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不大的「大貿易商」

當一家「公有民營、超大型貿易商」的構想，正逐漸在政府和企業界孕育成形時，國內現有的數家「大貿易商」卻不待交手，便已呈露出心勞神疲的「倦勤」之態。
　去年九月中，六家大貿易商代表曾齊集國貿局會議室，除輪番對局長蕭萬長吐訴大灘苦水外，並為自身的前程探路。多數代表憂怨，在經濟部「水漲船高」的業績認定標準下，「大貿易商」的名份遲早會慘遭滅頂。
　依據規定，截至去年底，各家大貿易商應達成五千萬美金的業績。更大的挑戰在今年，如要繼續坐擁榮銜，則得以百分之百的飛速成長，做到美金億元的生意。
　蕭萬長悵然表示，政府既定的規令很難改變。熟知內情的人因此指出，在今年，能夠躍過這項撐竿跳挑戰的，或許只剩經營此業十六年的「高林」，和替關係企業－華隆紡織出口的「義新」兩家。他們同時揣測，政府的硬派作風，勢必使某些愛面子的業者打腫臉充胖子，捲入「買實績」的漩渦。
　
名實不盡相符
　
　實際情況似乎不盡如此。「大、小對我們而言已經沒有意義，」大貿易商的小老弟－去年三月才成立的比可貿易公司副總經理杜學成破釜沉舟地表示。
　甚至連較無存亡之慮的義新貿易公司副總經理曹耀墀也認為，叫「大貿易商」只是徒有虛名。「唯一的好處就是去領績優廠商獎，然後在報上亮相，」他率直地說。
　比照七年前政府公佈大貿易商輔導要項後，各方蠢蠢欲動的熱鬧光景，業者今朝的落寞不僅意味著台灣的「大貿易商」仍如海市蜃樓，更對行之有年的輔導政策形成嘲諷。
　想當初，政府在快速的外貿成長之餘，察覺到我國外銷管道始終受制於人、小規模廠商個別出口、經營型態甚為落伍的隱憂。為了建立自主性的行銷系統，擺脫外商控制，並因應國際市場的劇烈競爭與變化，決定師法日本、韓國，成立足能帶動中小企業拓展外銷的大貿易商。
　然而六年來，「大貿易商」非但未曾樹立「大有作為」的形象，就連是否「可為」都被懷疑。因此，有些業者寧可不求聞達地默默長「大」，對名份始終興趣缺缺。
　細查國貿局頒佈的績優廠商名冊，除目前的六家大貿易商外，他如三商行、合盛貿易、功學社、四星國際等公司，營業實績也都具有向國貿局申請做大貿易商的潛力。
　不過，即使現有的大貿易商被三振出局，後繼未必有「民有民營」的來者。
　「台灣的現實環境還沒有成熟到能夠發展大貿易商，」美國菲力普（Philipp Brothers）公司的台灣總代理－最近迅速擴張的平茂貿易公司董事長薛紀奮篤定地說。他坦率表示，儘管平茂企業持續成長，「卻並不關心政府對大貿易商的規定究竟如何」。
　前年因添增了中鋼和大德昌石油化學公司的兩筆生意，業績陡升四一二％的端和國際貿易公司，雖有意朝大貿易商的路子走，但對國貿局認定的資格也並不熱衷。總經理陳耀邦認為，業務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是大貿易商，「不必在乎別人怎麼稱呼你，」他說。
　
政策舉棋難定
　
　有識者分析，「大貿易商」之名所以盡失誘惑力，和政府多年來雖大喊口號，但只定下幾個不痛不癢的條件，並不見任何具體推動的政策與行動有密切關聯。
　仔細觀察，當初的輔導要項雖言之鑿鑿，讓業者實際受益的，僅是減免一○％的營利事業所得稅而已。其餘「授信、融資和保稅」的優惠，形同紙上談兵。
　批評的人指出，業者本身也極待檢討。這些年間，確有人不致力拓展本業，而轉貸銀行資金，賺取利息差額或用於投機性業務：還有人利用在國外設分支機構的機會，送小孩到美國申請居留權。因此，「地下錢莊」、「不淪不類」……的詬病時有所聞。再加上三年前「大輝」的倒閉醜聞，嚴重破壞了業者的名節，使金融界用有色眼光來看「大貿易商」。
　這五、六支良莠不齊的隊伍在國內負有「大」名，在國際市場和人短兵相接時，卻儼如侏儒。據國貿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前年六家出口總額為三億三千四百零八萬美元，佔全國出口額一．二九。（若合併貿易商歸結工廠的實績計算，應達二．五％。），進口六千三百九十萬美元，只佔總額○．三一％。
