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彎路上的國營企業

　九年前，這兒還是一大片農田。如今，寶山鋼鐵總廠如龐然巨物矗立在上海的長江岸邊。這個耗時九年，光是前二期工程就已耗資三百億人民幣（約台幣二千四百億元）、中共占據大陸之後第一個大規模投資的鋼鐵廠，將由外地轉運至寶鋼港口的鐵砂與煤砂，沿著五十二公里長的輪送帶，藉著自己的發電廠，生產出四百萬噸的鋼品。
　這個大到光是開車不停地繞也要花上一個小時的中共國營大廠，「到本世紀末，寶鋼要成為一個可生產一千萬噸粗鋼的大鋼廠，」寶山鋼廠黨委統戰部副部長關漢賢說。
　「四方機廠的改造正在進行，」青島四方機廠廠長戚文指出。穿著灰色列寧裝的戚廠長，在這家已有八十九年歷史的四方機廠工作已達二十六年。製造中國第一輛火車的四方機廠已獲得世界銀行低利貸款，準備在未來四年之內，建造一座比目前位於青島老市區的老廠房大一倍的新廠房。
　
追求經濟起飛　

　無論是在威嚴逼人的北平、紅瓦白牆、海岸蔥綠的青島，或在洋房、洋梧桐樹點飾的上海，走訪其中十家績優國營工廠，從它的經營者口中，可以感受到他們強烈追求經濟起飛的心理，彷彿被禁錮在籠子多年之後，急迫地要振翼高飛。
　中國大陸這十年經濟改革成功與否，很大一部分要靠國營企業。「中國的潛力主要在現有的全民所有制（即國營企業）企業。如果這些企業不能得到好的改造與發展，中國就很難有希望，」首都鋼鐵副董事長趙玉吉說。因為被中共圈定為大中型國營企業約有六千家，占整個中國大陸工業總產值的七○％。
　這些中共績優國營企業的負責人，有的一心想盡力經營好企業，有的則渴望學習西方的經營管理理論，其間也不乏一些懷抱家國意識，言談之外不經意吐露憂國憂民心聲。
　譬如，現年四十歲，身兼青島電冰箱總廠董事長、廠長等四個職位的張瑞敏，每晚工作到午夜十二點，他認為廠業務必須「今日事今日畢」，往往夜晚還要批公文及接待外賓。
　三十五歲的趙玉吉，由於文革，只受完初中教育。十七歲時被分配到首鋼，由廠內搖紅綠旗的鐵路工人做起，一路自修，唸完夜間函授大學學位之後，最近他又想去唸北京大學國貿研究所。「要成為國際企業，不能不懂外語、外貿、電腦知識，」趙玉吉充滿求知慾望。
　四方機廠廠長戚文則感歎：中國要進一步發展，必須消除封建、守舊思想，以及想辦法提高全民素質。「一個文盲國家想要發展起來很費力，」他擔憂說。
　　
又紅又專　

這些被中共列為績優的國營企業領導者，有些共同特色：他們都是從工廠的基層做起，同時又做過企業內共產黨黨務工作，一路攀升上來。譬如，上海第二十八棉紡織廠廠長沈小波從班長、技術員一路做起，也兼職過黨委書記。這些領導者大半屬於又紅又專類。
　他們的專業及技術有的是來自正規的教育，譬如沈小波是華東紡織學院畢業，四方機廠廠長戚文是北方交通大學畢業。四十歲以下、經歷過文革的一批，則是業餘苦學自修達成。
　在中共要放權又不完全放權的大環境之下，這些大陸的企業家的處境似乎只是由一個活動空間較小的籠子，轉飛到一個活動空間較大的籠子，然而他們仍然想辦法在有限的空間內，展出最美的姿勢飛翔。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宣布一項決策之後，才讓這些企業家有比較大的活動空間。他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宣布：「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也要求多方面改變生產力，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
　中共政權決策的特點是急於過渡。鄧小平的雄心與目標顯示中共正在重蹈急於過渡的模式。依據官方的說法，在一九八○年至二○○○年的二十年中，中國平均國民所得要翻兩番（成長四倍），達到一千美元。政策的制定者急於把中國大陸由極貧狀態，強拉過渡到「小康」的社會。
　近十年來，鄧小平一連串的開放改革政策，尤其是八四年，中共國務院的企業擴權十策，讓企業能自己作些主，事實上也看到了些成效。如中國大陸自一九八二年起，平均年經濟成長率在一○％以上；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每年出口至少增加了二四％；中國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比一九七九年以前提高了二倍。然而如果扣掉四○○％（五二∼八六年）的通貨膨脹率，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成長仍然有限。（相對地，台灣過去十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則達九•三％。）
　　
承包為本　

