爭、動亂和鬥爭之後，卻已不再是昔日的一個中國。分割的中國，也分割了像王作榮這樣期望中國強大的知識分子的理想。「雖然，我本來的目標是要建設中國大陸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但是現在大陸丟了，我只好希望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王作榮這麼寫下他的無奈。
當大陸還停留在半世紀以來的爭鬥時，台灣卻給大部分心懷中國現代化的知識分子帶來一線希望。
民國三十八年，當六百萬軍民毫無資源憑恃地在這小島上，為他們的生存掙扎時，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認為他們會挺下來。六○年代，台灣的「經濟奇蹟」在國際間開始傳誦；七○年代，台灣有了新名詞「新興工業國家」；八○年代，遠渡重洋的台灣貨，和存在歐美銀行的台灣錢，讓國際間對台灣的態度從讚美、嘉許轉變為提防、敵對，怕的是台灣搶走他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大餅。
然而，現代化是一個艱巨的工程，經濟富裕只是現代化的起點。就台灣而言，這個工程中尚未完成的部分至少還包括：民主的政治制度、健全的法律制度、高品質的國民教育及社會風氣……。這是目前台灣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最大瓶頸，也是九○年代台灣必須克服的最大挑戰。

現代化的台灣

以下的一系列藍圖，是藉由深入淺出的問答方式，表達出王作榮對建立一個現代中國的看法。
第一個總藍圖，是他一生觀察台灣整體發展的心得；其中有對台灣過去發展路線的批評，有對時下弊病的診斷。他也提到很多的機會，有些台灣已經不可能再回頭走，有些則還來得及掌握住。此外，他還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跟觀察的模式，這種觀察在將來移轉台灣經驗到全中國人的地域，甚至全世界正等待開發的國家時，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新時代的出發點，他提供了一個清楚的架構，目標指向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台灣。
問：對於台灣的經濟、社會以及政治問題，你常強調自己有一套完整的看法及觀點，你整個觀察背後的出發點是什麼？
答：從我念大學開始，就一直有一個強烈的希望，希望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不要受人欺負，這不僅是我個人一時的願望，當時的許多大學生，也都跟我有相同的想法。其實，這也是中國自戊戌維新將近一百年以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一個共同希望，尤其像我這種出身農村，又在國外接受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感受尤其特別強烈。後來大陸丟了，我們當然不可能在那邊建設，因此，我希望能將台灣作為建設富強現代中國的試驗地方，將來能影響大陸或提供一個建設大陸的範本。
問：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答：經濟要富強、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這是一個現代化國家最重要的三個基礎。
問：具體而言，應該怎麼做，才能達到這三個目標？
答：在經濟方面，我們必須快速的發展，儘快擺脫貧窮與落後。為了要加速經濟成長，經濟必須要自由，也就是採取接近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制度，所以，我主張民營的事業要多，公營的事業要很少，政府的干涉要減低，市場要開放，這些都是走自由經濟的路線。因此，這種制度最能提高經濟效率，也最能加速經濟成長。
在政治方面，政治要民主。我非常不喜歡強人政治，尤其更不喜歡獨裁。雖然過去有強人把台灣弄得還不錯，但那是因為碰到好的強人，要是碰到像毛澤東或馬可仕那樣壞的強人呢？強人政治總是因人而治，但是因人而治對一個國家來說絕對是壞的。所以不管是好的強人，或是壞的強人，我都反對。
我主張要有制度，也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來規範人的活動。如果你是個好人，放在制度裡面當然很好，如果你是個壞人，放在這個制度裡，就不能做得太壞，因為制度裡面有制衡的力量，不允許你胡作非為。
