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經濟新領導人的繼起 — 尹仲容的感觸

一、楔子 　
尹仲容先生逝世於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距今已二十一年之久。我在民國四十一年起，擔任他的秘書，以迄他逝世為止，前後十一年，在此期間，幾乎每日晤面，除了常在會議場中聆聽他的言論並將之作成紀錄外，並常坐在他的辦公桌旁聽他口授，為他撰寫文件。特別是他為揚子木材案被停職的一段時間，我陪他上法庭，準備若干訴訟的文件。但在他過世以後，我從來沒有用自己的名義寫過紀念他的文字，雖然我曾為他人捉刀寫過幾篇。

二、工業發展逆流

　最近看到台灣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以後，社會有了重大的改變，目前又到了重要關鍵的時刻，不禁特別感念起仲容先生，使我興起寫這一篇文章的動機。
　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仲容先生寫過一篇「台灣工業發展之逆流」，五年以後（民國四十八年五月）再寫「五年後再看台灣工業發展之逆流」一文。前一篇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人人都說台灣工業在這一段期間有飛躍的進步，但我們檢閱舊稿，卻發現當年的逆流今天大部份仍然存在，不能不使人感慨繫之。
　尹文提及當時工業有三大逆流：一為套取外匯利益，二為過份依賴保護，三為聯合操縱獨佔。
　關於第一項，在他擔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先後採行了匯率單一化和取消外匯配額辦法，已獲相當的改善，近年浮動匯率實施後，使匯率更為接近市況，不致造成取得外匯差額利益的特權，可說這一逆流已大部份消除。
　不過即使在外匯積存金額急速增加的今日（今年貿易出超可能在美金八十億元至九十億元之間），對外匯的運用仍不免有不夠開放的感覺。其餘兩項則在觀念上和做法上都仍然甚為混淆不清。

保護三十年

　以工業保護而論，尹文說：「……因保護之故，遂使若干不夠水準之工廠得以存在，而夠水準之工廠亦可藉保護而不求進步。」，五年後在「再論」中又說：「這種現象（指保護措施）現在還完全存在，而且有日益加甚之勢。……如將保護或限制設廠略為放寬，則原有生產者為維護其既得利益，不問情由一概群起反對，一若保護與限制設廠為當然之權利。」
　這一描述，在今日看來，宛如目前情景，縱然當道者近來有「自由化」、「國際化」之政策主張，但社會上在衡量個別案件時，則只知本身利益。例如最近一年的麥當勞牛肉餅投資案，寶鹹公司肥皂、牙膏、尿布投資案，莫不被指為侵犯利益而予以抵制，很少反躬自問：本身製造的產品是否優良，是否具有競爭力。幸好主其事者尚具魄力，經過不算很長時間的延宕後終予批准。
　但許多強烈的保護仍復存在，例如進口關稅稅率超過五○％的貨品，仍佔全部貨品項目的四分之一以上，即以年出口五十億美元的紡織品而言，大部份進口關稅高達七○％乃至八五％以上，這種高度保護歷時三十年而不衰，使工業長期苟存於溫室之中而延緩其進步速度。
　尹文提到經濟發展的觀念時，特別提到若干觀念必須改變，他列舉了三個觀念：（一）不怕淘汰。（二）不怕企業擴大。（三）不怕企業獲利。三十年來，有形的經濟建設有很大成就，無形的觀念則進步甚微。
　尹文對淘汰問題曾有「腐肉不去，新肌不生」之語。今天社會個別廠商經營不善，仍多方呼籲緊急救助，甚至濫用公司法重整的規定，動輒裁定重整，使經營不善者不但未能課以應負的責任，反而藉重整為護符，以達賴債的目的，經法院裁定重整的案件，十之八九都未能達到重整恢復的目的，只能任其長期延宕而已。

力主自由競爭

　其實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還是自由競爭問題。仲容先生遠在民國四十年代即力持自由經濟之說，如果不願、不敢或不忍承受因競爭而淘汰的代價，經濟進步的動力就弱，進步的速度和幅度也就慢與小，寫到這裡，不禁使人無限懷想起有理想、有擔當而又有遠見的尹仲容先生。