　但是自一九八○年起，中共試行的放權，不是一下子狂風大浪地改革，而是要「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地嘗試各種不同有關權力下放的新制度。這六千多家中大型的國營企業，自然也跟著摸石過河，企圖走出一條路來。
　離天安門約一小時車程的北平首都鋼鐵，一入大門，一隻頂天而立的老鷹雕像，相當具有震撼力；大馬路一旁「承包為本」的四個綠底紅大字更是醒目。
　首鋼是中國大陸最早實行承包制的大型國營企業，試圖由過去利潤全部上繳，無一絲企業血色的封閉局面，走出一條新路來。由數字來看，首鋼自一九七九年實行承包制以來，成效驚人。十年改革下來的總利潤，超過改革之前三十年總利潤的六•四倍；同時也兼併了四十家機械電子公司，員工多達二十二萬人。首鋼工人的平均薪資也由十年前的五十元人民幣，增加至目前的三百元人民幣。
　　
初嚐權力滋味
　
在青島郊區，大門前橫躺著三列自製的火車，看來灰灰重重的四方機廠，可說是青島這個藍天碧海輕工業城的異數。為了拖動一萬二千名勞工的工作士氣，四方機廠在八五年開始採取功效掛釣制─如果超過預定上繳利潤的超額部分，每多增加一○○％的利潤，工人可多得五一％。改革之後，「現在工作態度比較好，以前僅僅完成指令任務，主動性較差，」廠長戚文說。
　表面上看來，中共經濟改革之後，確實稍微改善了過去那種「工人吃工廠的大鍋飯，工廠吃國家的大鍋飯」的懶漢心理。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國營工廠廠長才初嚐權力滋味。改革之前，中共企業採取的是「黨委一元化的領導制」─即工廠內共產黨委書記控制工廠的一切活動；改革後，採廠長負責制，由廠長領導工廠內的生產活動，黨務組織躲在幕後，抓緊政治思想工作。青島啤酒廠副廠長龐傳恕在一間一九○三年德國人建設的德式會客室內，喝著味道甜美的青島啤酒說，青島啤酒廠廠長可以任命誰當副廠長及中屬幹部，而以往廠長連這權力都沒有。
　　
半調子改革
　

　然而深入觀察，中共十年經改下來，只能說是半調子的經濟改革。大部分中共企業仍然只以「廠長」掛名，掌管生產工作，其他無論在用人、原料分配、銷售、外匯調節、出口方面，「仍然掌握在政府單位手中，」上海一名記者指出。
　由政府伸出的手，仍然隱藏在中共國營企業的各個角落，控制著企業的一行一動。位於上海黃浦江，外浦東油菜田邊的上海無線電第十八廠，一進大門，即看到辦公樓外張貼著的「飛碟目標─世界先進水平」，然而這家生產飛碟黑白電視機的工廠，如想要再更上一層樓，擴大生產彩色電視機的生產線是不太可能。因為彩色電視機零件是由政府分配，上海第十八無線電廠只能分到一點點彩電的零件。
　原料得之不易，銷售也無自主權。有五十一年歷史、廠內員工聲稱是「『解放』後，私營老闆送給我們的」上海第二十八棉紡廠，織出來的胚布，不能自由賣給外地人（包括外國人）。而必須按政府規定，以低於市場價格二○％的官價，賣給上海市內的印染廠及服裝加工廠，「否則會使上海的印染廠及服裝廠沒活幹，」上海第二十八棉紡廠企管室主任徐体民，操著濃重的上海口音說。
　　
搶用原料

