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國際化佈下第一著棋 — 我國成立境外金融中心

好像緊湊的快鏡頭，接上慢動作的默片。鏡頭對準七十一年七月，我國開始熱烈討論成立境外金融業務（Offshore Banking Unit，簡稱ＯＢＵ）。歷經兩年，一面立法一面訓練人才，聲喧語嘩人影穿梭。
　但在今年溽暑，我國正式成立國際金融中心時，畫面卻顯得平靜異常。
　沒有儀式，乏人鼓掌，六月五日那天，靜悄悄地，第一家獲得ＯＢＵ執照的中國國際商業銀行開始操作。接著，八月初第一商業銀行也開辦ＯＢＵ。
　ＯＢＵ是在我國的本地或外商銀行吸收外幣（主要是美金）存款，直接貸放到外國、或購買國際金融債券，卻不流回我國資金市場，也就是「外對外」（所以稱為境外），賺取利息差價的生意。
　對於大部分本國銀行而言，從只買賣廠商進出口所需美金，到坐鎮台北靠電傳打字、越洋電話投身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交易，中華民國銀行公會理事長孫義宣說，代表我國的金融部門即將突破現狀，並與國際金融體系連繫。
　兩年前，行政院希望建立台灣為國際金融中心、自由貿易區、貿易中心，來提高我國在遠東地區的經貿地位。研究結果，決定先從牽涉範圍較小、且較易著手的金融中心做起。

喪權辱國

　當時的財政部長徐立德飛到新加坡參觀，回國後就把研擬是否在我國依樣實施的工作，交給麾下的金融司主持。各界同時也掀起滔滔雄辯，不少人希望，除了提昇我國在國際金融界的地位，ＯＢＵ還能提高國內金融業的經營水準，帶動相關產業，如律師、會計師產業發展，「相當於金融業的十大建設，」金融司副司長簡弘道說。並在必要時可就近轉用所吸收的存款，供經濟發展所需。
　更有人認為，香港一九九七大限來臨時，我們不但可以吸收港資，還可繼承香港一部分的亞洲美元市場。
　籌劃工作有如陀螺快速旋轉。財政部隨即與中央銀行共擬「境外金融業務特許條例」草案，金融人員研究訓練中心也開始加緊訓練六十二位各銀行中級主管，估計各銀行平均投資在一人身上台幣五十五萬三千元，「幾乎是三分之一的退休金，」簡弘道說。
　當銀行人員穿梭進出國門時，去年十一月，特許條例也進入立法院，馬上引起一些立委的震怒，認為明明在台北的銀行，怎可稱「境外」，甚至指責「喪權辱國」，於是「境外」二字被改為「國際」，才獲得立法院三讀通過。
　時序轉入今年初，鏡頭放慢，五家本國（中國國際、台灣、第一、彰化、華南）銀行、三家外商（美國加州、花旗、美國商業）銀行，都向財政部及中央銀行申請ＯＢＵ營業特許，但在整整半年後，中國商銀才開辦，其他七家有的還在等執照，有的拿著執照在細斟籌備，比起去年安靜許多。

