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俞國華談：經濟政策是均富

問：請問院長上任兩年以來，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從央行到行政院，角色的扮演有什麼不同？
　答：角色不同，當然心的感受也不同。在中央銀行是很單純的，可以專家姿態來處理各種問題。現在處理的則是全國的問題，差不多國內任何事件發生了，行政院都牽涉在面，所以面廣得多。
　接觸的層面比過去多得多，當然處理的方法、看的方法都不相同。過去看，都是從經濟、金融方面來看，現在看的是看全國，不是看一個問題。
　
無所謂得失
　
　問：院長兩年來，從個人來講，最大的得失是什麼？
　答：這個很難講。我到了行政院以後，就是以服務的態度，盡我個人的能力來做。
　我已經過了七十歲，這是我最後替政府服務的機會。我無所謂得失的問題，我就是在這最後階段，盡我個人的力量，憑我個人過去的經驗和看法，替國家、替人民做最大的服務。得失對我不重要。
　問：當了院長後，是不是時間更少了？
　答：現在就是空餘時間比較少。因為做為一個行政首長，不但是事情多，而且各方面要求也太多。會客多，國外來的人不能不見，國內的人也要見。同事有事談，你也要見。
　各地的講演，你也不能不去。有時有全國性的啦，有國際性的啦，已經儘量在減少，可是還是要去。比方在中央銀行的時候，不需要到成功嶺去，現在成功嶺就要去了。再加上現在處理的事，常常需要很多考慮。
　儘管我們的幕僚工作已做得很好，各方面利幣得失都給我分析得很清楚。不過，一個政策的決定，影響到全國人民、國家的利益，所以不能不多思考，這也要花很多時間。這樣看起來，總是覺得時間不夠用。
　
重要公文回家看
　
　問：院長還是帶公文回家去看嗎？
　答：這是免不掉的。尤其是重要公事，需要思考的。在辦公室，沒法子有時間來思考各種問題，都是見客、開會、去演講、同事間來談問題啦，又是出國前看看我啦，回國後來報告，這些都占去我許多時間了。所以辦公時間，只能看些簡單公文，重要公文還是要帶回家去，在比較清靜的環境下，可以多思考。
　問：現在國內大眾最關心的，第一個可能還是外匯問題。我們的外匯存底可能將近二百八十億美元了，而且還在繼續快速增加，雖然央行已採取一些措施，譬如放寬個人結匯等等，但這個問題似乎仍然沒法解決，對物價造成很大的壓力，對資源的運用，也給外界很多不大好的看法，院長在這方面很內行，看法如何？
　答：在我看起來，這個原因還是因長期出超的結果。由於貿易現在每個月有十億美元的出超，這也是出我們一般人的預料之外。我們又沒有原料，出超差不多是進口原料、加工出口所得的。可見我們加工部分所得附加價值很高，照理講是可喜的現象。
　我們對於外匯問題，一方面是要減除貿易的限制，這方面最近幾乎完全接近自由貿易，沒有什麼限制。過去儘管有所謂的進口許可執照，在最近的外匯修正條例中也改了，改為申報。就是說，自己不要申請許可證，只要事後報一報就好了，供中央銀行做個參考。
　
價格以外，儘量放鬆
　
　第二部分，對於資本移動方面，現在也儘量放寬了。一般結匯限額現在都已提高了，無論留學的、出去玩的都增加。最近中央銀行向報告說，很奇怪，一放鬆以後，結匯金額沒有增加，反比從前減少了。
　此外，我們還容許公司、個人，都可以利用外匯到國外去做運用，到國外去買證券。就是一般的股票，我們沒有開放，因為這多少是一個投標行為。至於買公債、買國庫券、定期存款，都可以做。所以資本科動，我們也儘量在放寬。
　現在因為國家處於特殊的環境之下，外匯管制完全取消有困難。並不是說，因為國際收支有困難而來維持外匯管制，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國家仍舊處於特殊的情況之下，萬一發生戰爭或其他特別事故，那時候，再要建一個外匯管制的話，恐怕實際上有困難。我們現在除了維持外匯的價格以外，其他儘量放鬆。
　問：譬如說，開放到國外去投資這方面？
　答：這沒問題。現在政府也鼓勵民間去投資，尤其像在中南美、加勒比海國家，他們也希望我們去投資。我們過去也組織了幾個團去，鼓勵民間去投資，不過大家的興趣並不高。
　我對國外來訪問的人也說，你要吸引我們國人去投資，得造個有利投資的環境，使他有利可圖，不然我們政府鼓勵，也不會得到很大效果。
　我想，事實上也有些障礙。第一、此地人講西班牙文的不多，第二、路途遠，情況不了解。不過，如果有利可圖的話，他再大的困難也會克服。所以我說，你們要研究過去我們怎麼樣獎勵外國人投資的經驗去參考。
　
簡化行政手續
　
　問：我們常聽一些工商界抱怨，覺得到國外投資的手續費時，幾乎來來去去要一年，投資時搶時效可能就來不及了，在手續簡化方面是否可更加改善？
　答：可以，當然可以簡化。現在政策上是同意他們去國外，行政方面當然更可以簡化，來配合政策。
　問：外匯存底很多，讓一般人有個錯覺，以為錯都是政府的，會說政府有這麼多錢，為什麼不用來推動重要公共建設，像交通整頓、環境、教育等工作？對民間這種認為為什麼政府不去做事的想法，院長看法如何？