　
　中共供應廉價的原料給工廠，相對的也享著取得巨額利潤的權利。位於上海，正在大修土木，滿是泥沼的零陵路上的大眾汽車，與西德Volkswagon合資一年多來，目前已累積生產四萬輛的桑塔納轎車，必須全部以每輛八萬元人民幣的價格，賣給政府。政府再以一部十七萬多元人民幣，賣給消費者（多半是公家單位才買得起）。
　近十年來，中共在「放權又無法全部放權」的情況下，造成經濟雙軌制的情形，更增加真正需要原料的廠長的困擾。譬如說，計畫內生產的產品按官定價格賣，而在達成任務計畫外的產品可以較高的市場價格自銷。然而由於最近求過於供，只要有權的人批給某人買一百噸官價的鋼，某人便可再用高價把一百噸的鋼賣給真正需要鋼鐵的人。這就是所謂「官倒」的腐敗情形。近年來不僅鄉鎮的企業在搶用原料，國營工廠的廠長常常要忙於調原料，譬如青島電冰箱廠就必須要自己調九○％的原料。
　在這種鄉鎮與國營企業互爭有限原料的狀況下，首鋼副董事長趙玉吉深深感嘆：現在的政策不利大企業的發展，而是利於小企業或個體企業的發展。
　即使只是在中國大陸設事務所的日本商社，所招聘的中國人職員仍要聽由中央官方分配，更何況中國大陸一般的國營企業員工也是由國家分配。
　中共國營企業的廠長，實際上活動空間有限。一名上海工人指出，真正掌握工廠大方向的權力仍是企業黨委書記，廠長只是做些橫向聯繫工作，如調原料、調外匯、搞公關、打通關節等。
　除了空間有限，廠長還必須承受中國獨特「企業文化」所帶來的各種壓力─照顧工人起居福利、忍受工人「同酬不同工」的平均主義要求，以及黨組織與企業體界限模糊的糾葛。
　上海化工學院畢業、現年四十一歲、說話迅速、俐落，看來相當幹練的上海金山石化總廠總經濟師亦新感嘆：在中國大陸當廠長，責任比他所看過的香港企業家重。如金山石化總廠必須照顧五萬一千名員工的結婚（幫忙找農村姑娘來結婚）、育兒、小孩上學教育及住房問題。曾到香港中文大學修過五個月管理課程的吳亦新，家在離金山二小時車程的上海市區內，平時就住在工廠內的單身宿舍，每天由早上七時工作到晚上十時半。
　
無所不在的網

　平均主義的心態更有如一道無所不在的網，妨礙了員工的積極意願。上海第十八無線電廠副總工程師烏熊飛是個潛心研究技術的專業家，卻也無奈指出：「薪水不平均不行，大家拿差不多，比較容易擺平，因為廠長不能做最後決定，沒有人有能力來判斷誰該拿較高的獎金。」
　所以，在大陸可以看到一種奇特的現象。擔負責任最大的廠長，薪水卻不敢拿比工人高太多，有的甚至比工人低。譬如首鋼副董事長趙玉吉薪水才二百多人民幣（當然他可能有其他福利），然而首鋼表現良好的工人，一個月可拿到三、四百元；青島電冰箱總廠廠長張瑞敏，原來依規定，可比工人多拿三倍，但張瑞敏只敢多拿一倍，約四百元一月。
　平均主義的心態已深植三十年，使企業對工人失控。「中國宣傳了三十年說，工人是主人翁，廠長僅僅是公僕，現在倒過來了，就是說現在把中國職工放在僱用者的地位去，他情緒上恐懼，他反抗，他就給你怠工，磨洋菇。雇傭者對付老闆的辦法是聯合起來對付，」經濟學家蔣一葦說：「你說抽煙不許把煙頭往地上扔，扔一個要罰款五塊，好吧，不扔了，蓋房子、機件、或電線管道，我就扔到管子去，你罰吧。」
　即使廠長有意推動改革，但「大鍋飯吃慣了，中層幹部不會積極去推動改革措施，」青島一名了解工廠的人士指出。
　用承包、用獎金來刺激勞工的工作意願，這名人士卻認為「慾壑難填」，獎金再怎麼給，人的慾望永遠不會滿足的。
　一名上海工人指出他是「出工不出力」，他一天八個小時的工時內，只做工二小時，其餘留給必須到城市來討生活的「阿鄉」去做。
　
冗員充斥