三、理想與現狀

　在我國服務公職的人，特別是主持大政方針的高級主管，大約可分為兩個不同類型，一是求現狀的安定，一是求局面的突破，前一類的佔絕大多數，後一類則不多見，既難得又寶貴。仲容先生應當是屬於後者。
　我這樣論斷是基於多年體會仲容先生行事的結果。他在台灣服務公職十多年，雖然耗去極大的精力處理日常繁複的各項經濟問題，但在處理時，常常可以體會到他絕不是只求當時問題的解決，而是要把經濟帶到一個境界。換言之，他心目中存有具體的理想，希望藉實際的施政使理想實現。

為理想執著

　記得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他擔任中央信託局局長，那時國家銀行均未復業，只有幾個商業銀行辦理短期商業性融資，創辦工業所需的長期資金極為缺乏，告貸無門，中央信託局乃本發展工業之旨，先後出資籌建新竹玻璃廠、中國人造纖維公司、嘉新水泥廠等，然後再以之轉為民營，為後來的開發銀行開了先河，對初期工業建設有「啟蒙」功效。
　四十七年以後，他復出擔任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有一次和當時財政部長嚴家淦先生同去立法院，報告外貿會的組織與職掌時，若干立委認為外匯管理是財政部的職權，貿易管理是經濟部的職權，外貿會有擅權專斷之嫌。仲容先生則湛湛然報告政府考慮到當時經濟全盤情勢，不得不採此權宜措施，他個人受命出任這一機構的主管，並不希望這個機構的權力不斷擴張，相反的希望能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早日撤銷這個機構。因為外匯貿易管理越多，表示國家的經濟情況越不正常，我們應當努力使外匯貿易可以依市場的需求自由進行，那才是經濟發展的成功，也就無需這一機構的存在了。（此為當時講話的大意，憑記憶追述。）
　由此一端，可知他絕不沉醉於權力之中，而是為實現理想而辦事。後來他先後將複雜的匯率簡化，將銀行利率與市場利率的差距逐漸拉近，都是非常艱難而奮力以赴的事，利益集團對之痛恨無已，安於現狀者則斥其狂妄，固執傳統者則視之為叛經離道，但後來台灣社會的安定與繁榮，卻在他的堅持與固執中獲致。

四、呂不韋與郭嵩燾

　仲容先生是學電機的，交大畢業後入交通部郵電司任職，在大陸淪陷前，大部份時間都在建設或實業機構服務，來台後則參與經濟發展的決策和執行。以這樣的經歷，實在想不到他在文史方面，竟有濃厚的興趣和精深的造詣。

熱心國事、崇尚理性

　他文史著作中，除了有數百首和朋友唱和的律詩外，傳世的有「呂氏春秋校釋」與「郭嵩壽傳」兩種，呂氏春秋是他二十五歲左右便喜歡閱讀，且據他自己說「曾相當用過功夫」的一本書，在閱讀時隨手批註，於二十多年後在台刊行校釋一書。
　記得在民國四十一年間，我初任他的秘書，有一天他忽然給我幾頁文件，要我幫他整理，一看是有關呂氏春秋的文稿，我雖然聽說過這一本書成後貼在咸陽城牆上，徵求更易一字給予百金的古籍，但從未閱讀過，仔細檢閱後，發現無法勝任這個工作，因為我在這方面的素養實在不夠。
　當時心中奇怪我國古籍浩瀚，為什麼他偏對此書愛好？可惜一直沒有向他問起這個問題，現在猜想也許因為曾為秦相的呂不韋是經濟（商賈）出身而熱心國事的人物，對秦國之強大有其企圖心與成就，尹先生則對國家的現代化同樣有熾烈的奉獻心，同時又是極端崇尚知識、講究理性的人，所以對呂氏春秋「聽言論事不可囿於成見，亂於善惡，入於玄想，出於媚世，流於盲從，遁於詭辯」的名言，不免心嚮往之。

