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之後，台灣還要什麼？

殷允芃：雖然過去三十年來，台灣被譽為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是，近幾年來，這種持續的高成長，也開始衍生許多社會問題，例如環保問題、社會結構、價值改變的問題。尤其是從今年七月宣佈解嚴後，幾乎在同一時期，許多變化都跟著快速發生，很多人因此憂心忡忡，更多人不知所從。
　不知道到底這一切變化，代表什麼意義？是不是三十年來持續的高成長帶來的必然現象？我們希望藉各位在社會科學及對各國不同發展經驗的專長，協助讀者瞭解這些現象，更希望經由你們的建議，能夠將一些反常的現象，導入正軌。
　
民間社團很重要
　
　艾文思：我想台灣和韓國步向民主化的發展經驗，與拉丁美洲國家相當不同。因為在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化過程中，早就對於組織各種民間社團、政治團體，經驗豐富，而且也習慣於選舉制度和遵守規則。代表各種利益的民間團體，往往較能發揮功用，但是，台灣在這方面經驗欠缺，因此民主發展過程遭遇較多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民間社團的力量，是拉丁美洲國家在民主過渡期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未來台灣的民主發展，能不能在經驗不足的情況下，組織各種民間社團，領導社會大眾朝民主方向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工會發揮領導功能
　
　以巴西為例，工商企業界，是最早參與、推動巴西民主發展的力量之一。經由當地的財經媒體「財經報導」，以民意調查找出最有影響力的企業家。結果這些並非由企業界推選出來的企業家，竟然開始站出來代表企業界發言，推動巴西的民主。
　除了工商界社團組織外，工會也在巴西民主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與台灣不同的是，巴西的工會組織，即使在過去軍人執政期間，仍能維持獨立的地位，因此得以在解禁時，領導發展方向。
　總之，在拉丁美洲國家民主化過程中，因為各種社團組織健全，代表不同的利益說話，所以可以同時有上百萬人參與示威，卻能維持秩序井然。示威群眾不只知道自制，而且隨時不忘自己的目標為何，他們不會將示威演變成妨礙達成原定目標的情況。
　未來五到十年之間，台灣的民眾是否能夠組成各種社團採取行動，爭取自己的權利，完成原定的目標，度過民主過渡期，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傑瑞飛：一九七○年代中期，墨西哥開始一系列的政治開放政策，開放組黨。ＰＲＩ從三○年代執政至今，一直一黨獨大，其他的政黨、社團根基薄弱，無法真正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要角。因此，墨西哥的政治辯論，大都侷限於執政黨的ＰＲＩ黨內，不是介於廣大的社會之間。墨西哥在政治開放下，面臨的重要問題就在於：如何將政治辯論從中央政府擴有到更廣泛的民間，進行更廣泛的改革。
　依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文獻指出，台灣被認為是開發中國家最成功的例子。經濟成長率高，通貨膨脹率低，財富分配平均，出口大量成長等等。台灣當前的問題，不在過去如何成功，而是未來這個奇蹟能持續多久。
　
出口導向的盡頭？
　
　如果這些社會、經濟指標正確，而台灣也真的有心朝民主發展，朝工業先進社會方向邁進的話，台灣必須多想想下面的問題：從一個開發中國家加入已開發社會的行列，對台灣到底有什麼意義？就經濟而言，對台灣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台灣是否已經走到出口導向經濟的盡頭了？
　過去一個月來，我訪問在台灣的跨國公司與企業主管，我的印象是，台灣出口產品中，大約有三分之二是屬於ＯＥＭ為人代工的。而這些產品也比較容易遭遇國外競爭，一旦工資上漲，幣值上升，訂單就會跑到其他國家。所以，台灣應當努力發展高科技，出口更專精的產品。目前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台灣應加強對外行銷的能力，過去台灣擁有自有品牌成功的有限，只有肯尼士與捷安特心較有名。