在社會方面，社會要公平。只有公平的社會，才是和諧的社會。一個人剝削人、人欺壓人的社會，天天都有仇恨，天天都有鬥爭，整天吵吵鬧鬧的，怎麼和諧得起來？這種社會不是我們需要的。所有現代化的國家，基本上都是相當和諧，只是偶爾有些小摩擦。
問：要怎樣才能做到社會公平呢？
答：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國家必須提供均等的教育機會，讓每個國民的教育都達到某個水準，產生一定的輿論力量來制衡，這樣一來，特權階級及利益集團就很難存在。
另外一個重要的工具是，政府必須設計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幫助那些沒能力或環境特殊的人民，讓他們能享受起碼的特質生活，使他們不虞匱乏。
大家在這兩個條件下公平競爭，那個人本事大，那個人就做總統、賺大錢；那個人本事小，就做百姓。大家在人格上沒有區別，只是有的人地位高一點，財富多一點，但基本上大家仍然是平等的。像這樣的國家，經濟既富強，政治又清明，社會也公平，才是大家所追求的。
我們仔細看西方的現代國家，如美國、西歐以及北歐的國家，幾乎都是這樣。尤其像瑞士、丹麥、荷蘭，雖然都是小國家，但是都能做到這種程度。而台灣要做到這種地步並不難，地方小，有基礎，現在更有能力做。
問：台灣這四十年來，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整體發展，能否稱得上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答：老實講，如果認真拿歐美這些真正現代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台灣還差得很遠。不僅在政治民主的成熟程度，或整個社會的風氣跟人民的教育、文化水準上，我們比不上他們，就連我們自己一直覺得很驕傲的經濟發展，在深度跟實力上也競爭不過他們。
當然，我是用比較嚴厲的標準來要求的，如果我們只拿當時跟我們同樣落後程度的國家來比較，台灣在經濟上的成就，可以說是一項奇蹟。四十年來，我們從無到有，到現在的富裕，就擺脫貧窮這個目標而言，我們的確做得非常成功，這是其他開發中國家或未開發國家做不到的。
但是，我們不應該只滿足於此。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一方面，就我們所處的周遭環境來看，實際上，客觀環境並不允許我們只滿足於眼前的安逸舒服，不僅跟海峽對岸的中共競爭或對抗，我們需要強大的經濟跟軍事力量，即使我們可以跟他們虛以委蛇，雙方處在一個和平互不侵犯的狀態，我們還要考慮競爭激烈的現實國際局勢。
我們必須確保自己本身有足夠強大的力量，一方面可以自保，一方面讓我們在國際間不會被人欺負，而要不被人欺負，就非得我們的經濟要富、國力要強不可。
另外一方面，我觀察台灣這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結果，發現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比現在更好。我們有優秀的官員、訓練良好的技術人員、最勤奮努力的人民，以及相當安定的社會跟政治環境，在這麼多有利條件的配合下，依我們中國人的聰明，給我們四十年的時間，要超越日本人也不會太困難。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有許多資源或潛能，並沒有好好發揮出來，不是被埋沒，就是運用不當。
問：為什麼我們擁有這些有利條件，卻不能完全發揮出來？
答：問題出在，這四十年來，我們一直缺乏一個確定的發展目標，作為全國努力的對象。因此，我們常常看到政策凌亂、前後不一致的現象，結果造成資源的誤用或沒有效率，這種現象現在尤其明顯。過去我們常把經濟成長率達到多高、人民生活改善得多好，當作我們發展的目標，其實這些只是衡量經濟成就的一種指標尺度而已，本身並不是一個目標。就整個國家來講，這些僅僅是達到國家總目標的一種手段或政策！
問：那麼你認為現在以及未來，我們的國家應該要有什麼樣的總目標？
答：就是前面我所講的，一個現代化國家的三個條件：經濟要富強、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
這個總目標一經確定以後，剩下的問題就是，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去達成這個總目標，一經確定這個目標及路線方法後，國內所有的資源就必須要投入這個總目標裡。而我們設計的一切政策跟經濟活動，也都要針對這個總目標去做。
問：根據你為台灣描繪的這個藍圖，如果我們重新開始，在經濟上，還有那些地方做得不夠好？應該加強那些方面？
答：就自由經濟這個目標而言，我認為政府應該想辦法，去掉不合理的管制和干預。

