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克萊加州大學教授詹鶽談：美國「東亞熱」的起因

問：最近美國對東亞及太平洋盆地的興趣似乎愈來愈大了，你能否告訴我們為什麼這樣？這個趨勢代表什麼意義？
　答：今天在外交政策中最令人感興趣的就是所謂的「ＮＩＣＳ」（newly industTrilized countries）─日本、韓國、台灣以及新加坡這些新興工業國家。這就使得香港的發展顯得更加不幸，因為就國民平均所得來說，香港是亞洲第一富有的地區，但是我們似乎正眼睜睜的看著香港落入東亞第二大窮戶—中共—的手中。
　為什麼美國近來對亞太國家興趣提高呢？因為美國覺得它遭遇到比它更精明的資本國家的挑戰。當然，這主要指的是來自日本的威脅。長久以來，美國人一直認為，今天日本之所以能造成威脅完全是由於日本人文化中的一些「特質」，更有人指說是因為日本實行保護政策及非關稅的貿易障礙，最近的一種托詞則是日元價位太低，利於出口。然而事實是，美國製造業的國際收支從一八九○到一九七○年，都是正的。但自一九「一年以來，除了有一年以外，其餘每年都是負的。
　問：能否更進一步說明？

美國人的反省
　
　答：換句話說，來自東亞的挑戰對美國來說是好事，因為這迫使美國人開始重新考慮許多問題，譬如政府與企業機構的關係、勞資關係、資金成本，以及銀行應該是真正純粹的私營企業，或是半公營的。十多年來，日本人的強烈競爭使我們意識到，日本現在不再只是追趕美國，而是以最尖端的科技，例如微電子、工業陶瓷，以及新材料等在和美國競爭。因此我們得重新檢討許多問題。
　我深覺，二次大戰後那段時期，美國的經濟專家真的誤導了我們的政策。當時美國推行了不少很適當的戰後工業政策，這些工業政策配合當時我們的外交政策，比方說協助盟國的戰後重建、馬歇爾計劃、使用固定匯率、以美國貨幣為全球通用貨幣等，這些都是很高明的政策，而且也都很成功。但是我們的經濟專家卻使我們相信這些並不是政府的工業政策，而是經由法則衍生出的，因此形成了一些今天在美國十分盛行的、純理論的經濟論調。而最近政治經濟學家（Polltical economist）和日本經濟學者所引進的許多新觀念，卻都出於這些經濟主流之外的一些人。