　另外，台灣也急需注意中小企業的研究發展。如果台灣打算漸漸脫離對出口的依賴，步入工業國家行列，台灣必須先跳出來，發展世界性的創新能力，讓台灣的產品能夠進入世界市場角逐。一個國家，並不一定要大，才能進入世界市場。
　
向歐洲小國學習
　
　也許台灣也可以像歐洲的小國多多學習，如瑞士、荷蘭、比利時，他們都有各自值得驕傲的專精產品，也都具有世界性的行銷能力。台灣應該採取更具世界眼光的發展方向，而且多向歐洲小國和日本的發展經驗學習。
　我很驚訝的發現，過去外商在台灣投資最熱絡的項目，大部分是在製造業，而非服務業－雖然目前服務業的數量一直在增加。這點指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對台灣而言，一個現代化的社會，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從世界的角度來看，最令人驚訝的是，台灣的個人平均所得是開發中國家最高的，巴西、墨西哥的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大約二千美元，台灣有五千美元。台灣的儲蓄率又是全球最高的。許多人批評拉丁美洲國家，在根本沒有製造能力維持一個消費取向的社會以前，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卻像美國一樣，完全是一個消費取向的社會。更可笑的是，他們的貧富差距大，有能力消費的人，只佔總人口的極少部分。
　未來台灣必須考慮的問題是：台灣應當生產什麼樣的產品，對一般人民而言是最重要的？台灣需要什麼樣的消費型態？什麼樣的服務業？外商公司應當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本地企業又應提供什麼樣的產品與服務？服務業的發展，是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對台灣愈來愈重要。
　
勞工運動舉足輕重
　
　白瑞德：決定台灣未來的前途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勞工問題。對所有依賴出口的國家而言，勞工運動的發展特別重要，尤其是勞工對工作的認同，對品質管制的看法與工作態度等。
　勞工運動也可能促成政治力量的新聯盟，本省與外省的企業家，可以藉此發現彼此利益相關，這點或許可以紓解台灣社會省籍差異的緊張氣氛。甚至也可以刺激大家重新檢討台灣傳統文化的角色，讓當前台灣的年輕人瞭解他們的根在那。過去三十年來，台灣避而不談自我角色的問題，顯然對建設傳統文化遺產，沒有任何幫助。
　高隸民：台灣最讓我震驚的，是整個社會綿延不斷的活力。過去幾年，我一直在思索這種活力的本質，究竟有多少最後演變成瘋狂的消費行為？有多少人覺得台灣沒有前途，反正中國大陸遲早會過來接收，所以他們就效法淪陷前的上海，抱著及時行樂的心態？這種瘋狂消費行為，不斷購買昂貴的外國汽車、房子等等，有多少是導因於四○年代末期的上海後遺症呢？
　
坦然面對國籍問題
　
　我相信「內在美」「太空人」之類的現象，會繼續存在；雙重國籍的情況，也會有增無減。最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外國人對台灣的未來非常有信心，而在台灣的人卻不以為然，一天到晚擔心中共要過來接收。我想台灣必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台灣的未來，一定要顧慮到社會上有一批人具有雙重國籍身份的事實，雖然不幸，但是，領導階層必需承認這個事實，只要社會不斷進步，經濟持續成長，台灣逐漸在世界舞台上贏回一些地位，雙重國籍的現象也許會減少，在美的內人小兒子也會回台。
　在政治發展上，我也同意成立各種具有自主性的社團，是很需要的。未來台灣的勞工運動，意義尤其重大。領導階層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相當重要。日前我路過金華女中，看到民進黨的活動，看到各種不同的社團代表，有民進黨代表、台北市計程車司機代表等等，也看到警察在外面走來走去，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健康的現象。尤其是國民黨好像也不著急，領導階層也能容忍這種事情的發生，在在顯示這是非常讓人興奮又健康的現象。