消除壟斷‧開放市場

這些不當的干預與管制，一方面是過去政策的後遺症，一方面是官商勾結。企業家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官員也支持他們，所以這些干預與管制才會持續。在這方面，政府一定要徹底檢討，無論如何，不能讓少數既得利益階層把持，壟斷了國內的經濟利益。
如果讓這種壟斷情形持續下去，將會造成一個非常不公平的社會，就像現在日本的情形一樣，而我們應該儘量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
其實，要解決這種壟斷把持的問題，並不困難。看看過去二、三年，我們在美國人的壓力下，開放了多少的管制進口物品，降低了多少關稅，這些原本受到很高度的保護，也是既得利益階層的一種壟斷利益，最後都還是開放了。所以沒有理由說，國內被壟斷的市場不到完全開放，這還是得看政府有沒有決心。
像這樣，有個公平競爭的市場，自由經濟才有意義，否則只是變成少數財團經濟利益的一種工具而已。我們的經濟已經有相當好的基礎，假如未來能在這方面有適當的解決方法，我們將會有一個更開放、更活潑的經濟環境。
問：未來在政治方面，我們應該怎麼做？
答：政治方面的問題比較複雜，但如果我們想要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執政黨一定要放棄過去一黨專政或一黨獨大的心態。
執政黨現在的組織，其實是一種俄國史達林式的組織，這類組織的特色是，黨組織對國家政策的影響非常大，甚至控制了整個國家的政策。這與民主政治中政黨運作的原則是不相符合的。
執政黨應該重新檢討黨內的組織方式，以及組織運作的原則。而黨員裡面負責決策的高階層官員，也應該要具備比較符合現代民主的思想觀念。
這種改變，不僅是我們自己在突破目前政治局勢時必須要做，就連東歐的共黨國家也這麼做。尤其以俄國戈巴契夫領導的改革風潮顯示，史達林式的政黨組織，也已經成為歷名詞，被淘汰掉了。
問：執政黨將來應該走什麼樣的路？
答：首先，執政黨應該有一種心理，將來它只是一個普通的政黨，不再是一黨獨大或一黨專政、想要控制整個局面的政黨。西方的民主政黨對黨員的控制，其實沒有像我們這麼嚴格，黨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也沒有這麼親密。
好比現在，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行政院所有內閣閣員或政務官的任命，都必須要先經過執政黨中常會通過，行政院才能提請立法院通過，這就是典型的俄國式。
另外一個是，所有行政院重大的政策，都必須要先經由中常會通過，才可以執行。如此一來，行政院變成了只聽從黨指揮的機構，好像不是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而只是執行黨命令的機關，這是非常不合乎民主政治。做為執政黨，應該要有這種氣度和眼光，引導台灣走向民主道路，即使因而削弱對政治的影響力及控制的程度，也在所不惜。
第二個要改進的是政府本身。行政院內閣與總統之間的權責劃分問題，也就是我們究竟是總統制或內閣制的國家，應該劃分清楚。
依照憲法，我們應該是內閣制，內閣要對立法院負責，但是過去在兩代蔣總統的強人領導時代，實際上內閣只是強人總統的執行工具。因此，內閣處處要聽命於強人的指示，變成了有責無權的內閣。另一方面，強人總統雖然有權力，卻不必對立法院負責，變成有權無責，這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原則。
我希望，將來我們能慢慢廢除臨時條款，第一是先回歸憲法，憲法裡面怎麼規定行政院及總統的職權，就應分別執行什麼樣的職權。先將第一步做到以後，然後再來談要怎樣修改憲法。
其實，我個人對於應該採取內閣制或總統制並不是很在乎。但是一定要清楚地表明，到底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不能像現在這樣，一個有權無責，一個有責無權，既不是內閣制也不是總統制，而是強人政治，這種方式絕對不能夠延續下去。