東亞的「震撼」

　我非常反對經濟專家淨想找些藉口來解釋美國的失敗。我不願意過份誇大美國的失敗，但是根據一些具體的比較，譬如，美國的資金成本、證券市場制度造成的偏重短期利益，或是十分僵化的勞資對立關係─常常造成短期的罷工，或是除了裁員以外別無他法來加強競爭能力。然而，日本人卻能想到以裁減工資來代替裁員。
　另外我們也可以看到台灣的例子。
　前些時我問俞院長，台灣的物價膨脹率是多少？
他說，正式的統計數字是四％，但實際上可能只有一％左右。一％？簡直不可思議，台灣是怎麼做到的？當然，節制工資是主要原因，但俞院長認為台灣的金融和預算控制也功不可沒。
　當然，這是俞先生的看家本事，不過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台灣的總體經濟狀況很好。然而就財政和金融政策來看，美國的總體經濟簡直是慘不忍睹。再加上許多其他的問題，我們開始瞭解，「市場」雖然是人類社會為維持短期供需平衡的成功發明，然而「市場」卻並不是改變社會及工業結構最好的指標，尤其在一個高度民主的社會，有些人會利用政治力量來干預市場的功能，沒有人甘願忍受失業，也沒有人會自動的從賓州的重工業區移往中南部陽光帶（Sun Beit）去從事服務業。
　當然日本並不是全部成功、從不失誤的，然而他們的「安打率」高，日本政府是要比任何其他的政府表現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日本並不是一個特例，韓國和台灣也正跟著日本的腳印前進，甚至在有些地力比日本更進一步，把「日本模式」加以改善，避兔了一些日本的錯誤。
　問：能不能舉一、兩個例子？
　答：比方說經濟理論就是一個例子，世界上最暢銷的一本經濟理論書籍的作者薩孟遜教授（PauISamuelson）會告訴你，如果舉行經濟理論選美比賽，比較利益（comparatlve adYantage）理論必穩居后座。然而事實上，比較利益在今天已經過時了，因為這套理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台灣只有一干八百萬人口，而出口量卻和一憶三千萬人口的巴西差不多，更比七干五百萬人口的墨西哥高出四倍之多，墨西哥緊鄰著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而台灣卻遠在六千哩之外。
　我們需要能解釋這種現象的理論，需要一整套的分析來解釋，今天我們所提出的理論叫作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也就是說，比較優勢或此較利益不是天生的，而是變動的，由人所設計出來的，是由對教育的投資、對社會的投資、以及政府對減輕市場風險所做的種種努力等措施所創造出來的。
　當然台灣和韓國的做法還是有些不同。就拿日本「財閥」來作例子，它的結構一直在演變。財閥的名聲一直很不好，「財閥」在日文中本來就是一個不太好的字眼，但現在已成國際通用名詞，代表一個大型的企業集團，而並非政治集團。
　其實財閥的功能是在一個資本缺乏的國家中集中一些資本，來加速國家的經濟發展。他們的做法是以企業內風險較低的投資來為較冒險的投資護航，比方說，投資礦業來為汽車工業的投資護航，這就是「三菱」的一貫做法。
　我們本以為這是日本人特有的做法，但是，事實上，現在韓國就在仿效，而韓國的做法和日本又不盡相同，韓國的財閥並沒有自己的銀行，而日本財閥則有。或許這在韓國就較能避免像日本的那種勢力過份集中的現象。而在台灣，奇怪的是，為什麼沒有財閥？大同、裕隆都算是台灣的大企業，但是還不夠大，不像韓國那些真正資本密集的大企業。

文化差異等於我不知道

　很多人會說，這是「文化差異」造成的不同。當大家都說「文化差異」時，我認為這其實正代表他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說「文化差異」，其實就等於說「我不知道」。但是大家老是用「文化差異」作理由。
　大家可以看出，以一個靠出口為生的國家而言，台灣是在走一條此較不同的路線，韓國則明顯的是在走日本的路子，打算在資本密集工業及重工業方面和日本競爭。新加坡則是想成為另一個蘇黎世，成為金融中心，尤其當香港現在因為中共的威脅，已漸漸的失去它的重要性時，新加坡的企圖就更顯明。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只是美國及西歐國家對亞太地區的發展有興趣；中共也對此大感興趣。據我對中國大陸的瞭解，他們認為馬列主義那一套是已經完了，完全失敗了；但是他們也不欣賞歐美的資本主義，原因是會造成所謂的「精神污染」。他們最有興趣的是一個集權政治、資本主義經濟、和快速經濟成長的大結合。亞洲的幾個新興國家都是這樣起來的。

創造出比較利益

　問：那麼你認為亞太經濟發展快速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答；在我的書「ＭＩＴＩ and The JaPaneseMiracle」 （「通產省與日本奇蹟」）裹就強調了，也就是所謂「創造出的比較利益」的要點。
　我和我在柏克萊的學生現在最感興趣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發展國家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country），他們的政治基礎是什麼？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政治體制都屬於集權或「0軟性集權」（softauthoritarian）的政治？發展國家集權政治是當今世界上最普遍的一種政治型態，然而並不是每個集權體制國家的經濟發展都和台灣一樣快速，菲律賓人就在問：「我們到底那做錯了？我們的政治體制和台灣類似，但是我們的發展為什麼就沒有台灣快？」
　也就是說；雖然政治集權，或者以某種方式來使經濟發展不致受到完全開放型民主政治（opennass democracy）的影響，是許多亞太國家經濟快速成長的「必要條件」，然而它即不是一個「充分條件」。
　我們要去瞭解，這些國家的條件到底有那些？我可以提出四點：
　第一，是一個能使政府在制訂政策時，不受社會中私人經濟利益影響的政治體制「也許實行集權政治就是達到這個條件的一種方式。當然，集權政治也有好、有壞，我個人認為，這方面日本實行得最有技巧。所以說，一個能使政府為國家全民利益制訂經濟政策，而不受開放式民主利益集團壓力影響的政治體制，是一個首要條件。
　第二，一個經濟領導機構的設立。就像是韓國的經濟企劃院、台灣的經建會、日本的通產省，以及香港及新加坡的類似機構。
　第三，對教育的大量投資以及實行平均財富。如果你有非常快速的經濟成長，卻不能將財富做較平均的分配，恐怕就免不了要起社會革命了。毫無疑問的．台灣和韓國所實行的土地改革，是世界上最一高明的經濟政策之一。
　第四，就是一個政府要能真正的去尊重並且相信市場價格作用。
　你還可以繼續再加其他的條件，譬如，要能認清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的關係；也就是說，如果不以國際經濟價格及成本來作為自己衡量的標準，經濟效益就無異緣木求魚，變得毫無意義。