外商銀行領導市場

　相形之下，三家美商銀行比較成竹在胸，由於他們早已在頻繁調度國際資金，基本技術與制度並無問題，「開辦ＯＢＵ與現況相比，無什區別，只是多張執照，多加一人，多本賬冊罷了，」花旗銀行副總裁吳身揆說。除了外籍主管外，花旗與美國商銀交易室裡六至七人，都是已訓練出師的我國籍行員，「表現相當傑出，」一位外籍銀行人士指出，而且他們多半擁有ＭＢＡ學位，比起其他開發中國家的金融中心多數僱用中學畢業生，別具特色。
　金融界很多人分析，本國銀行則大多限於先天條件與公營制度約束，初期也許只能做些銀行同業拆借（銀行間互相借貸）、或買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債券，從找尋有利匯率、利率，以及移轉資金之間賺取薄利。例如中國商銀除將美元存款轉存倫敦、香港、新加坡等幾家利率較高的銀行外，還買了六千多萬美元的瑞典政府債券。
　一位財政部官員說：「預料初期還是由外銀領導市場。」因為除了本國銀行能做的業務外，這三家美商銀行還多些業務做，例如憑藉他們在海外的接觸面、以及國際徵信經驗與知識，聯合別家銀行共同對某國政府或多國企業貸款（國際聯貸，Syndicated loan）。
　可以自己去國際市場吸收資金，最最吸引外商銀行。過去台北分行徵信本地客戶，向香港、新加坡調撥資金，移回台北貸放，以致雖然費盡心力，盈餘卻出現在星、港分行，肥水落了外人田。各銀行主管表示，現在台北分行有了ＯＢＵ執照，可以把記賬在國外的貸款移回台灣，又省卻轉賬與行政費用，避免文書作業錯誤。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商銀ＯＢＵ總存款才四億五千萬美金，其中四億還是從它的巴拿馬分行轉回台北賬上的，其餘五千萬元大部分是開辦初期別家銀行所存入。在裝潢明亮卻嫌冷清的交易室裡，業務襄理張瑛鶯指指三位正在輕聲細語講電話的交易員，以及旁邊三個空椅子說：「我們還在學習階段，不要期望太高。」
　縱觀整個金融界，從政府主管機構，以迄各銀行，幾乎都以這種心情看待ＯＢＵ的發展。因為新加坡也是從極小規模經過十六年慢慢擴張的。
　比起新加坡珊頓道上一百三十七家ＯＢＵ銀行，好幾百人交易，緊張到要站起來急吼，機器滴答不停傳送資訊，報表到處亂堆（參見三十三期「珊頓大道上的金融奇蹟」），去年總存款已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顯然，「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美國花旗銀行陳正明指出。
　很多人指出，台灣發展ＯＢＵ有恃無恐的條件，一是我國政治穩定，吸引外國人存錢，不怕資金被凍結，又有本地工商界做為資金出路，二是有將近一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一位外商銀行家計算說，等到三、五年後，市場秩序與操作技術成熟，如果央行能把十分之一，也就是十六億美元外匯，從國外銀行戶頭挪存到台北幾家ＯＢＵ分行，這種資金來源既穩定，又省了轉賬及行政費用，資金成本降低，相當誘人。
　而且財政部已開出穩稅優惠條件，除了貸放給國內廠商（需得中央銀行同意），需負擔二○％的營利事業所得稅外，其餘完全免稅，比隔鄰的香港還吸引人（見表二）。
　地理環境則是利弊互見。台北八小時的營業時間內，由於時差，我們有八小時能與香港、新加坡做生意，但卻只能與歐洲的大型國際金融中心做一個小時（下午四－五時）生意，比起星、港兩小時，略遜一籌。
　但是退一步再想，大部分的金融人士並不認為我們穩操勝券，和發展較出色的倫敦、紐約，甚而鄰近香港、新加坡相比，我們的金融基層建設，包括金融與會計師、律師人才、經驗、電訊、法律架構、以及人與錢的進出自由，「都仍嫌不夠，」他們說。