　答：這是大家不了解。第一，中央銀行的外匯，是中央銀行的一項資產，但是中央銀行的帳面上另一面還有負債，這個負債就是放出去的台幣。外匯是用台幣買來的。每筆外匯外在央行，台幣就放出去了，所以帳面上看來，一面是負債，一面是資產。所以政府並沒有阻止或妨礙企業用外匯，只是要個別用台幣換。否則國內這個帳沒法子平衡。
　環境污染等工作我們一定要做，但政府要先有預算，有台幣才能使用外匯，政府並不能隨便動用外匯。還有一個辦法，如果某單位今年的預算不夠，可以用借的，再用以後預算來還。這樣中央的帳才能平衡。
　問：目前政府的公共投資，像十四項建設等等，政府會不會有很多事想做，卻覺得預算不夠？
　答：那當然。要做的計劃很多。但這不只是預算的問題，還有人的問題、進度的問題。像一些政府核定、預算已經有的計劃，進度還是落後，省、市都有這個問題。
　
老百姓拖累工程進度
　
　問：工程為何會落後？
　答：原因很多。現在工程落後，有些老百姓也要負很大責任。做大的工程，常常要收購土地，現在收購土地的補償費用，往往大過工程本身的費用。這些工程對老百姓、國家都好，可是有些老百姓只看他自己，所以常常覺得補償不夠，要提高。其實政府都依法令補償，可是他們的要求常比法令還高，甚至還有作假的。像有些土地原來沒有種什麼東西，就臨時去種些高價的植物，希望提高補償。土地的補償問題不能解決，就拖累工程沒辦法進行。
　問：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是要走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但有些人有點疑問：自由化和我們以前標榜的計劃性自由經濟有什麼不同呢？有沒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答：這個沒有矛盾。計劃是供政府推動的方案，未來一年的作法，不能沒有構想。實際上這個構想並不能百分之百執行，因為對於民間部份完全是估計而已，政府沒法子控制民間，只能實際調查一下，作個估計，問他願不願投資，政府不能叫他去投資。
　
過去對民間溝通不夠
　
　我們的計劃，有把握的是政府部門。除了進度有點問題，其他都可照計劃進行，除非有重大變動。比方像核能四廠，原來要開始了，因民間各方面反對，我們過去對民間說服的工作做得不夠，最近又發生蘇聯的情況，恐怕還要往後延。總要大家把核四廠的觀念澄清後才能做。這是環境轉變使得進度後延。
　問：亞洲華爾街日報作了一系列台灣和韓國比較的報導。他們的看法是，韓國有個很明顯的目標－強國；而中華民國好像人民比較富裕，而政府的目標只是讓人民均富，政策卻沒有韓國清楚。請問院長對這種說法有什麼看法？
　答：每個國家的作法不同，好壞都是比較而來。有些部分我們比他們強，有些部分他們比我們強。每個國家的出發點、背景也不同，不可能兩個國家完全一樣。像我們常批評美國，老是想把美國式民主行之於其他各國，實際上是行不通的。美國人說的英語，是學英國的，可是話一到美國都變了，怎麼可能一個國家的制度能完全應用到別的國家？因環境、人民個性都不同，用一個國家來批評另一個國家是不公平的。
　問：那麼中華民國整體經濟發展的目標是什麼呢？
　
國與國不能比
　
　答：我們很簡單，是實行民生主義的經濟政策－均富的政策。我們經濟發展到今天，最自豪的就是貧富之間的差距能保持得很小，使國家安定、人民富足。
　韓國有許多工業的規模比較，財力比較集中，所以貧富間的差距就大多，所以韓國社會的情況就沒有那麼穩，我並不是批評，而是各國情況不同，目標並不同，不能比。
　問：我們未來經濟發展方向將邁向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這三「化」的具體定義是什麼？政府政策有那些是在朝這方向進行？三「化」之間是否有優先次序之別？有些人認為應先制度化，才能談自由化？
　答：自由化，就是產業的經營要尊重市場機能，有秩序的公平競爭。除非必要，政府不加干預。
　我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相當高，未來產業的發展方向，必須朝加強國際合作、增強國際競爭能力、提升國際貿易的信譽而努力。
　所以自由化的範圍不應僅限於國內的經濟活動，也要擴及國際間資源的交流，因此我們也要重視國際貿易往來的相對公平性，主動遵循國際慣例，這就是所謂「國際化」。
　為了導向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目標，除了對現行經社法規制度加以檢討、調整之外，尤其要考慮因應將來經濟更高度的發展，乃對整個經濟、社會關係與環境條件可能產生的衝擊，預先研擬適當的法規制度加以規範。因此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並非完全自由放任的，而是以「制度化」為前導。
　
以制度化為前導
　
　去年經革會大致在這些原則之下，提出了五十六項建議方案，行政院已交有關部會研辦，並責成經建會協調推動中，其中多項方案業已實施。例如放寬利率管制，明定若干特殊產業的保護程度與期限、逐步降低關稅稅率、放寬進口管制、放寬僑外投資與技術合作、放寬對外投資的限制以及中美貿易談判所作的承諾等等。