發展的要素

　其實，現代經濟理念中最引人爭議的就是「經濟發展理論」。如果以批評的眼光來看經濟發展理論，我可以綜合出下面四個要素，而最重要的是這四個要素大抵要依這個次序來衍生：
有接納力的社會環境。像伊朗這樣的國家很難發展，因為伊朗的宗教現代化是一個最大的阻礙。強大的民族差異也能構成問題，也就是說如果老百姓根本就不想要經濟發展，那就沒辦法了。
第二，有決心的領導階層。指那些能夠確認經濟發展的重要，而也決心不使資源的運用全部集中在社會福利目標上的領導階層。這些政府通常都是一些集權政體，以人民遠期、長程的利益為考慮，而不是只看短期、近程的利益。
第三，知識技術能力。這點十分重要。如果有人問：亞洲資本主義國家和亞洲共產主義國家之間最大的區別在那？就在於資本主義國家對教育的大量投資。韓國有全球最大的女子大學，全韓國現在有超過一百萬的學生正在大學受教育。而台灣的大學數量也比整個中國大陸的加起來還多，根據最近的資料，中國大陸大學生的比例只佔總人口的○•六％。因此，不論領導層有多大的決心，或接納力有多強，他們的知識技術能力就是不足。
第四個條件，就是錢—資金、儲蓄、儲蓄後用來再投資的資金。
　這個理論中般們得注意的一點是，我們不把經濟發展當成是純粹的經濟過程或經濟行為，它也是政治過程，因為經濟發展需要政治目標的配合，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美國學經濟的學生對「政治經濟學」愈來愈有興趣，愈來愈重視。

ＭＢＡ加日文

　去年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一個學期就有三百個學生要選修初級日文，這些學生學日文的目的並不是因為對禪宗或日本藝術有興趣，他們並不是東方專家，而多是商學院或經濟系的學生，他們學日文，主要是因為他們相信一張ＭＢＡ文憑加上好的日文能力，是「最佳組合」，是他們日後飛黃騰達最好的本錢。
　問：你這次來台灣，對台灣有什麼建議？
　答：對台灣，我有一點看法一直想提出來，那就是，今天此地的政府還是不斷地在強調一些一般人看來早已過時的問題，喜歡談意識型態、反共、或者安全關係等等，然而今天台灣真正應該大力宣傳、強調的，卻是你們的經濟成就，以及這些成就究竟是如何達成的，幕後功臣是那些人。你們政府應該把這些資料做系統的整理，寫成備忘錄，尤其應該把蔣經國總統在台灣經濟發展中所擔任的角色詳細的記錄下來，讓我們瞭解。因為台灣的經濟發展絕不是憑空變出來的。
　一九六○年代中期以前，台灣的經濟並不像今天一樣，台灣是在六○年代中期以後才開始快速起飛的，你們政府實在是做了一些十分高明的決策。
　今天愈來愈多的人開始對「台灣模式」感興趣。我想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人，會把中共那一套當做一個模式，來往任何人身上套，連中國大陸上的人都不相信他們自已那一套。可是你們有些人卻好像老是想不開，跳不出六○年代的那套思想，老是舊調重彈。而事實上，那一套說法外國人早就聽不進，也不想聽了。