　蔡文輝：艾文思教授認為台灣應該成立中介團體，以代表大眾說話，並且舉拉丁美洲為例。但是，我認為，中國社會與拉丁美洲不同，任何中介團體，要在中國社會發揮功用，首先必須要具有悠久的歷史，才能贏得尊敬。短期內成立的中介團體，可能無法獲得像拉丁美洲般的地位，因此很難說是代表大眾利益，也就很難讓政府接受。不知道在台灣成立中介團體的努力，是否真的能夠有效的督促政府發展民主。
　
陌生人間如何應對
　
　另外，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如何與陌生人應對的規範。目前台灣需要一套新的社會規範，讓陌生人可以彼此應對。過去孔子只教我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並沒有教導我們如何處理主僱關係、政治對手關係。也因此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很難建立。我相信，目前台灣社會的混亂現象，大家樂、飆車等問題，與我們必須常常與陌生人接觸有關。以前農業社會時，同姓的人都住在一起，現在時代不同，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頻率增加，卻缺少一個新的倫理，來規範新的人際關係，難怪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蕭新煌：也許正因為沒有，我們才更需要成立中介團體。除了既有的社團組織外，具有傳統地位、又有號召力的中介力量，也許是學者。我想許多知識份子都有這種自覺，希望能夠有所改革。
　陳小紅：事實上，台灣的政治發展，大部份是由上而下的發展，不是像艾文思教授所提由民間社團由下而上的發展。
　由於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密切，因此，發展理論中有一派提到人民的期望會因為所得提高而日漸升高的說法，台灣政府顯然並不擔心人民的期望會日漸升高，而是擔心如何避免這些期望發展成日漸增加的挫折感。
　艾文思教授剛剛提到，拉丁美洲的民間社團，負有設定目標的功能，一旦目標出來，團體成員就一致努力達成這個目標。我認為當前台灣最欠缺的，就是共識問題。每個人都知道民主是好的，也都想努力追求民主，但是追求什麼樣的民主，怎麼去做等等，都沒有共識。所以如何建立共識，是台灣未來發展中非常需要注意的課題。
　
對未來不肯定
　
　蕭：當前台灣的社會充斥著對未來不肯定的氣氛，政府、國民黨內、民進黨、人民、企業家，南部、北部，城市、鄉村等，都可以看到這種恐慌。這種不肯定，或許提供未來一種契機，但是，不肯定的現象，如果持續過久，可能演變成目標混亂，像熱鍋上的螞蟻。難怪到處都有人在問：我們到底該怎麼辦？
　就政治而言，台灣是在朝民主的方向發展，但是仍然有人懷疑，台灣的民主究竟能發展到什麼程度？國民黨真的有誠意嗎？還是只是因為蔣總統決定要做就做？如果總統個人的健康惡化後，會變成什麼樣？軍方的反應如何？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如何呢？民進黨到底有那些可行的路？沒人曉得答案。
　不管是大家樂、飆車、台灣意識、反攻大陸遙遙無期等等的問題，都是對未來的不肯定，誰應當對這些問題負責？我覺得政府最應當負責。但是過去四十年來，政府卻沒有這種擔當，現在更應該站出來扛起責任，早早訂出具體的法，讓人民決定好壞。而不是等到最後被迫再做決定那就太晚了。
　
應對自己更有信心
　
　艾：或許台灣人民，應當去西班牙、義大利、希臘等地去看看，這些國家只因為地理之便，被歸為已開發國家。跟它們一比，就可以發現台灣和它們一樣進步，工業發展也不比它們差。所以台灣應當對自己更有信心，同時有更積極的冒險意願。尤其是在政治轉捩時期，政府的態度應該更開放，更願意嘗試冒險。
　高：台灣與其他開發中國家最大的不同是，政府的力量，尤其是早年國民黨政府是一個外來的力量，在台灣沒有包袱，所以能夠有力的在台灣推行政策，不用擔心社會既得利益的阻礙。以菲律賓為例，艾奎諾政府不能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就是因為她出身既得利益階層。
　
政府該扮什麼角色？
　
　傑：這樣看來，政府究竟應扮演什麼角色，實在很難決定。有人認為國民黨應多信任人民，放手讓人民去做；有的時候卻又要求政府站出來領導，設定目標。究竟政府應當扮演多麼吃重的角色，問題相當複雜。以政府與外國公司的關係為例，台灣與拉丁美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史，跟跨國公司的關係，截然不同。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為例，五○年代中期，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大力投資，生產汽車、機械等各種產品，提供國內消費。到了七○年代中期，這些國家開始發現，跨國公司對達成這些國家的發展目標的貢獻，不如想像中大。這些政府因此在所有權、經營方式、與出口比例上，開始制定一些規定，當地政府與跨國公司的關係也漸漸惡化。