　至於法規方面，經建會於去年底成立「健全經社法規工作小組」，正會同有關部會，就有關法規制度進行檢討，隨時研提改進建議。
　問：近來人民對環境保護與防治污染越來越關切，認為不能再只重成長、只從經濟面看事情，院長近來對此事也甚表關切，請問未來將有什麼具體政策來尋求平衡？
　答：一般開發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得不以加速經濟建設追求經濟成長，提高國民所得為優先目標，但也因此逐步帶來環境問題的負面影響。
　雖然近年來我們對環境保護工作已在積極推動中，但是由於我們高成長率的經濟與高密度人口的社會，以及受可用土地的限制，所以，環境問題的衝擊，相對的比一般國家要強烈。
　環境保護工作的大力推動，美國及西歐從一九六○年代開始，日本是一九七○年代開始，這種時間的「落差」，與其所得水準有密切關係。
　我們儘管仍然是一個中所得的國家，而我們對環境保護工作，早已在積極推動之中；不過因為我們經濟社會的實質發展很快，以致環境問題越來越值得我們關切。
　為此，今後我們的經濟發展，將以兼顧「成長與環境」的雙重目標為導向。我們在均富政策之下，要繼續追求經濟成長，不過要在成長的過程中，同時重視防治環境污染與維護自然生態的措施。我已經要求經建會會同衛生署及其他有關機關盡速擬訂治標治本方案，報院核定實施。
　
保護環境人人有責
　
　至於對環境問題處理，在基本作法上，我們正在從三個方向努力之中：第一、教育與宣導：無論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大眾傳播，都要灌輸「保護環境，人人有責」的觀念。
　環境保護工作的進行，要靠國民與政府的通力合作；同時也要認識一個原則，那就是「任何人要享受高品質的環境，必須付出適當的代價」，至於產業界則更須了解他們對環境品質的社會責任。
　第二、工程與技術：人類的經濟社會活動，無法避免有影響環境的傾向，除了自我節制之外，還有賴工程建設與科學技術來加以防治。所以環境工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才培養，非常重要。
　第三、法規制度與執行：環境保護是一種典型的節制國民經濟社會放任活動的工作，因此要不斷的充實法規，改進制度，尤其要能嚴格地貫徹執行。關於這一方面，我們雖然做得不少，不過還需要積極加強。
　問：在越來越複雜的現代社會，政府應扮演何種角色？有那些事該做？有那些不該做？
　答：社會隨著現代化的發展，是越來越複雜，專業分工越來越精細，而公務人員不能也不必要無限制的增加。同時也因為社會的現代化，民間學術界與企業界的人才越來越多。因此，政府沒有必要也不可能事事都做，應該有許多事情可以該民間去做。至於說政府那些事情該做，那些事情不該做，很難一概而論。
　大體上，如國家安全、社會治安、國民教育、公共衛生、福利制度、環境保護等等，都是整體性與全面性的建設工作，政府應該要做。另外有些事情，可以部分或全部由民間去做。
　譬如政府可居於提倡的立場，鼓勵民間參與社會教育、文化活動、學術活動等等。
　
無關公權力民間皆可做
　
　另外在整體制度之下，政府與民間都可以做的，如興辦高中以上學校、擴充醫療設施及增進國民住宅。
　有些是政府應該做的，但部分或全部也可以委託民間專業顧問機構、學術單位或自由職業－如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等去做。
　其實有許多事情，只要無關公權力的，都可由民間公益團體或學術單位主動去做。例如西方工業國家，商品的品質標準，都由有關公會來負責管制，許多工程技術規範，都是各有關工程技術學會所訂定的。
　同時，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論是政府該做的，或是政府不該做由民間去做的，都不能脫離制度與紀律的規範。
　問：你認為當一位領導人，最重要的素質是什麼？
　答：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也是一個不容易輕下斷語的問題。所謂領導人應該是泛指任何一個工作單位的領導者，我對與我一起工作的朋友非常重視他們的「器識」。
　這是一個相當抽象的說法，我偶然想到譚伯羽先生所題給我的一幅字，我非常喜歡。因為譚先生所題古人的幾句格言。很值得深思。我姑且引這幾句話來作為我對一個人「器識」的詮釋。這幾句話是這樣的：「大其心、容天下物。虛其心、受天下善。平其心、論天下事。潛其心、觀天下理。定其心、應天下變。」如果再進一步加以註解，我認為第一句話就是任勞任怨。第二句話是聞過則喜。第三句是公平正直。第四句話是慎謀能斷。第五句話是處變不驚。
　同時，我認為不論工作單位的大小，領導人如果能有這種器識，他也一定會有一種「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