俞院長的「機會」

　我認為，現在你們有一位傑出銀行家出身的行政院長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俞先生顯然可以以銀行家的身份對外大談台灣經濟，因為這是一個當今外國人最感興趣的話題，俞先生有現成廣大的世界聽眾，大家都想知道台灣經濟到底是怎麼成功的？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如何去付這個代價？比方說，你們政府是如何引導國民儲蓄？我實在不認為中國人，或者日本人，天生就比別人節儉，我覺得你們節儉是因為受到某種獎勵、或者壓力。
　我們開始意識到，這些亞太國家經濟發展是有計劃、有制度的。我們相信，日本以及亞洲工業新興國家是把資本主義制度重新做了一番調整，使它更有效率。然而實行這些新的經濟模式，並不是不必付出代價的，你們得到較高的經濟表現，但卻犧牲了一些人民的政治參與。你們的人民都必須要相信你們的財經官員，相信他們都是以國家、社會為重的。
　但這樣一來，一個很重要的政治理論問題又繼之而起—設立一個有效能的經濟機構說起來很容易，但是要怎麼做？政冶發展中最難的一環就在如何建立一個誠實、有效而又能幹的政府，你怎麼來建立？建立了，又要如何控制它？你必須給它很大的權力，但你又如何有把握它不誤用權力？日本是怎麼做的？韓國、台灣又是怎麼做到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美國國內目前最大的爭論就是：我們需不需要一套「美國工業政策」？我們看出，美國企業界與政府及其有關機構之間的關係，是美國對外競爭能力的一大牽制。或許有人說，像日本的通產省、台灣的經建會，或韓國的經濟企劃院這樣的機構，也許只是這些國家裹「不健全的巿揚制度」的代替品，因為這些國家沒有完善的巿場制度，投資者很難取得要在這些國家投資所需的資料，所以這些國家的政府才有必要建立專屬的經濟機構來作對內、對外引導企業投資的工作。
　我不喜歡這種說法，因為這種說法是對美國的一種不誠的奉承。有些人會說：在美國我們已有全世界最完善的巿場經濟制度，為什麼政府還需要設立經濟引導機構？問題是：這個全世界最健全的市場制度仍然有問題，這個制度有一種趨勢—大家都只注重利潤的追求，而忽視了像「生產力」等更重要的問題。
　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日本政府並不取代日本市場的作用，但卻在這個市場內擔任重要的角色，而工業政策主要是態度的問題，再來才是技術問題。這個態度就是說認定政府在任何型態的市場經濟中都應該是最有影響力的角色，因此衡量政府競爭力量的標準是：政府花了什麼代價、以怎樣的效率向市場提供它的產品及服務。

台灣要不要自由經濟？

　問：台灣目前正處於十字路口，大家都在討論我們未來的經濟方向，有許多人喊出了「自由經濟」、「自由企業」、「市場經濟」、「不干預政策」等等口號，甚至有人認為，要是沒有政府經濟政策的干預，台灣經濟的發展會比現在更好，你對這些論調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政府與企業間的關係，在巿場經濟制度中原本就是變化而不穩定的，而政治領導階層最大的責任也就是儘量使這種關係保持穩定。當然，當企業愈發達時，企業的經濟力量就愈高，也連帶提高了企業的政治力量。
　當我們談到政府、企業的關係改變，以及民間的力量增大時，很多人會認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必會愈來愈弱，然而我卻不這麼認為，因為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在國家經濟碰到危機時就會顯示出來。
我說的危機是指石油危機、國際孤立政策、保護主義等。這種危機出現時，企業界就需要政府的力量。政府主要是作長期的經濟計劃—二十年的、五十年的目標。「市場導向」不可能成為長期計劃的指標。
　我們說「制訂工業政策」，並不是說讓經濟官員及幕僚以他們個人的判斷力來代替市場的指向，而是依經濟學的論據，機動地預估未來資源的合理分配。比方說，現在你們可能正開始加入汽車工業的競爭，但是，三十年後，你們的汽車工業，可能會因為成本關係無法和中國大陸競爭。因此，三十年後你們或許得走向高價格、高科技產品的競爭。
　我們現在通常將工業化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初級工業，也就是勞力密集工業的發展。現在的中國大陸就是一個典型。接著晉升到「資本密集」工業的階段，最後就是「知識密集」工業。

