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藍波失去戰場

王永慶從來沒有被擊倒過。他與時間賽跑，和效率拔河。但走完動盪的一九八八年，他決定轉移疆場，暫緩在台灣的投資。
　張榮發做起事來一向規模要大，扎根要深，動作要快。但在政府行政效率不停下滑的一九八八年，他決定把原來打算設在台灣的航空公司，改掛美國旗。
　台中巨大自行車原本維持每六十小時生產一輛的效率，在匯率風暴下改良到十五小時。農曆春節前工運的高峰時，厚重的玻璃擋去窗外強勁的北風，卻擋不住紛紛帶著血汗錢到大陸一探投資路的同業，董事長劉金標承認：「公司內的事我很有信心，但外面的變化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本期天下雜誌對國內外商所作的調查顯示，外商對台灣一向自豪的人力資源評價日低。他們受不了這群雖聰明卻愛跳槽的員工。而外商投資一向是台灣投資環境優劣的寒暑計。
　「現在是投資危機，」漢鼎創業投資總經理胡定華忍不住警告。
　不投資就沒有未來。用辛苦的游擊戰法，台灣工業長期以來一吋吋將戰線推及全球，現在卻正在失去後方根據地的危險邊緣。

天堂已逝


　但是，立法院的喧鬧、都市的繁榮搶走了台灣人民的注意。當關閉的廠房變成休閒購物區時，越來越不以勤奮為美德的台灣人民還不以為意。在眼前政治掛帥的社會氣氛中，台灣產業斷斷續續發生的警訊，也激不起大眾對國會議員打架新聞相同的熱情。
　從去年台灣經濟成長率落至東亞四小龍中最低，和東亞六國中最低的出口成長率等跡象來看，一九八八年的確是台灣產業四十年來遭遇突變的一年。到底台灣產業出了什麼毛病？未來又將何以為繼？
　以往台灣產業一直都靠西部牛仔式的單槍匹馬、輕裝輕騎，在國際市場上殺進殺出，揚名立萬。但是當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講究資本、技術密集的戰術時，台灣產業卻不習慣在這個新時代舞台上的競爭方式。
　西部牛仔總是英雄形象─孤獨的英雄。他高挺馬上，孤走天涯，自知生存之道，永遠追求個人的目標，獨立面對任何挑戰。
　拓荒者恰和牛仔形成極端對比。他們的外表毫不起眼，卻總成群結隊，絕不脫隊落單。他們不斷向西開拓，藉著集團行動，他們共同開天闢地，抵禦外侮。而他們的願望最終都做到了。
　美國前商務部官員普利期多吉（Clyde Prestowitz）在去年出版的「大換位」（Tading Places）書中，就用牛仔、拓荒者分別形容美國、日本。牛仔美國縱橫天下四十年的工業、技術、服務業全球霸權，近年卻一一被日本的群體開拓逐漸侵奪。
　用同樣尺度衡量台灣經濟，可以找到許多牛仔精神的影子。一貫豐沛的創業活力，過去提著皮箱自走天涯的中小企業者，簡直就是牛仔英雄的翻版。近兩年當台灣產業受台幣猛升、後進國家強力追趕的重重衝擊時，台灣產業更明顯地呈現出有點欠缺「面」的牛仔現象。
　近年引領本地電視機工業風騷的是小量卻精緻的泰瑞和普騰，他們雙雙被美國專業雜誌評為最好的電視機。而全球最大自行車出口廠巨大公司，在匯率壓力下，全力由交通工具市場衝入健身休閒市場，以前賣的是五百美元的鋼管車，現在則是一千五百美元的碳纖維自行車。
　但泰瑞、普騰再強，也掩不了台灣電視機工業已是東亞四小龍最末的事實。（不過十年前，台灣還是全球電視機出口的重鎮。）而巨大的成績再好，也救不了台灣自行車工業去年出口近三成的萎縮（以數量計）。