責任在執政黨

問：就與在野黨的競爭方面，執政黨有沒有什麼需要改變的？
答：當務之急，要重新檢討政黨之間有關競爭的法規；執政黨不能只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搞些不公平的法規出來。
在西方國家，都有很健全的法規，來規範政黨之間的競爭與運作，我們可以參考他們的法規，針對我們的需要，擬定公平的法規。這是民主政治最需要的基礎功夫。不要玩些小的技巧或手法，想占些小的便宜，這些不是執政黨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台灣未來在政治上能做到這三方面，我們應該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民生政治。而能不能做到這一點，責任都在執政黨身上。因為只有他們有這個能力跟權力做這三方面的事情，別人沒有這個辦法。
像我談的這些，並不是光喊口號，而是未來的一種發展趨勢，一種潮流。既然是全世界的發展趨勢，我們就應當順應這種潮流。經國先生不是說過，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嗎？世界確實是在這樣變嘛！台灣應該自動自發的走上這條民主政治的路，這個比喊台獨要好得太多了！
問：現在大家都覺得台灣很亂，治安很不好，連帶對經濟、政治也都不太有信心，你覺得我們的社會出了什麼毛病？
答：現在台灣社會有幾個嚴重的問題，我們都沒有好好解決。一個就是社會治安很不好，社會很亂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個還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只要用法律嚴格來辦，絕對可以辦得好。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社會的倫理與道德淪喪了，一般人缺乏起碼做人的準則。所謂倫理就是指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規則，過去我們熟悉的中國社會倫理，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這一套倫理規則，就是一種規範人與人之間交往的規則。我承認這套舊的倫理確實受太多限制，已經不合於這個新的時代，但問題是，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套新的倫理規範。
所以目前我們最急需要做的，就是建立一套倫理法則，法則不建立，社會的秩序只會愈來愈亂，光靠關人、殺人是沒有用的。

知識份子太差了

問：應該由誰來建立這一套倫理規範呢？
答：建立這一套倫理觀念的責任在教育。當然，政府也要訂立合適的法律，但基本的關鍵還是在教育。我們未來的教育內容與目標，應該要能適應新社會的需要。至於如何提升及轉變教育的方向呢？責任又在台灣的知識分子身上。
然而，台灣的知識分子實在太差了，雖然我本身也是知識分子，但是我實在看不慣台灣的許多知識分子。一來，很多知識分子對於新的知識一知半解，並沒有深入去了解；二來，他們喜歡多管閒事，憑自己的直覺跟偏見過問社會事務，結果把社會搞得更亂。
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些很高級的知識分子，能夠很公正、很客觀地來看台灣的需要，再參考國外，配合國內的環境，建立起一套屬於我們自己的社會倫理。這完全要靠少數有很高學術成就、很高社會聲望，本身有深刻思想而且又真正愛台灣的高級知識分子來做，但是現在有這樣條件的人很少，原因在於我們過去的教育完全失敗！
問：政府未來在制定社會發展的政策方面，有沒有什麼應該注意的？
答：政府要認真地考慮三個發展，並且想辦法解決。
第一個是我們談了很久的社會福利制度，未來政府一定要建立一個起碼的社會福利制度。到現在為止，執政黨對社會福利的措施，幾乎都是在敷衍，它本身並沒有真正一套構想，而決策的官員也不了解一個現代化社會對社會福利制度的必要性。現在我們僅有的一些制度、法規，幾乎都是在被壓迫的情形下，才勉強做了一點點，而且不健全，人員也沒訓練好。
我們未來應該加強訓練人員，參考外國的福利措施，即使不全盤照抄或像他們那樣大規模地實施，也要建立一套很完整的福利制度出來。而這一套制度並不是要使台灣變成社會福利的大國，我不贊成社會福利大國，但是保障人民起碼的生活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一定要做到這一點，全體人民，包括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也包括最窮的人，最起碼的生活，都應該在政府的保障之下，這個也包括國民住宅在內。
第二個是社會勞資糾紛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在二十幾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我也曾親自寫信給蔣經國先生，提醒他將來社會的問題不在農民，而在勞工。因為農民的比例會慢慢減少，勞工將會成為最大的階級。我那時就引用外國學者的觀念，認為將來社會控制在三大力量上，一個是勞方，一個是資方，另一個是政府，政府是處在當中的一個平衡地位。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出勞工的重要性。
但是我們現在有關勞工的法規，卻都非常的偏激、不完全。一方面縱容資方剝削勞方，另外一方面又訂出一些不合理的規定，來強迫資方負擔不合理的責任，加重資方的負擔。現行法規最大的缺點是，常常把政府應該負擔的社會福利，跟資方對勞方應該負擔的責任混在一起了！結果政府應該負擔的社會福利責任都加到資方頭上；另一方面，政府又對勞方對抗資方的許多權利加以約束、限制，結果到頭來勞資雙方都不滿意。但我最擔心的還是，我們現在沒有這方面的人才，應該趕快派人到西方國家再學習！