效果與效率

　在這工業結構政變的過程當中，我們愈來愈看清楚政府輔助的功能。現代政府的功能另外還包括：維持最高就業率、對勞動大眾提供適當的教育以及再教育等等。
　我那本有關日本通產省的書引起注意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它具體的說明了這個日本經濟引導機構五十年來的運作方式、以及如何發展出ＭＩＴＩ的一些觀念。最重要的是，這本書探討了通產省的制度。通產省的官員常跟我說，如果你要拿通產省和美國的政府機構作比較，千萬不要和你們的商務部比，應該和國防部比，因為通產省和美國國防部的思想方式一致，基本上，我們都是以策略運用為目標。通產省衡量「成功」的標準是「效果」，而不是「效率」。就像一個作戰的將軍，他也許帶兵很有「效率」，用兵也很經濟，但是如果仗沒法打贏，這些「效率」都是枉然。
　今天在華盛頓，每個國會議員都至少有一個幕僚人員在研究東亞國家，而他們並不在研究東亞地區的共產國家。東亞地區的共產國家，在我看來，已經是個沒人感興趣的死問題了，東亞的資本主義國家才是大家感興趣的重心。這也就是中共最近一直不斷叫囂香港和台灣問題及大喊所謂「同歸」及「統一」的原因。因為大陸以外的中國人在經濟上的成就表現，實在讓中共十分尷尬。
　問：日本通產省之所以能發揮這麼大的功能，主要原因是在能不斷地吸收日本最有能力的年輕人去為它服務。然而在台灣，政府與私人機構的薪水比例相差太大，政府很難吸收到大量有才幹的年輕人進公家機關服務。問題是，如果政府無法延攬到最好的人才為我們的經濟機構效力，怎麼能負起經濟引導的責任？
　答：你實際上已經回答了自已的問題—你們的政府機構必須要掌握國內最好的人才，如果出高薪是掌握國家人才唯一的方法，政府最好就多準備一點錢。這個錢非付不可，這是最值得的投資。
當年在「美援會」的時代，你們政府運用美援，以優厚的待遇吸收一批最優秀的年輕人，來設定經建計劃，是很好的實例。
　通產省付的薪水實際上不見得最高，可是他們有個更吸引人的報酬方式—退休早。所以他們有個「從天而降」的說法，因為這些人退休後─在五十歲左右—馬上就可以在私人機構得到十分令人羡慕的優渥工作。
　「從天而降」並不是個偶然現象，這是經過計劃的做法，日本是仔細研究過的。另外，在日本，擔任公職仍然是最受人敬重的，沒有任何其他民主社會能像日本這樣，年年從全國最優秀的大學、法律學院，吸收最優秀的學生進政府機構服務。美國政府也沒有這樣的本事，我們也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問：那麼你對台灣的建議是什麼？
　答：繼續對教育投資。而且你們政府最好有百分之二百的把握，要把最好的公共法律及公共管理系的畢業學生網羅到政府機構中，這件事比什麼都重要。
　其實，「怎麼做」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四海皆準的理論可做答案。日本人大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不重理論或意識型態的了，他們沒有把任何事情理論化或教條化，日本人沒有把「日本模式」寫成一本理論的書，告訴我們他們是怎麼做的。只有美國圖書館裹才有一大堆的英文書，探討研究「日本式奇蹟」或「日本人的成功秘訣」。
　我在台北或漢城也從來沒聽人討論過日本人經營的「秘訣」，他們不認為日本人有什麼「祕訣」，他們只知道在日本政府和企業之間，有一種密切合作的關係，而這種關係一發揮起來就常常讓日本的競爭對手吃不消。