淺盤經濟


　這種個體自求多福的現象，推到極致，更令人擔憂：台灣的工業終會變成像個人主義的天堂香港一般的淺盤經濟，有下游的輕工業，卻沒有重工業等產業上游的縱深防護。
　旅日經濟學家劉進慶就曾在報端指出，台灣的中小企業創業能力雖強，「每一棵樹看起來很好，」但整體看，「卻不是像樣的樹林。」他憂心地指出，在台灣面對產業升級的抉擇時，似乎已放棄日本模式的正面攻堅突破，而改採香港式的靈活迴避，把資源放在輕工業、服務業間流動。
　工研院董事長張忠謀就坦率指出，香港雖然表面繁華，但「它（在工業上）實在沒有什麼可驕傲的。」他表示：「香港的成就是個人的成就加起來而已。」雖然他「對中國人個人一點也不悲觀」，但台灣的境界卻絕不同於香港。「台灣也不算小，我們為什麼要去走一個城市邦國的路？」他不解地問道。
　不走香港之路，台灣只有升級一條路。而面對未來的國際競爭，台灣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泰英分析，升級不僅是現有產業由低層次走向高層次，更是產業結構走向更均衡的發展，創造出新興的工業。
　事實上，在台幣劇烈變動下，台灣的產業結構已經被迫改變。從統計數字看，去年重化工業在製造業中所占比例的快速增長，已把輕工業遠遠拋下（見二○頁）。在整體出口成長呈現遲滯中，石化及金屬原料、機械、資訊產品等資本、技術密集的產品出口卻呈高速成長。而在一波波海外投資的熱潮後，留在台灣的鞋、自行車等傳統產品的出口單價也都提高。
失去的可是需要的？


　部分政府官員、經濟學者解釋，統計數字代表台灣產業升級了。台大教授薛琦一向反對政府插手經濟發展，他對去年的轉變就非常滿意：「有那一個國家像我們這麼順暢的轉變？去看看失去的產業是不是我們需要的，如果不是，那就好了。」他肯定對外投資不僅不是台灣資金、技術的流失，反而造就了帶動升級的市場需求：「海外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最直接。你是要出口鞋子、玩具，還是要出口機械、原料？」
　但在另一批學者、業者的眼中，結構改變並不等於產業升級。觀察統計數字以外的世界，使他們更擔憂舊有的失去太快，新起的仍未接手，一波波國內、外對產業的衝擊，可能會像大浪濤打垮沙灘上城堡一般的致命。
　中研院院士經濟學家刑慕寰就憂心地指出，原本是台灣工業骨幹的傳統產業大量外移、淘汰後，工業在「整個經濟的基礎縮小了，」重化工業的比重自然會攀升。「縱使（在數字上）結構改變了，這種數字又能代表什麼意義？」連一向倡言經濟自由化的刑慕寰現在都藏不住憂慮。
　從技術層次看，台灣產業近年來除了在資訊電子領域有較顯著的進步外，其他產業的轉變並不明顯。回國任職三年多的工研院董事長張忠謀就以機械業為例說，雖然目前銷售業績一片暢旺，但三年來銷售的機種卻沒有多大改變。「如果我們的整個產業真有升級，那也是很緩慢的，」張忠謀斬釘截鐵地說。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成衣業者一貫是業界耀眼的牛仔，近來他積極在美國打品牌，在日本攻市場。但談到台灣工業的前途，這位從未被能源危機、不景氣擊倒的硬漢眼角竟也閃過一絲懷疑。他指出，目前台灣企業還能維持榮貌，純粹是外在環境逼迫出來的應變靈活，但現在已是業者容忍的極限關頭，「再下去恐怕就不行了，」他不確定地說道。
　當台灣正在最有錢、人力品質最高之際，為何升級的步子竟會跨得如此蹣跚？