教育與宗教

第三個問題是法治。現在大家都覺得台灣的法治不彰，一方面是因為司法官本身操守的問題，但另外一方面也是政府干預司法的問題，這樣一來大家都覺得司法的尊嚴喪失了，公信力喪失了，所以現在必須要把失去的信心重建起來。
尤其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不論在政治或社會方面，都是複雜、多元化的，在這樣的社會，要各方面都能有秩序地運行，關鍵就在法律。一套完整的法律加上強力執行的人員，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才能消防社會上不平的混亂現象。法律是維持一個現代社會的消極力量，但是長期而積極的力量則仍然在教育跟宗教。
西方社會秩序很安定，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宗教的力量。中國過去雖然沒有宗教，但是儒家提供了二千多年社會安定的主要力量。當然，現在大家都不談孔夫子了，但是宗教的信仰會在台灣慢慢普遍起來，其實宗教也有教育的作用，而宗教與教育才是安定社會最主要的兩大力量，政府一定要努力將教育辦好。
問：在你的構想中，經濟、政治、社會，這三個目標之間有任何關聯？
答：當然有關聯。例如就教育而言，一個教育水準很高的社會，經濟一定相當自由，政治相當民主。因為經濟不自由，人民就要反抗。另外一方面，經濟很自由、相當發達的社會裡，一定會產生很多中產階級，這時候政治就非得要民主不可。像中共現在，大家吃飽一點，就開始要求民主，以前大家挨餓時，根本就沒有力量去想民主不民主的問題，只想要吃飽。
所以這三個目標其實是一套的，必須齊頭前進，不能有一個落後。假如有一個特別落後，國家就進步不遠，因為落後的會把其它進步的都拖下來。想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這三方面一定都要考慮到，平衡發展。
問：但是對比較落後的國家而言，比如像早期的台灣和現在的許多落後國家，一開始就要同時達到這三個目標，是不是困難了點？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達成現代強國的目標？
答：國家現代化雖然需要政治、經濟、社會這三方面齊頭並進，但是在策略上，我一向主張先選擇其中一項作為現代化的核心，集中力量改進，再帶動其它方面一起進步。
而在這三項當中，我認為，就落後國家而言，國家現代化最好的途徑，莫過於從加速經濟發展下手，在經濟上儘快趕上工業國家的水準。
其實落後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就是經濟發展的代名詞。這在歷史上是有例可循的，最著名的是日本跟蘇俄。幾十年來這兩個國家發展成功的經驗，始終讓我印象深刻，影響我的思想行為和主張，我在寫文章的時候，也時常引用他們作例子。
我們現在看日俄兩國都是世界的超級強國，但在這個世紀以前，他們都還只是處於落後國家的階段。這兩個國家早期的發展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是以建立國防武力為核心，因而帶動經濟發展，最後形成現代化國家。
嘗試用這種模式建立現代強國的，在二次大戰以前，則以韓國最明顯，也最積極。韓國政府從朴正熙時代就公開表示，以經濟發展作為現代化的核心。因為以經濟發展為核心，所以韓國政府在經濟方面，產生了大規模干預以及強而有力的領導，我們看韓國政府現在的全套經濟計畫機構、執行方式及作風，其實都是根源於此。

