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經濟諾貝爾獎的設立,肯定了經濟學科的地位。經濟學科經過了二百年的演變與進步,依靠科學實證方法,驗證經濟理論,提出經濟因素間的因果關係,預測經濟變遷。此一綜合結果有助於訂定較完美的政策。
可惜,自一九七三年世界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貨膨脹以來,首先總體經濟學家們的聲譽被懷疑;近年以來,經濟預測家的可信度更跌入谷底。
「經濟預測」是建築在經濟理論、統計工具與數學素養上的一門學問–既具有學術上的挑戰性,也具有失敗的危險性。
過度自信
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薩孟遜教授即曾說過:「經濟預測藝術性多於科學性。」他指導的一位博士論文學生克萊恩(曾數度來台講學),就是因為他對經濟預測的貢獻,在一九八○年得了諾貝爾經濟獎。
另一位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則一向認為:「經濟學家可以觀察及敘述市場上出現的一般經濟型態,但是不能夠對經濟方向做精確的預測。」
一九六○年代,美國物價穩定與經濟繁榮並存的現象,使經濟學家躊躇滿志的自信:依靠財政與金融政策的調節,這種黃金時代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預測離譜
經濟學家的自誇以及當政者對他們過高的期望,造成近十年來的失望。
在戰後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一九八一–八三)中,美國的經濟預測一錯再錯。兩年以前,一般的預測是在相當高的實質利率情況下,經濟復甦十分難。但是經濟復甦發生了。經濟預測又認為:即使復甦,將是一個 十分軟弱的復甦。但事實上這次是自韓戰以後最堅強的復甦。目前又預測經濟好景將很快結束,又因為是實質利率過高。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預測的偏差:他們對今年美國第一季與第二季的六項預測(見附表)中,除了第一季的物價一項以外,其餘五項委實離譜太遠。在他們預測模式中,再多的的變數、再多的方程式、再好的電腦,似乎仍然產生令人失望的預測。因此,有人批評:「離譜太遠的預測比沒有預測更糟!」也有人答辯:「有預測終比沒有預測好!」因此,仍有很多大公司,每年花一萬到三萬美金來買這些預測資料。
面對這樣令人失望的預測,三位著名經濟學家不能沉默了。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說:「我們誇大了能做的承諾。」剛卸任的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費爾特斯坦說:「過去三十年,經濟政策最大的錯誤就是過份相信經濟預測的能力。」蘇魯(Lester Thurow)教授認為:「在美國,公眾對經濟學家的尊敬已降到了二次大戰後的最低點。」
諾貝爾經濟獎停頒?
近兩年來當費爾特斯坦教授擔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時,常常在政策上,尤其財政赤字上,與總統及財部長有劇烈的爭辯。他們戲謔他是位「憂愁博士」。首席經濟顧問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為總統撰述每年二月公開發表的「總統經濟年報」。一九八四年的年報中,對鉅額赤字的後果他有較露骨的敘述,引起雷根及其他幕僚非常不快。使財政部長公開地說:「可以把那份年報丟掉!」雷根對他經濟顧問的不滿,以及有時指責經濟學家是「專門講反面話的人」、「悲觀者」,也無助於公眾對經濟學家的尊敬。
一位著名的保守評論家因此建議:「瑞典皇家學院應當停止頒贈諾貝爾經濟獎。」
面對大家的責難,經濟學家也許只能說:當醫生們不能解決大病如癌症,小病如感冒時,病人仍然沒有減少對他們的尊敬;那麼為什麼當經濟學家無法解決一些經濟難症時,就要那麼地苛責他們?更何況病人還經常不肯服用他們開出的藥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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