不能再「歪打正著」


　因為台灣面對的國際及國內環境雖已大幅改變，整個工業的結構、政府的政策，以至企業界的心態卻沒有跟上步伐，仍然停留在以為單兵牛仔就可以應付的年代。
　台經所所長劉泰英就分析，台灣工業過去處在「歪打也可正著」的好時年，只要不犯太大的錯誤，企業遭受挫折的可能並不大。一九六○年代，台灣騎乘全球景氣大好的順風起飛，而七○年代全球經濟短暫的不穩定，也沒有減損中小企業在國際間的活動空間。
　在那個年代，台灣有的是便宜的人力和土地，政府單用保護和獎勵投資兩把政策之劍就可以舞得有聲有色，將一個著重下游生產的工業體系建構起來。
　但八○年代末期，台灣在國際經濟舞台上的角色已被認定，隨之而來的要求、壓力也大增；隨著國際競爭日緊，台灣產業的競爭實力將益發倚重自有的技術實力。
　然而，由於台灣在國際間已被肯定為有效率的競爭者，加上此地技術需求的層次也越發上升，向外取得技術日益困難。以目前國內上下游體系最完整的石化業為例，三福化工總經理雷敏宏就分析，現有的上游原料技術都是在「歐美還沒注意」時買到，當台灣亟思更進一步跨入特用化學品之際，外來技術的大門卻都關閉，只願合資，不肯出售。「他們現在怕給自己創造新的競爭對手，」曾任工研院化工所副所長的雷敏宏說。
　台灣產業升級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是建立均衡而完整的工業體系。

上游力量要加強


　長久以來，台灣的工業一直是不平衡的發展。下游裝配工業的能力普遍超過上游，而當全球工業競賽日益強調整合不同技術時，國內石化、電子等已有基礎的工業卻總被息息相關的機械、材料、化學等不成熟的工業限制。
　反觀日本的工業發展，正像拓荒者家庭中的兄弟互相提攜。汽車工業帶出機械工業、金屬材料工業，光學、精密機械造就出照相機、鐘錶工業，光電、電腦週邊工業又順勢接棒。甚至連近年的明星工業─資訊工業也深受影響，當微電腦等電子產品不斷衝刺成長時，整合機械、電子技術的印表機、磁碟機卻節節敗退。
　此外，過去強力抑制大企業發展的政策，也使台灣產業一直欠缺在國際市場上大進大出的本錢。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主任程嘉君就感嘆，儘管資訊業中許多業者都有心打廣自己的行銷，但受限於中小企業的財力規模，實在「沒法建立行銷廣告的經濟規模」。
　普利斯多吉在「大換位」書中特別強調，拓荒者對國家安全的廣義解釋，使日本對工業自主權的掌握格外重視，因此對工業結構完整、技術進步不惜血本。
　但在台灣，對出口規模的全力追求一貫把結構自立的考慮拋到後面。因此，出口的增加與對外來關鍵零組件、行銷通路的倚賴成為正比。
　華邦電子總經理楊丁元認為，台灣並不一定要在本地有完整的上游工業，關鍵在有無控制防禦的能力，但看到電算機業屢次為了買不到積體電路跳腳，資訊業老為了尋找ＤＲＡＭ而拚命，他也承認以目前台灣工業的實力，「防禦的能力還很不夠。」
　而在最需要政府善用政策工具指引工業發展的方向時，政府這部大機器卻慢了下來。

政府效率絆成長


　政府效率的低落尤其反映在交通、電訊、電力等基本建設。過去一貫在工業發展前方開道的基本建設，近年卻日益落後工業成長。向來講究速戰速決的台灣企業界已逐漸感到，每天困在擁塞的馬路上、打不通電話的時間日益增長，所能完成的工作日益減少。
　此外，整套財政、金融等配合性的政策至今仍然會卡在工業升級的路徑中。因此，在長春石化花了三年半、二千五百萬元開發出石化原料ＴＭＰ，卻發現上游原料的進口關稅稅率，是ＴＭＰ成品進口稅率的三倍，「這是反獎勵，」長春總經理林書源不平地苦笑形容。
　也正因金融放款不太考慮工業發展的現實，在政府設立多項鼓勵實驗室研究開發的措施後，廠商卻發覺在新產品出爐過程中風險最大、花錢最多的商品化（由實驗室到設廠大量生產的過程）和大量生產的初期，卻沒有任何機構關注。「他們的獎勵忽視了重點，」雷敏宏指出。
　
　而政府近來一再宣示的自由化，更嚴重打擊了產業界的士氣。
　在廠商眼中，政府近年的自由化是放任企業在突來的風暴災難中自生自滅。一位電子業比較我國與日本政府在匯率大幅變動後對產業升級的導引動作，忍不住說道：「現在政府是兵敗如山倒，只知道讓步。難道非要看到有屍體，才相信有謀殺案？」
　從一九五○年代就強調政府要解除管制的中研院院士刑慕寰，都不敢苟同用放手不管來解決產業發展的危機。「在產業最危機的時候，怎麼可以用自由化當成解決問題的工具？」