　而台灣約半數以上的進出口貿易，仍操縱在以日商為生的外商手，與七年前未成立大貿易商時並無二致。
　撇開有百年歷史根基，不只控制台灣外銷管道，更以排山倒海之勢掌握全球貿易的日本綜合商社不談，放眼觀測比我國早三年成立大貿易商的韓國，十年下來，也已植成九棵大樹。據估計，目前韓國有五○％的貿易量，透過九家商社成交。
　前不久，韓國首屈一指的現代財團董事長鄭周永來華訪問。他告訴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要不是韓國政府在確定發展大貿易商的政策後，不計一切地全力促成，韓國的科技不會有今天的躍進。
　眾所共見，近兩三年來，韓國在電子、重化學、汽車、造船等工業上，已衝勁十足地把台漓拋諸腦後。由於商社情報靈通、行銷力強，七十一年的世界性不景氣中，韓國所受的打擊也比我國輕微。（民國七十一年，我國出口出現十年來的首次負成長－負○．五％，韓國的成長率仍保持正值）。
　專家分析，拜遍佈世界各地的分支機構之賜，綜合商社能快速蒐集全世界的市場及科技情報，進而推銷、採購，甚或適應市場需要，發展有利的新商品、新技術。
　曾任經濟部次長的台糖董事長汪彝定，追溯台灣的鰻魚開拓日本市場，塑膠鞋所以銷美，都和日本商社有密切關聯。因為大貿易商財力雄厚，本身足以負擔買賣風險，對找尋新產品、培養新的生產者，確實具有過人之力。
　從實際情況來看，台灣地窄人稠、資產有限、原料來源受制於人；在國際盛行保護主義的時潮中，如能建立功能健全的大貿易商，利用遍佈全球的商情網，先一步到國外探路，繼而在國內開路，把台灣的產品有秩序的銷售給買主，並主動掌握原料，確能從中得利。
　
「外來物」不服水土
　
　令人扼腕的是，日、韓大貿易商的版本在台灣推行起來，處處顯得「水土不服」。不僅政府的政策難與相提並論，民間習性也從中作梗，使得「大貿易商」形同趕時髦的口號，政府的威信因此日漸受損。
　和終身僱用制一樣，有人認為，大貿易商原是日本社經背景下的獨特產物，移師淮橘，難免變枳。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分析，韓國所以能吃一帖猛藥，取法其中，政府堅定的決心和魄力是關鍵因素；不過，也因此留下財閥勢力益形壯大，社會財富更為不均的後遺症。
　一位國貿局官員指出，實行民生主義經濟政策的台灣，在這一點上自然無法與其同步。「我們的社會有『懼大』心理，生怕企業壯大後不負社會責任，」他說。
　影響所及，政府對「到底要讓大貿易商成長多快」的標準，一直沒有俐落的決定－－究竟是像日本商社般，歷百年光陰順其自然的形成呢？或採韓國的手法，用輔導獎勵的政策便它無中生有，及時變大？
　半年前，經濟部次長王建煊公開對外宣稱，希望大貿易商由基礎做起。他並舉台灣的棒球隊為例，說明非得以少棒紮實打下根基，才能日漸發展青棒與成棒。
　換句話說，紮根的政策不是韓國模式。國貿局長蕭萬長面見業者時，也已清楚表示，「要你們自己伸出雙手去奮鬥。」
　然而，許多業者多年來始終心生期待，以為政府會大力「輔導」，得其便利。見終於了無動靜，「上當」之聲與「後悔」之詞層出不窮。
　「當初太天真了，」曾參與第一家大貿易商匯僑工作，現任比可副總經理的杜學成，充滿悔意地面對現實：「過去政府不會輔導，以後也是一樣……。」
　台灣的「大貿易商」名實不符的存在了七年，眼看看又要徒具形式地繼續撐下去，艾倫國際木業的負責人顧卓雄以旁觀者的立場指出，政府制定政策時，實應以人民的性向為導向：一位退休的經貿官員也表示，台灣的客觀條件的確不適合「大貿易商」生存，如果認為日、韓有，台灣也要有，便很容易陷入趕時髦、喊口號的泥沼。
　最早倡議台灣應發展大貿易商的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也深有所感。前任經濟部長趙耀東曾寫信要他推動，他答說：「若能排除客觀環境的障礙，我就辦。」這封信至今沒有下文。
　台灣的客觀環境中，究竟有那些地方阻擋了大貿易商的發展？
　
根本關鍵在軟體