台灣經濟發展新策略

　問：回到台灣的問題。依你看，以台灣這麼小的地方，又缺乏豐富的資源，我們能走美國「自由經濟」的路線嗎？或者我們應該大致跟著「日本模式」走？
　答：現在大家都愛拿一種純理論的眼光來看所謂的「計劃性自由制度」，然而我認為，所謂「計劃性自由制度」應該是一種對現實情況做策略性反應的政策。在台灣，「計劃性自由制度」應該是把握住有「比較利益」的工業，加以發展。而此地的「比較利益」之一就是你們那種幾近「割喉式」的激列競爭。
　台灣的中小企業彼此之間競爭十分激烈，這就是台灣的「比較利益」，因為這能加強你們的價格競爭力和品質管制。另外，某種程度的經濟自由化，將是解決台灣對外貿易問題的一個方法。對一個以外貿為生的國家而言，你們必須認清，「保護主義」的盛行，是影響你們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問題。
　其實，台灣在東南亞市場，應該和日本有很好的競爭機會，而東南亞國家也會樂見終於有人來和日本競爭了。韓國的政策就是如此—眼見北美市場保護主義日益增長，他們知道必須分散市場，而韓國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東南亞市場。
　問：所以你認為台灣的外銷策略是應該把對北美市場的注意力，移一部份到東南亞市場？
　答：你們必須改變出口的市場，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今天不是要認定一個純理論化的「自由經濟」策略，而是要認清，過去十年的策略現在得改變了，未來十年，我們又需要一個新的策略，這可能是台灣小型企業彼此之間的競爭更激烈、高科技工業擴張。
　最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必須都認識、瞭解經濟策略不會永遠不變的，「變動性的比較利益」就是「變化」大，需要不斷的改變。台灣的經濟領導機構最重大的責任就是，為整個社會企劃經濟策略，並負起「擴大收集」和「傳佈」企業資訊及情報消息的任務。因為對資本主義企業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獲得正確的資訊，資訊充分則能減少企業風險，在日本企業界，做錯了事可以原諒，對企業資訊、消息的疏漏卻邦是不可原諒的事。
　美國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情報組織—中央情報局。日本卻有世界第一的商業資訊出版公司。
　問：你對香港問題也很有研究，能否請談談你的看法？
　答：不曉得究竟怎麼搞的，我們竟然眼睜睜地看著香港這個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就要落人中共的手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中共如何對付香港？

　我的研究主要就是探討中共對香港採取的策略。中共政權現在所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它的「法統」問題正面臨考驗，共產黨正盡一切努力，以各極力式，試圖「重建」它的「法統」，主要方法就是推行「經濟改革」和「經濟現代化」。然而，他們到底能夠做到多少真正的「改革」和「現代化」卻都有個極限，因為共產黨得對這些改革措施付出不少的代價。而我們相信—至少我認為—共產黨的經濟改革已經接近它所能做的極限了，因此現正在尋求利用另外一種策略，也就是用所謂的「國家主義」、「向祖國認同、回歸」來對付香港。
　現在，由中國大陸到美國去的人都不願意人家叫他們「中共（Communist Chinese）」，他們說，我們是「中國人」，代表「所有中國人」。任何中國人只要不同意這種說法，就是中國的「叛徒」。這就是他們的「新策略」。一九八二年，柴契爾夫人與中共談判時，確實犯了不少錯誤，但是有一點，她卻碰到了中共的痛處，讓中共十分擔心。她說，有關香港的任何協議都必須經過中共、英國，和「全體香港居民」同意才能生效。這第三點使得中共大大地擔憂。因為就所有方面來說，中共最不希望的就是與香港人民方面協商。
　據民意調查顯示，九五％的香港居民都不願意受中共的統治，他們希望香港能夠維持現狀。因此，中共最怕的就是香港的公眾輿論或民意的公開。最近他們發現，最有效的遏止方法就是他們自己在香港搞一個政治運動，因此，他們開始高喊「向祖國認同、回歸」 。