　中共經濟改革十年來，雖說廠長可以解雇工人，但卻由於顧慮到失業的勞工，一旦到社會去，會造成社會動亂，於是勞動局不喜廠長解雇工人。
　中共國營企業冗員現象十分嚴重。一名上海人民政府體制改革委員會研究員指出，單就上海企業而言，每個企業約有二○％的職工是冗員，裁掉的話，整個上海就多出五、六十萬失業人口。「這些冗員造成一個人的工作變成三、四人在做，」這位瘦小、穿著夾克的研究員指出。他身後的窗外是上海的十里洋場─南京路。中共國營工廠人多是一大特色。譬如，首鋼集團是個集鋼鐵、電子、機械多家企業的集團，其中只是從事與鋼鐵有關的職工，就多達八萬多人，是中華民國的中鋼公司的八倍多，然而目前年粗鋼生產噸數卻只有中鋼的三分之二，效率遠不及中鋼。
　即使走訪的都是優良企業，仍然可看到聚在一起、不做事的工人。引導參觀的人只是說「他們在維修」，卻未見他們有動手在修機器。
　有如到處可見閒晃著的工人，在大陸的績優工廠也仍可看到沒有在運作、或閒置已久的機器。有的是電力不足不能運轉，有的是缺原料、零件。據中國建設銀行一九八八年初對二百多個近幾年建成的大中型企業的調查，不能正常發揮效益的項目，竟占五○％以上。近年進口的彩電、冰箱裝配線，生產能力閒置的竟高達三分之二。
　此外，怠慢的工人刻畫了散漫、不潔的工作環境。一名台灣外商電腦公司的負責人在參觀完大陸最大的電腦公司之後說出他的感想：「電腦上放著便當盒，不曉得如何做出品質好的電腦。」
　廠長不僅不能解雇懶惰的工人或裁員─反過來說，廠長卻有被工人炒魷魚之虞。一名青島的日本商人指出，在大陸仍不時會看到廠長被工人趕出工廠的新聞；另外一方面，這名日本商社人也指出，他曾遭遇過向中國工廠訂購的產品品質不良的情況，再委求改進、修正品質，中方卻遲遲不予修改的經驗。
　在大陸國營工廠內，職工代表大會（成員大約六○％是工人，四○％是廠長管理及技術等各處室的領導人）的權力相當大，有權建議地方政府及中央部會何人適合當廠長；有些工廠甚至有選擇廠長的權力，隨時可以罷免他們不喜歡的廠長。
　
黨企不分家