過渡性階段

問：但是過度重視經濟發展，會不會犧牲了政治及社會的發展？
答：不會的，這是我跟別人想法不一樣的地方。我對於任何一個政策的設計，都會考慮到它對政治及社會穩定性的影響，並不會只考慮經濟方面的影響。
例如以台灣二、三十年前來講，那時經濟落後，大家都窮得不得了，當時假如不發展經濟，以後整個國家的發展會越困難。但是當時如果多開了一家紗廠，多用了幾百個工人，起碼這幾百個工人吃飯的問題就解決了；如果多開幾十家紗廠，起碼有幾千個工人有飯吃，連帶他們幾萬個家屬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了。
在經濟發展初期，大部分人吃飯的問題能解決，就會很滿足，不會發生政治及社會上的不安定。政治及社會上的不安定，只會在人民吃飽了以後才會發生，人民在生活不虞匱乏時，才會想到爭社會福利及政治利益。
所以，越是落後的國家，越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真正有問題的是像台灣現在這個階段。但是現在也是過渡性的，是成為進步國家的必經過程。
當教育普遍、國民知識水準提高，大家變得比較理性後，各種勢力的利益都調和了，資本家與勞方的關係和諧了，各個政治集團的利益也慢慢協調後，整個社會及政治上還是會穩定下來，像進步國家那樣，這時才是一種長期的穩定。
問：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治及社會的問題，自然可以解決掉？
答：是的。像目前台灣社會及政治上的不安定，是過渡時期的現象，這種過渡時期與解嚴不解嚴是沒有必然關係的。解嚴只是會加速它的變動，不解嚴而經濟發展到了這個階段，貧富不均、勞力缺乏這些問題都出來後，它還是會鬧的。
像韓國老早就不戒嚴了，還不是鬧得一蹋糊塗；大陸天天戒嚴，也是天天鬧，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經濟發展到這個程度一定會鬧！日本在一九五○年代經濟開始起飛時也曾經鬧得很凶，但是現在就比較不鬧了。這些發展演變都是有階段性的。在經濟落後與進步的社會中是不鬧的，只有在半生不熟，像台灣現在的社會才會鬧。
至於有人說，台灣早期的政治、社會比較穩定，是因為政治上箝制的關係，這種說法也不對。真要鬧的話，箝不箝制都沒有辦法阻止的。真正的理由是，當初不敢鬧，也不願意鬧，因為鬧了以後就沒飯吃。
像台灣現在處在這個階段，最需要的是趕快把一個進步國家的制度、法律與人才建立起來，而在這方面，建立得越快，這種過渡的現象就越快過去。而經過這個階段以後，台灣就可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經濟、政治跟社會才能齊頭平行發展。
問：現在國內有一種說法，認為現在台灣已經富裕了，經濟也表現得不錯，但是我們在政治跟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就相對比較落後。因此，我們將來應該把重點放在政治與社會文化這兩方面的發展，即使因此而犧牲了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是可以容忍的，你認為呢？
答：我並不這麼認為。我們看目前現代化國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人民的生活水準都很高，物質生活也很充實。這實在是一個現代國家的必備條件。
現代化國家的另一個特徵是，人民的品質也都很高。而要人民的品質高、素質好，基本上還是要國家的經濟夠富強，能夠負擔夠水準的文化、公共設施，所以，經濟要富強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先決條件。

齊頭前進‧同時發展
　
就台灣現在的情形來講，生活水準雖然比以前提高，但是比起歐美國家還是有段距離。我們的經濟過去雖然表現得很不錯，但是將來也絕不容許我們有絲毫落後，因為現在我們面臨的國際競爭比以前激烈多了，可預見未來將是一場不可落後的競爭，一旦我們有些許落後，當別的國家趕上你時，想追就來不及了。
我們只能說，過去我們在政治及社會方面的發展，確實有比較落後的現象，但是從現在開始，我們不應該只注重經濟發展，而是應該三方面齊頭並進，同時發展。
過去我們會選擇以經濟發展帶頭，是因為當時環境需要，不這麼做，很難在短時間內建立我們自己的經濟力量。現在台灣已經有能力可以兼顧到各方面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