到海外去

　客觀條件也不利。國際金融專家潘志奇指出，就國際金融的一般環境而言，目前可能並非理想時機，因為中南美洲與東歐國家的呆賬，使得國際間許多銀行不敢再輕易做國際聯貸，石油輸出國家發生國際收支赤字，以致國際金融市場資金來源減少。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搭上ＯＢＵ這枚火箭，升火待發。這使得有些銀行人士懷疑政府「不清楚目標，」一位資深銀行家咕噥道。
　事實上，一位熟悉政策的人士透露，在盱衡局勢後，「取代香港」的聲浪漸低，取而代之的是摸索出輪廓較清晰、目標較實際可行的計劃：短期目標，是要藉ＯＢＵ訓練年輕銀行人員；長期目標，要在十年內使他們有能力走出國門，嫻熟調度國際市場資金，擅長評估國家風險與外國公司的信用風險，為銀行在海外廣設分行而效力，爭奪世界市場。
　據一位本國銀行經理透露，眼見未來十年將有越來越多本國企業到海外投資，正是金融培養新銳，趁勢隨同企業到海外闢天地的時機。過去已有一些本國銀行到海外，卻因少有廠商出去投資，海外分行既拼不過當地大銀行，又少有融資本國企業的機會，始終很難拓寬局面，而日本的銀行就是隨著貿易商社與企業到海外，散播到世界各地的。
　為了速成學習，研訓中心租下台北市希爾頓飯店兩層客房模擬交易（bourse game），由花旗銀行充當經紀商，受訓銀行行員兩人一組扮成一家銀行，從客房電視機螢幕收看「經紀商」傳輸的各「銀行」價碼，用電話與別家交易，中國輸出入銀行資金科唐葆中回憶，「不停在動腦筋，是很有用的訓練，」他說。
　現在，「開辦境外金融中心提供了訓練人才的Channel與機會，」孫義宣說。
　密集訓練固然成為銀行人員接觸新領域的觸媒劑，然而很多金融人士也感覺，其他金融中心的優點，正好是我們的缺點（見表二），也恰巧是要靠ＯＢＵ來推動改善的。但觀察現況，卻暴露財金當局猶疑的心態，因而缺點仍在，反而更不利ＯＢＵ發展，形成惡性循環。
　首先是中央銀行為求安全，限制了ＯＢＵ市場規模。
　接受訪問的金融專家都指出，市場規模大，一、兩百家銀行交易熱絡，是決定金融中心的主要因素。然而央行拒絕了它認為能力不夠的，只留下五家本國銀行，又審慎考慮外商銀行名單。
　一家外商銀行高級主管就在抱怨，央行明知這家銀行的信譽與能力，卻仍要求總行正式文件，又再三推敲、費時長考。
　央行如此費心有它的道理。兩年前一家義大利銀行的子公司倒閉，義國中央銀行不肯負責，折衝年餘才解決。因而我國央行絕不接受子公司，只接受得到外國銀行總行正式照會的分行。央行在防備，萬一分行出事，還可找總行與總行所在國的金融當局負責。
　而且央行一直很擔心，如果ＯＢＵ使得外國資金躲避央行核准，無限制流入本國，影響貨幣供給，造成物價上升，或有人藉機把資金流出國門，所以外匯管制仍要維持。

曖昧不明的態度

　更絕的是，市場上缺少貨幣經紀商。這等於ＯＢＵ交易機會減少，因為貨幣經紀商集中金融交易資訊，憑藉對講機與電話，撮合開出價碼要存款或貸款、以及有意接受這個價碼的人。（參閱三十三期「指揮鈔票流動的人」）。
　年初，先後有兩家國際貨幣經紀商Marshalls（世界最大）與Charles Fullton來探勘市場，卻因為我國政府不准許裝設通話專線與國外聯絡最新行情，談判未成。理由是，「任何改變我們現狀的要求，絕不能答應，」一位官員說。
　政府這種態度引起很多批評，「又要得好處，又處處放不開，」一位銀行家毫不客氣地說。相對於新加坡，他說，引進四家國際知名貨幣經紀商，條件是每帶進一個外籍職員，要僱用三個本地人，保證給予訓練與未來陞遷加薪的機會。今天，新加坡人邊學邊做，出來自立門戶，多出四家本地經紀商，市場也更活絡。
　金融通訊系統也暴露踟躕，價錢既貴，態度也曖昧不明。財政部曾經向電信局表示，由新加坡拍電傳打字到台北，每分鐘台幣一百元，但台北拍過去就要收一百三十八元，簡弘道說：「為了配合ＯＢＵ業務，價錢似乎可以降低些。」然而電信局卻以「我們工程成本原比人家高」為由，一口回絕。

老問題再次出現

　在一次會議中，有位省屬銀行經理舉手發問：「究竟是要真正去做？還是要我們敷衍一下？」
　他大膽說出了各公營銀行共同的疑惑。由於ＯＢＵ是投機性的金融交易，但他們始終不見政府說明萬一虧損怎麼辦，審計部前年彈劾了一百八十七名因呆賬受累的各行庫高級主管，大家至今仍心存餘悸。
　「銀行體系多年來的老問題，又再次出現，卻無人肯解決，」一位行員低沉地說。
　相形之下，特許放寬ＯＢＵ從業人員出入境，就做得較好。財政部已與入出境管理局、警備總部協議，列出特許名單，准許八十多名ＯＢＵ從業人員辦理「多次出入境」，需要出國解決急事時，例如到香港與貸款對象洽談，不需再辦出境手續，當天就可以走。這對省屬銀行尤其方便，因為過去要層層簽報，至少三星期才能成行。