讀書人的情操

　至於郭嵩燾其人，固為仲容先生的同鄉前輩，但引起他對郭氏特別興趣而立意為其寫傳，可能是基於郭在當時社會中，具有以下幾個容易引起仲容先生感觸的特點：
　（一）郭對當時國家社會問題不但觀察入微，而且具有先見，不為社會流行的愚妄虛矯氣氛所迷惑。仲容先生亦具相若的智慧和情操，他曾說：「郭筠仙（嵩燾）那時是第一個有世界知識的人，……可是他的抱負因為曲高和寡，沒有怎樣發展。在同治光緒年間，清流黨的氣焰瀰漫全國……，深明世界潮流的郭筠仙自難被接受，」因此仲容先生又說：「歐哈德（德國經濟復興之父）要是生在中國，也許和八、九十年前的郭筠仙一樣的沒辦法」，其有相同的感觸耶！
　（二）當曾國藩堅辭清廷之命不願辦理團練時，郭嵩燾出而堅勸曾氏拜命，認為經營國計是讀書人的份內事，應當當仁不讓。曾氏不為所動，他更促請曾國藩的父親共同曉喻，這是一種熾烈的愛國心表現，這和仲容先生致友人信中所說：「我如不一心一德，發奮為雄，終必無幸也。」「當此赤禍滔天之時，如不人盡其力，恐將有滔海之一日，又不得不掃除煩惱，打起起精神來做。」如出一轍。

看不見的壞影響

（三） 郭嵩燾雖有精到見解，但不為當世所重用，甚至備受保守者之參劾，連寫一本「使西紀程」述其感懷，亦被清廷下令銷毀不准發行。仲容先生的遭遇要比郭氏好多了，他的書籍言論在台都能自由流傳，不過由於他的見解深遠，敢做敢為，也備受各方的抨擊。
　例如揚子一案的被起訴，以部長地位和檢察官對簿法庭，第一審判決無罪後，最高檢察署仍下令不服上訴，這都表示當時的行政當局對他的信心和支持都顯不足，尤其對一個勇於做事，耿介清廉的人，給予如此精神上的污蔑，健康上的打擊，無形中助長了「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歪風，對國家的進步實有看不見的壞影響。所以在他休職訴訟期間，及訟案結束以後的歲月裡，為郭嵩燾寫傳的意念更為積極。
　綜括起來，仲容先生為呂氏春秋一書寫校釋，為郭嵩燾寫傳，最根本的動機，似乎和「想把中國引到現代化路上」的期望密切相關。因為他有此熱烈期望，就想到需要特殊人才，呂氏一書的強調知識化，郭嵩燾對文教政經研究的精深，都使其無限低徊。

五、狷介與溫厚

　最後談談仲容先生的為人。許多認識仲容先生的人，多半只看到他狷介的外觀，甚少體認到他溫厚的內涵。
　講到他的狷介性格，必須先特別指出：（一）他不但對他的朋友或僚屬如此，即對他的上司或長官也是如此。（二）他的狷介只是對事，不肯人云亦云，不願隨波逐流。對人則宅心寬厚，並且常為別人著想，為人打算。
　記得在民國四十年至五十年間，當時的經安會、美援會、經合會，堪稱名符其實的經濟參謀本部，不但政府的重大經齊決策或措施均出於其手，即其他各個部會遇到重大問題或創新構想，亦莫不依賴這一機構的協助規劃。於是以尹仲容先生為核心的財經首長集會頻仍，會中提出構想最多和發言最多的亦首推仲容先生。他常常在面對長官時，發言率直，甚至當面發言指出長官的意向不妥。
　最近讀沈怡先生自述，回憶他在交通部長七年任內，經常和仲容先生同時出席行政院會，指出仲容先生是「發言最多而說話異常率直」的一人，亦可印證。至於和部會首長爭論至面紅耳赤更為常事，在中國社會中顯得極為突出，也因此在不知不覺中得罪人。但在爭論之餘，彼此間仍為至交好友，毫無芥蒂。許多人對他這種率直躁急的態度，起先頗難適應甚至反感，日久發現他純係對事毫無機心，也就芥蒂頓消。

喜歡不同的意見

　他對部屬並不喜歡唯唯諾諾的人，相反的希望能聽到不同的意見，只要言之合理，立即欣然接受。但如果你毫無見解，盡作一些空泛之論，他也會很尖銳的給你當頭一棒。
　我常常想：何以在許多高層而重要的集會中，總是由他對問題作詳細的分析然後提出具體的主張？後來發現這並不是偶然的結果，因為他凡事總是先經充分的準備，包括實況的調查、資料的分析和詳細的思考，並非單憑經驗和靈感辦事，這可能是他治學嚴謹養成的處事態度，正好是我們社會中特別缺少的一點。