　
　就軟體層面分析，除了普遍存在的「懼大」心理，「寧為雞首，不為牛後」、「重工經商」的觀念，再加上既得利益不易排除，產銷不願分工，在在使得貿易商的營業範圍如同在「夾縫裡求生存」。
　國貿局去年八月底的統計，台灣共有五萬五千家貿易商，平均每家出口金額約為六、七十萬美金。而日本伊藤忠商社在台分支機構（一百名員工中有八十個中國人），每人平均營業額便達六百萬美金。人人都想做個老闆的心態，不僅分散了業者的力量，更導致員工流動率大，經驗無法累積，貿易業始終紮不下根基的惡果。
　高林貿易公司副總經理潘昭彰指出，傳統重工輕商的觀念不僅深植人心，更表露在法令，制度上，影響貿易商的社會地位。
　「生產事業所能享受的待遇－－例如五年免稅，貿易商望塵莫及，似乎連個小工廠都不如，」他引證。
　端和國際總經理陳耀邦也舉例，貿易商申請進口執照時用的是綠邊文件，生產的工廠則用紅邊，紅綠之間的差別是：貿易商結匯時，每塊美金要多付三毛錢台幣。
　此外，國貿局和海關多以出口的絕對金額訂懲罰辦法，使得大貿易商居不利地位。例如，出口雜貨的業者在上百萬美金的貨量通關中，只要有筆誤等些微差池，幾次下來，便不再能享受「簡化出口檢驗手續」的便利。而一般貿易商多半特有三、四張牌照，不但在調度資金、分散所得、降低營業所得稅上佔便宜，萬一通關有困難，也可搖身一變，以另一家公司的名份繼續從業。
　為了改善這種現象，目前國貿局正在研擬，如何由稽核、管理、處方上著手，鼓勵貿易商大型化，但效果仍未可知。
　多年來的外匯管制政策，尤其讓大貿易商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時顯得心餘力絀。「大分支機構每月至少要有上百萬美金的開銷，」平茂企業總裁薛紀奮估算；政府規定一個三人的分支機構每月匯出不得超過七千五百美金，若想邁大步拓展業務，不啻緣木求魚。
　眼見現有的大貿易商在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下，功能晦暗不明，而國際經貿大勢趨向保護主義，貿易摩擦愈來愈多，複雜的三角貿易和以貨易貨的交換貿易也日益增多，國貿局的幕僚單位認為，未來的貿易戰將非有「超大型、有組織的貿易商」不足以競爭。於是，又提出政府出資入股，由民間操經營權，成立資本額二十億台幣的「超大型貿易商」的腹案，希望突破以往的瓶頸。
　主事者透露，台塑、台泥、國泰霖園等大企業集團正對此案採觀望態度，如果政府在政策上給予大力支持，他們將有興趣一試身手。
　不過，大多數人對「支持大貿易」的政策仍表懷疑。
　
能否另闢他徑？
　
　「以前沒有，以後也不可能」，「急不得的，有太多的法令要改」，……類似這樣的評語在業界普遍流傳。
　既然客觀環境不易改變，「大貿易商」究竟是否是台灣發展經濟的必經之路？
　台糖董事長汪彝定認為不然。他從經濟史的發展觀點分析，德國、瑞士、瑞典、英、法各國貿易發展良好，但並無大貿易商居中牽線；遠東四個新興的工業國中，除韓國因有大工業集團在後撐腰，建立了大貿易商外，新加坡，香港也沒有這類綜合商社，但平均個人貿易量不落台灣之後，在商品推銷的策略上也比台灣更活潑。
　「如果能成功地發展當然很好，」汪彝定強調，假若社會習俗與此背道而馳，大可不必為趕時髦而勉強附會。
　經常奔走世界各地的國際商人顧卓雄，就觀察所得預測，管銷費用高、運作缺乏彈性的大貿易商，似已逐漸走出時代主流。
　他認為，和產業界一樣，「重、厚、長、大」已經落伍，商界也應追求「輕、薄、短、小」的大趨勢。要創造「輕薄短小」、但又實力堅強的貿易商，加強研究開發工作是主要關鏈。
　「如果做不出噸位驚人的航空母艦，為什麼不改建中小規模、但隻隻精銳的魚雷快艇？」顧卓雄質疑。
　台灣能否依照社會性向來引導政策，真正走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用魚雷快艇困死航空母艦，似乎是久唱「大貿易商」高調後的另一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