金融業的加工出口區

　美中不足的是，銀行外籍人士如要來台灣，手續卻仍似以往般煩雜，迄今還不能改。
　有人就把ＯＢＵ比喻為「金融業的加工出口區」，在整個大環境不能開放下，別出權宜之計，與本國金融業務隔絕，另給少數的自由。
　於是ＯＢＵ表面看來平靜，暗底卻有要求若不能放手一搏，不如不做的湍流在翻騰。很多金融人士感覺，需要政府有力人士認清需要，全力推動，改革銀行制度與法規，也讓人、錢、資訊流通。
　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人看法樂觀，認為最大好處在協助本國銀行進步。美國商業銀行總經理顧恩伯指出，由於本國銀行體系大多數與國際金融市場絕緣，發展ＯＢＵ，「使市場環境由對內為主變成對外為主，將有助銀行體系現代化。」
　同時也有金融學者在期望，以境外金融中心發展做示範，使得本國金融體系未來更自由化，一位金融專家說，「希望我們七、八年後，能走上新加坡的路，開放外匯管制。」新加坡在開辦ＯＢＵ業務十年後，一九七八年全面解除外匯管制，使本國人民與公司也能到ＯＢＵ運用資金。
　一位銀行人士比喻說，目前狀況，就像開個幼稚園，教小孩邊玩邊學，但是要讓他們學多快，以便早日上小學，就要看家長的心態，「心態不改，再二十年也沒用！」他說。


境外金融中心話從頭

前言：我國模仿新加坡由政府用財政獎勵成立境外金融中心，無法像倫敦的金融中心般自然形成，但也不採行有些記帳中心如巴拿馬的作法。雖然目前世界上金融中心有三種型態，起源其實在倫敦……。
　在我國，境外金融業務（ＯＢＵ）是人為力量促成的，實際上，最早的倫敦金融中心卻是自然發生的。
　追溯ＯＢＵ的起源，要從歐洲貨幣市場說起。一九五○年代，歐洲的一些銀行開始接受美元存款，並且提供給客戶，融通對外貿易所需。五○年代末期，美蘇兩大集團冷戰升高，東歐的銀行擔心他們存放在美國的美元會遭美國凍結，於是移存西歐，歐洲銀行就把這些美金轉貸給別的外國銀行或審戶，美元就成為歐洲境外金融市場的主要貨幣。
　這個時候，美國開始對活期存款不付利息，而且規定了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原本把美元存在美國的人士，趕緊蜂湧到較有甜頭的歐洲市場，歐洲美元市場自然產生，以倫敦規模最大，其他如蘇黎世、法蘭克福與巴黎，也是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見表一）。

以豁免租稅為號召


　一九六○年代末期，有一些開發中國家從金融業著手來發展國內經濟，就以豁免租稅為號召，設立「境外金融中心」，辦理非當地居民的金融交易。
等到七○年代，這種業務成長快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也佔一席之地。例如中東地區唯一的金融中心是巴林，它吸收附近阿拉伯產油國的大量石油美元，又因介於歐、亞兩洲之間，有時差之便－與倫敦及新加坡兩個金融中心各有一段重疊的營業時間，可以銜接歐、亞兩地的美元交易，因而成長快速，目前市場規模與香港不相上下（約七百億美元）。
　一般說來，要成功發展境外金融業務，必須具備若干條件，包括相當水準的金融、保險、航運、律師與會計師專業人才；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國外投資者有所遵循，且有保障；安定的政治經濟環境；相當規模的經濟規模與潛力；自由開放的環境，便利從業人員方便進出，電信通訊及資料能自由傳遞，外匯也能自由出入；同時，也需有優惠的租稅條件吸引人參與。