沒有官僚氣

　處理經濟問題常常涉及數字的計算，四十年代時還沒有今天的電子計算機，仲容先生便經常在上衣胸袋上放了一副計算尺，必要時掏出來使用。記得那時各種物資缺乏，常要開會決定物資的分配，有一回分配水泥銷售數額，我在場用算盤計算，會場中大家均在等待計算的結果。仲容先生是一個不耐煩等待的人，就從袋中掏出計算尺一旁計算，我忽然有一種必須搶先算出的衝動，結果幸能成功，以免遭他批評。但後來發現這一顧慮是多餘的，到他去世為止，對身邊的秘書群從未高聲相向，總是那麼親切有禮。
　他另一難得的風格便是沒有半點官僚氣，有些人對上謙恭溫順，對下頤指氣使，他卻相反的對上狷介耿直，對下溫和寬厚。他對部屬撰寫的文件是否謄寫清晰，毫不介意，只問文件是否確有內容。只有一次一位工業委員會的委員寫字不但極為潦草，而且常常正面、反面、邊角、眉頭到處添寫，使人有無法卒讀之難，仲容先生遂委婉的勸告他可否下次寫得乾淨一點，不要因為節省你自己一點時間，使閱讀的人多費上許多時間。
　我那時常為他整理文章，不免重加謄清，頗費時間，他看到我們工作頗為忙碌，每次都提醒我可用剪刀重加剪貼，只有實在更改太多的地方再行重抄，這雖是小事，可以反映出他對人體貼和細心的一面，使我受其影響以後對自己的助手也持這種態度。
　當他在中央信託局長長任內，要求局中用紙必須訂定標準尺寸，在標準以外的紙張不許使用。對一向沒有標準觀念的國人來說，覺得太苛求、不習慣，但對案卷的整理和保管卻方便多了。後來才曉得他的這個看法遠在民國二十六年與他夫人通信時便已想到，信中說：「我們過去的信紙不一律，簡直無法裝訂成冊，旁邊又沒有空地位，對收藏很不方便，以後我想用一樣大小的紙，總寫直行，右邊想留一英吋備用，請你也照樣辦。我這信紙是商務買的，號碼是122B，請你也買一本吧。」可知他有大氣磅礡的一面，也有細緻精密的一面。

六、結語

　仲容先生似乎很嚮往賢人政治的主張，他在民國四十幾年和新聞記者談天時，曾說：「如果民意全為正確可行，即可不必有能力者出面辦理眾人之事矣。」他並說：「真正的政治家不是盲從民意……而應引導人民使其明白真理。」「此則有賴於輿論之引導。」
　這些思想，顯然深受他研讀的呂氏春秋影響，呂氏春秋「不二篇」有：「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依照胡適之先生的解釋是：「治國是一件很繁難的事，需要很高等的知識和很謹慎的考慮，不是群眾人所能為的。治國之道……不知固不能行，行之以草率苟且也不能有成，行之以畏難中止也不能有成，計慮固需專家，施行也需要賢者。」但仲容先生論及賢能之士時，卻心中充滿了感慨，不但在郭嵩燾傳中一再提到郭氏之懷大才未得大用，為當時社會所抑壓，且在他談吐時也不乏類似的感觸。
　他曾說：「一項具有深遠眼光的主張，往往為當時社會所反對，待經過若干時期，歷史終將證明遠見者的正確。」他又舉出一例，為「我的兄弟比爾」（My Brother Bill）一書中述及密契爾將軍（General Mitchell）在第一次大戰後預言海軍如無空軍之配合將屬無用，竟為當時軍事當局將其降職，交付軍法會審，而二次大戰日本空軍之突襲珍珠港，美艦幾全被炸沉，可證密契爾將軍之遠見，但密氏卻已墓木早拱了。

悲劇英雄

　仲容先生雖然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其不朽的貢獻，但仍不免屬於悲劇型的人物，在他生前所受的挫折與污蔑實令人為之氣短，到他去世以後大家才悚然覺得他有重大的貢獻，諸如沈怡先生在悼念仲容先生的追思禮拜中所說：「為什麼一定要等到人過去了，才來想念他？讚美他？」
　二十年過去了，社會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國家的處境仍然困難，新的問題陸續產生。就經濟方面而言，可說面臨了一個比前更為艱鉅的挑戰，不禁使我們深深懷念他，並企望能有一個有遠見，有魄力的新領導人物的繼起。（王昭明為經建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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