　但是，到了八○年代，這些規定又有了變化，政府開始撤消一些規定，鼓勵跨國公司增加投資。
　六○年代，東亞的國家與跨國公司的合作關係，比較成功，部分是因為台灣、南韓對跨國公司的角色，事先界定得比較清楚，他們只希望外商進來從事加工出口。而拉丁美洲政府，是在事後才制定規則。
　雖然六○年代，外商在台的角色是發展加工出口和部分產業。看得出來台灣希望目前外商的角色，能夠有所轉變。因為台灣的工資提高，希望從勞力密集轉向高科技。
　
跨國公司轉型困難
　
　過去對跨國公司的研究發現，一國如果因為特定目的而批准外商投資，很難再要求這些外商也能同時完成其他的國家發展目標。巴西和墨西哥，當時引進外國汽車公司投資設廠，目的在生產汽車，供國內消費，也希望出口彌補進口，結果七○年代一敗塗地。相同的情形，如果一個國家最初引進外商，只能生產低工資產品出口。但是若要他們提升產品層次，出口高科技產品，通常需要不同的公司才能做，相同的公司，不見得能夠度過這個轉型期。
　近幾年來，美國貿易赤字的壓力，也開始影響跨國公司的運作。許多國家開始放寬對跨國公司的規定。從這可以看出，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政府的角色變來變去。
　殷：蕭新煌剛剛提出，政府應扛起責任、制定目標。以外商來台投資為例，以前政府規定只要是高科技，能夠協助台灣從勞力密集工業轉向高科技工業，就准許來台灣投資，但是，最近兩年，突然之間所有外商投資的規定，都解除了，沒有人知道背後的理由。政府的目標、責任到底應在那？
　艾：我想在這個轉捩點上，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千萬不要誤以為主動對某件事採取對策，就是極權專制，這兩者是有差別的。台灣應多看看其他國家的經驗，來決定未來的發展。問題是，太多台灣的決策者，在美國受教育，老是以美國為例，以為美國政府採取放任政策，台灣就應當跟進，才算民主，這是不好的。
　以瑞典為例，瑞典跟美國一樣民主，但是瑞典政府主動制定經濟政策，有計畫的發展。奧地利、法國也是一樣，政府主動介入各種企業活動，但是沒有人說他們不民主。
　
失業問題得防範
　
　陳：目前台灣的發展，已經走到如加拿大學者賀代克所說的，當開發中國家歷經轉型期時，通常必須面臨的三個問題：共識下的衝突，安定中的不安定，以及各種制度、組織愈來愈多。我相信，台灣從製造業邁向服務業的過程中，失業的問題會變得愈來愈嚴重，失業人口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變成所謂的敵對團體，因此這個問題的政治意義很濃厚。如果我們不好好處理失業的問題，這些失業的人，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很可能被利用為政治工具。這些失業的人，對社會造成的影響會相當大。
　許多有關大家樂、飆車的研究也發現，許多年輕人剛開始玩大家樂或飆車時，都是處在失業狀態。因此，這個問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很重要。
　白：菲律賓的人，擔心政變、貧窮等問題，南韓則擔心工潮對經濟的影響，有趣的是，台灣擔心的竟是大家樂、飆車等問題。或許政府應當想想，是否要對這些非法的、自發的組織活動，更加包容。民間社團發展的里程碑之一是，社會有各式各樣的組織，包括政黨，甚至不必向警察局登記，就可以集會等等，所以我們應當要想清楚真正的問題在那兒，而且也要打開眼睛，看看鄰近其他國家的問題。
　
從功利到自省
　
　陳：過去台灣一味的強調高成長，強調努力工作賺更多的錢。很少有機會停下來想想這個社會出了什麼問題。所以，或許未來政府應多想想這些問題，應當在一般民眾的心中，注入一股反省的能力，告訴民眾台灣還不夠好，應當怎麼做才會更好等等，也就是說從功利取向的心態，轉變為恥感自省的取向，台灣還做得不夠好。如果只是注重功利，錢永遠是不夠的。但是如果教育人民說，我們應當停下來想想未來，也許這一切就比較不成問題了。（蕭昭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