船到橋頭自然直？

　先天發育不全的工業結構，加上效能退步的政府，和氣氛不變的社會，使得企業家對這塊土地的評價，成為難解的習題。
　天下雜誌對外商所作的調查（見四二頁）赫然發現，台灣一向自詡為最具吸引力的人力資源，竟也逐漸劣化。一年前在滿意程度排名第四，今年遽跌到第十二位。根據訪問，廠商不滿意的並不是人員的素質，而是流動快、無恆心的工作態度。
　隨著環保、勞工的變動越發劇烈，向來不必多慮社會因素的企業家，開始觀望猶豫。農曆年前，當部分勞工強烈表達追求自我最大利益的意願時，企業家再也忍受不了晚近的社會氛圍，用棄守台灣來彰顯最嚴厲的抗議。
　雖然大環境不利，但台灣的牛仔仍有雄厚的潛力。
　胡定華儘管認定大環境中有「投資危機」，卻對台灣的企業有充分的信心。他強調，台灣工業累積出來的管理、技術、人力都不斷在進步，從個體看，「絕對是樂觀的」。
　ＩＢＭ台灣國際採購處處長羅密歐在台灣六年，看著台灣資訊電子業由最簡單的電線做起。對台灣工業充滿信心的他卻一直不明白為何擁有實力和未來機會的台灣企業，對在大陸、泰國分散投資比繼續在本地生根更有興趣：「他們應該像當年的日本一樣，在此地針對每一個重要的工業領域投資。」
　其實牛仔和拓荒者之別，不過在由個人跨到群體、短期跨到長期的意志決心。
　深受日本工業思潮影響的中央標準局局長吳惠然強調，工業升級是二十年長期的功業，不可能由匯率變動在兩年內逼迫完成。也正因為這是長期而全面的努力，絕對要由政府當總長令來帶隊。

留守對？出走對？

　總司令的第一急務，胡定華指出，是畫出台灣工業未來追求的境界：究竟是像美國、
日本，樣樣都做；還是像瑞典、義大利，選擇幾個產業，建立由設計到行銷的完整能力？「有了這個目標，才能把政策一層、一層訂下來，」胡定華說道。
　萬邦電子總經理石修也指出，台灣目前資金充裕，台灣目前資金充裕，無處利用，任由四處流竄，政府的責任就在善加導引，用以加快工業升級的步伐。「這會是土地改革後的另一大改革，」他的語調中充滿期待。
　「我們現在正是關鍵時刻，時間緊迫，再過兩年就太遲了，」刑慕寰語中藏不住急切。
　張忠謀也警告說：「現在是過去的延伸，如果我們現在不投下功夫，往後就會因此而付出代價。」
　胡定華預，短期內台灣的工業環境會繼續動盪，海外投資不斷，但牛仔們仍會將管理主權留在台灣。長期來看，海外投資究竟是台灣產業擴大視野，還是出走海外，成為無根的遊牧族，全看「政府怎麼解決（大環境）的基本問題。」
　經建會曾樂觀地預測，在未來十年，台灣會邁入已開發工業化國家。
　劉泰英卻提醒：「我們現在正在十字路口上，很危險，不要以為我們一定可以成為工業化國家，其實很多國家都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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