新加坡培養專業人才

　亞洲區域金融市場的推動力量，主要來自美國商業銀行（ＢＯＡ）。一九六八年，新加坡政府接受ＢＯＡ的建議，決定努力發展金融部門，透過金融服務來改善國際收支逆差與國民經濟。
　新加坡金融中心發展成功，政府鼓勵居首功－對於非居民存在新加坡外匯銀行的存款利息免稅，又分十年放寬外匯管制，使得居民也可自由買賣各種外幣，再加上新加坡與倫敦每天有兩小時的共同營業時間（新加坡下午三點相當倫敦上午九點），便於互相進行交易。如今，它與香港的競爭越來越白熱化。
　新加坡缺乏天然資源與工業基礎，因而全力發展腦力，提昇金融服務行業，開辦境外金融業務十六年來，已培養出自己的專業人才，享有「全世界成長最快的國際金融中心」聲譽。
　據統計，金融與商業服務已連續五年對新加坡經濟成長貢獻最多，佔國內總生產額（ＧＤＰ）四成左右。
　一九八一年，美國也在紐約成立金融中心，稱為ＩＢＦ（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y），讓歐洲美元流回美國本土，然後再貸放出去，並模仿新加坡的做法，把ＩＢＦ與美國國內的金融完全隔離。

記賬公司逃避租稅

　香港發展國際金融中心與新加坡、紐約的人為促成不同，它與倫敦一樣因地理上位居歐亞交界，且經濟完全自由，居民與非居民都可存美元或借美元，於是自然發展而成。由於擁有優秀的英語律師、會計師人才，最近幾年，甚而發展成為遠東最大的國際聯合貸款（syndicated loan）中心，新加坡所匯集的資金，在香港辦理貸款，把資金消化出去，例如借給需求資金較大的南韓、菲律賓或中華民國。
　另外一種是政府用租稅優惠方法促成的金融中心，事實上是記賬中心（bookkeeping center），如巴拿馬、開曼島，對資金完全免稅，有些公司為逃避租稅而在這些金融中心設立記賬公司﹝papercompony），實際金融交易在其他貨幣市場進行，記賬中心只負責事後的記賬工作。
　由於歐洲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是自然形成，記賬式的金融中心對於地主國經濟並無實益，所以我國籌設境外金融中心，據財政部表示，是仿效新加坡模式，剛開始時，做法謹慎，等到市場成熟後，才會考慮逐步開放。
　境外金融業務大略可區分為短期與中長期兩種。
短期業務是吸收非居民的外匯存款（九○％是美元），貸給世界其他銀行，因而滋生一連串的境外金融業務，直到這筆美元資金回流美國為止。
　中長期境外金融業務有兩種，由好幾家銀行聯合發行債券，或共同做國際大筆貸款。很多銀行向同業借款，或吸收短期資金，來支應長達五至十年的長期貸款。為了規避利避波動的風險，有些銀行採取浮動利率制，把貸款利率釘住倫敦銀行拆款（同業間互相借貸款項）利率（LIBOR）、或新加坡銀行同業拆款利率（SIBOR），再加上利潤（加碼），貸放長期資金。
　根據摩根銀行一九八三年上半年統計，全球歐洲與亞洲美元市場規模已達兩兆美元。如果承做長期放款還要擔心資金流動的風險，因為用短期資金供長期放款，需要靈活調度資金。

面臨考驗

　歐洲金融中心最近就面臨考驗，一些中南美洲與東歐國家的大筆呆賬，使得大部分銀行不敢再輕易做國際聯合貸款；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又因原油價格下跌，發生國際收支赤字，因而減少了歐洲美元市場的資金供給來源，歐洲美元市場更趨萎縮。
　新加坡的亞洲美元市場去年成長率為七．七％，也比起前年成長二○．四％緩慢下來，有些國際金融專家預估未來兩、三年內，將無希望好轉。原因就在於馬來西亞、印尼的金融當局不准本國企業借外債；政局不穩的菲律賓雖然亟需資金，風險卻相當大，使新加坡的金融機構躊躇不前。
　因而「國際金融業務將漸走下坡，」六月號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發表悲觀的預言。（李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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