香港同胞的「出」路

　我在香港有一個多年好友，他對我說：如果問香港人：「願意受中共的統治嗎？我們都會說『不』，但是如果問，你不相信『中國』可以和英國人一樣把香港治理得很好嗎？我們就無法回答了。因為如果我們說：當然「中國」可以把香港治理得和英國人一樣好，我們的心即不會這麼相信，因為這個「中國」指的是『中共』，然而如果我們說：英國人統治會比較好，那麼依中國人的愛國情操來說，我們就完了。」
　現在，香港可以說已經被中共成功地分化了。在香港，至今一直沒有政治反對行動來抵制中共的「接收」，每個家庭都自己做打算。很多人把錢弄出香港去，家有小孩的，就儘量把他們往北美洲送，如果他們在美國碰到了個美籍華人，彼此又情投意合，家就說：「你們何不結婚呢？」對香港人來說，家有人入了外國籍可說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了。
　香港是丟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事，而英國什麼也沒爭取到。這樣的結果表示了幾種意義：第一，在北美、西歐及日本，現在有許多人相信，中共當前最主要的目標是經濟改革，因此這就使得他們放鬆對中共與香港及台灣之間問題的看法。
　然而今天由香港的情形看來，中共對香港所採的策略是與「經濟改革」大相逕庭的「國家主義」政策。雖然香港的演變，就經濟上來說，對中共是很划不來的，但是他們卻願意付這個代價。
　中共的收支平衡在過去三十一年中有二十一年是正的，但是如果扣掉和香港之間的貿易不算，則三十一年中除了六年以外，其餘年年是赤字。所以對中共來說，改變香港的地位要付的代價相當高。
　第二個意義是，對美國和日本這些國家來說，與中共保持關係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是說這些國家會輕易背棄香港或台灣。但是，由香港我們學到一個教訓—只要是內部沒有什麼政治反對的聲浪，美國是不會輕易地去過問中共的所作所為。唯有在政治反對造成新聞風潮的情況下，雷根、柴契爾、或者中曾根康弘才會在國會遭受到一些壓力。否則，他們大可理直氣壯的說：「沒有人背棄香港呀，他們人民似乎還蠻高輿的嘛！」
　另外一點，也許是這大家不願意聽的，就是香港問題可能已加強了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趨勢。

中共─香港無法統一

　但值得警惕的是，近來美國輿論界開始有人認為中共似乎比較講理，而台灣則似乎頑固而不通情理。因為既然雙方提倡「祖國統一」，而中共也極樂意「統一」，為什麼只有台灣不願意「合作」？
　我個人是完全不相信大陸這一套的。因為就實際來看，台灣和大陸之間人民所得的差距實在太大，幾乎是十比一，我實在不如道這要如何個「統一」法。
　大陸和香港之間也是一樣，原因很多也很明顯。很多人認為中共「接收」香港後，香港應該還能維持現狀，但是有許多經濟上的理由使我相信，這絕對不可能。比方說，香港有許多大紡織品出口商，李維（Levis）牛仔褲最大的一個廠就設在九龍。依據多邊纖維貿易協定（Multi-Fiber Trade Agreement），李維享有香港紡織品出囗配額，所以可以和強勁對手競爭市場。但今天，中共也製造紡織
品，如果香港成為大陸的一部份，我不認為香港和大陸還能保有兩個配額，我想以後只能共分一個配額，中共大概也不致於會犧牲掉上海來顧全香港。
　另外，我想將會有超過五十萬的香港人流散出香港，這些人不會是一般的升斗小民，而是年輕的專業人才，留在香港的，恐怕都只會是一些老年人，這些人也沒地方可去，所以只好留下，終老於此。
然而二十—四十歲之間的專業人員，他們知道美洲國家或者澳洲都會很歡迎他們，而他們也絕不會冒險留在香港觀望。所以我認為香港的前途並不光明，實際上，已到了窮途絕路了。
　我只是個外國人，我不是到這兒來到處出點子的，但是，我深深相信，台灣擬訂策略的時機瞬息在變。而一個自稱在改革中而且揮舞看和平大旗的共產黨，是要比自詡為馬列信徒的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還要來得可怕。台灣從前對付毛、周手下的共產黨很有一套，然而當中共不再自稱「共產黨」，而自稱為「中國人」時，台灣要想在國際上不被完全孤立，就必須把自己的訊息，趕快打出去。

「和平大旗」的可怕

　問：你說的是什麼樣的「訊息」？
　答；你們最好這樣說─當然我們是要中國統一，但是實際上，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是一蹋糊塗，和我們在台灣的成就完全不能相比，我們現在實在無法和大陸「統一」。
　不過，這樣的意願，不能全由一些大陸來台的老先生表達，而必須由許多不同層面的在台灣的老百姓一起反應。同時，這種意見的反應必須要能夠吸引西方新聞界攝影機的注意，最好是讓大家能從電視上看到你們高舉雙手說：「不，我們不要中共的統一！」（姜雪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