　共產黨的勢力也緊緊左右著企業。
　儘管中共一直強調黨企要分家，然而只是在表面上退讓些許。走訪大陸十家績優國營工廠，仍可在每家工廠辦公樓內的組織標示牌上，可顯著地看到有關黨委、紀委（整頓共產黨紀律的委員會）、宣傳、統戰部，共青團等共產黨的組織系統表。
　由鄧小平過往的談話紀錄也可看出，即使一再強調對內搞活經濟，仍不會放棄堅持共產黨一元化的領導體制，更不會放棄共產黨對企業的控制。「我們不能搬用西方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九八七年鄧小平的這段話，到目前仍為最高指導原則。
　有五千多名員工的青島第五棉紡廠，就有七、八十人專職搞共黨的政治思想工作；上海第二十八棉紡廠的三百多名幹部都是共產黨員，青島電冰箱總廠二○％的員工都是共產黨員，工廠的領導人都做過企業內的黨務工作；工廠內優秀的人也都被吸收做黨員。由此彷彿可看出，中共仍藉黨員來控制一切組織，而優秀人才要得到晉升機會必須有黨員身分。
　一名大陸企業界人士指出，過去這些工廠內的黨務人員主要是「說道理，不講效果」，如今即使有些人認為他們已講不出道理，然而他們仍得不斷宣揚共產黨的政治思想與政策，及監督職工的思想與行為。
　中共除了透過專職人員搞政治思想工作之外，臉頰尖瘦的上海第二十八棉紡廠廠長沈小波也表示，共產黨還透過層級管理、開會、演講、大字報辦報來掌握工廠員工的政治思想。
　
處處可見大字報

　有如日本工廠內貼示著的「整頓、整理、清潔、零災害」等標示牌，走在大陸國營工廠內，也處處可看到大字報。譬如上海第二十八棉紡廠房的織布機女工，頭上赫然貼著「搞好工貿代理制」的大字報，而工廠的貿易工作顯然與女工並無直接關聯。
　有些大企業也明白擺出「統戰部」的組織架構。譬如寶山鋼廠就設有統戰部。其副部長關漢賢解釋「統戰部就是團結部。」他說；「建設一個國家要團結愈多人愈好，要把很多人團結起來，關心協調他們與共黨之間的矛盾。統戰部不但對非共產黨員搞團結，對台灣也搞團結，」戴著深色眼鏡的關漢賢說。他清楚地掌握了寶鋼內部三百九十名擁有台胞親屬的員工和他們的家庭動態，好進行統戰。
　寶鋼由於是中共中央治金部直接撥款投資，所以「黨性」仍相當強。目前寶鋼的領導人採取「二套班子」，即有二個黨委書記為副廠長搞廠內政治思想工作；另有三個廠長則搞生產工作。關漢賢認為，像寶鋼這樣採取二套班子就是「黨企分開」，實際上卻顯示出黨企還是緊緊連結在一起。
　
束縛太多了

　面對中共黨局十年經改以來，這種一方面強烈追求經濟起飛，一方面卻又不能對國營企業完全放開的矛盾，中共國營企業的負責人表示他們可以理解為何不能對大企業完全放權的理由，因為國家收入主要靠大企業上繳的利潤和稅收。然而他們眼看著沿海經濟特區工廠及鄉鎮企業，在較少的束縛下，全力發展，先富起來的情形，又不禁心急。
　一陣陣的心焦聲音此起彼落。
　
只剩社會主義軀殼
　
　「經濟改革是使企業活了，但範圍不夠大，束縛我們的東西太多了，」金山石化總廠總經濟師吳亦新指出中共當前所處的矛盾處境：「國家想要放開，但是資金、物力、人才卻短缺，人才素質必須加強、配套。」
　面臨當前十年經改所帶來新舊體制的過渡過程，首鋼副董事長趙玉吉也不禁透露他的憂心：「新舊體制的並存當然允許有一個過程。但是新體制的成長是很難的，而舊體制的衰亡也不容易，新體制剛剛生長起來，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千折……」
　「要儘快解決當前雙軌制狀況，即新舊體制並存的過程，就是把舊體制很快結束。如果這個步伐不能加快的話，改革就很難了，」趙玉吉補充。
　一名大陸輿論界人士最樂觀的看法：「也許到最後只是剩下社會主義的軀殼，實質都變了……」他所謂的改變了的實質是指政治民主、經濟更開放。
　這種期望實現的可能性，卻隨著大陸動亂的變化，而變得渺茫遙遠。
　「中國的改革步伐要暫時停下來，甚至要走一段彎路是有可能的，而中國經濟的滯脹現象恐怕也是難以避免的，」中共經濟學家千家駒四月初所提的警告，不幸而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