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因人民不守法造成的現象萬端,從交通紊亂、污染氾濫、走私、搶劫到經濟犯法,在在顯示法治社會尚未成熟;再加上大多數人在精神層面沒有價值觀,把個人利益擺在團體或社會價值之上,使得各式問題更加複雜。
處在這樣的環境裡,台灣最重要的是能夠建立公平合理制度的政治家,來主持健全有效的政府。同時,台灣也需要更多的思想家、社會學家、宗教家及一般作家,在自己的本行發揮教育家的功能,啟迪大家的思想,朝開明理性的方向邁進,健康地調整目前幾乎已被物質扭曲的社會。
大政治家一定要有相當的思想基礎,並且深知當代的社會問題、政治現象。中國近代政治中,國父孫中山先生正是一個典範。他不但有一套源自中國文化的政治哲學,更能與西方文化調和,相融之下,施政的整套辦法既不是純然西化,也不純然保守。他從政的目標是要建立制度,因此,他大公無私、不把持權力。
真正通達的思想家、教育家,必然熟諳歷史、知曉困境。他能把危機化為生機,在環境橫逆不順時,仍以樂觀的態度激勵大家奮發前進。梁啟超、胡適,都可做為個中代表。
梁啟超從中國傳統文化出身,開始時要跟老師康有為建立君主立憲制度,政變失敗後,受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感召,接受現代民主思想。他「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挑戰」,是一個真正能與時代共進的開明人物。
胡適的學問貫通中西。他實事求是,常說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人生和政治的態度都相當的理性而通達。
如果台灣一方面有大政治家建立合理的制度,促成法治社會,一方面又有教育家啟發情操、思想,使大家朝精神層面發展,不再在財富和權力上比較,我們的社會一定更有希望。(溫曼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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