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社會的紀律和群己關係

去年年底，政府訂定了新的四年經濟發展計劃。在這個計劃中，決定將我國對科技研究發展的總投資，從ＧＮＰ的○．六％，提昇到一．二％。目前，世界性的經濟萎縮還沒有復甦，我們預算的赤字也還沒有消除。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政府仍能在科技發展方面大刀闊斧的向前邁進。這足以證明我們對加速科技發展有堅定的承諾，更顯示我們對科技可以帶動產業結構的轉換，有不移的信心。

全盤檢討

　今年春天，政府對六十七年擬定的科技發展方案，做了全盤的檢討，修正的科技發展方案，不久就可以核定實施。
　修正的方案，旨在一面提倡尖端技術的發展，一面注重基本科學的平衡。同時，政府選擇了關鍵性與策略性的技術和工業，作重點的努力，期能帶動整體技術層次的提昇。
　我們都知道，技術的發展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更要有相配合的觀念上、文化上的條件。這也就是說，沒有社會心理的調適、價值觀念的革新與群己關係的配合，新的技術縱使可以引進，也難在國內生根成長。這種調適與革新的工作，不是一蹴可成的。
　正因為這是較長程的工作，我們更要深自警惕，要著鞭於先。近來國內的有識之士，認為這類不易見、不易衡量的軟體建設，已到了刻不容緩的關頭。一個技術本位的社會，不能不倚賴許多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社會秩序和新的倫理關係，才能發揚光大。

一、職業道德與社會紀律

　西方先進國家，由於技術的進步，特別是自動化的發展，已經步入了所謂的後期工業化社會。一方面我們看到他們的生產與服務技術在突發猛進，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他們的社會秩序與社會紀律呈現出許多問題與缺失。有人甚至說，過份強調個人自由，已經腐蝕了歐美法治的基礎；有民主而沒有法治的社會，勢必走上敗亡的途徑。

兩個層面

　事實上，法治有兩個層面，其一是經過民意機關的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其二是各種民間團體自行訂定的道德規範，特別是各個職業團體所訂立的職業道德規範。在第一個層面看，歐美的社會的確已出現了若干嚴重的問題。以美國為例，立法與司法機關對刑事案件的處理，似乎過份偏重對被告的保護，忽略了對社會大眾安全的維持。但是從第二個層面看，歐美各國仍舊能謹守重要的職業道德規範，因此，他們的現代工業和技術，仍舊有一個穩固的根基。
　在所有民間團體的道德規範中，以職業團體自訂的道德規範最有力量。這也就是所謂的「行規」。行規是有制裁力量的，因此有實質上的強制力，能管到許多法無明文的群己關係。犯了「行規」的人，法律不一定制裁他，但同行要制裁他。一個從事專門職業或自由職業的人，一旦嚴重的犯了「行規」，同行將宣佈羞於與他為伍，則他的事業前途就斷絕了，因此這個社會、經濟的制裁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約束力。醫師、律師、會計師、教員、工程師，乃至承包工程的包商和辦理徵信工作的財務人員，經營保險的業務人員，都接受個別的職業道德的約束，這是他們「敬業精神」的基礎。
　歐美的政府和法院，也有尊重這種行規傳統。舉例說，在美國水門事件的過程中，許多尼克森的親近原本都是律師出身，在水門案中紛紛捲入了醜聞案的漩渦。這些人有的被判了刑，有的只是被迫離職。但是在律師界，對這些人的制裁是相同的，即是不能再做律師公會的會員，這也就斷送了他們回去做律師的路。
　依照美國律師的行規，一個律師為了保護他的僱主，有權利將他所知道的事實不和盤托出。但一個律師同時被認為是法庭的一員，因此「行規」限定他不得故意扯謊。如果一個律師被發現說謊作弊，則無論他是否要受國法制裁，他的同行都會決定「羞與他為伍」，使他無法再行執業。這種制裁通常是很快就可決定，而是是很難翻案的。這種職業道德的約束力實在是維持歐美社會紀律一個重大的力量。
　我們每天看報紙，都會看到許多違犯票據法的新聞，也許有人要問，何以違犯票據法的案件在國內會遠超過在先進工業國家的案例呢？這也是職業道德對違失行為的制裁，常常超過法律制裁的一個例證。在歐美、日本等國，一個銀行的「拒絕往來戶」不止受法律制裁，而是因為他的信用破產，受徵信人員的抵制，再也難以從事經商。「行規」通常沒有法律制裁的拘束力，也正因為如此，這種職業道德通常只有一種抵制違失的途徑，那就是逼迫犯規的人改行。「行規」有強大的約束力，也正因為這種簡單劃一而無可更改的制裁。

利益衝突更上層樓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最能維護工商秩序的職業道德，就是「利益衝突」觀念的發展。這也就是說，一個從事專業工作的人，不可同時為兩個利益衝突的僱主提供性質相似的服務。在律師、會計師方面，如果專業人員在遇到利益衝突的案件時，沒有迴避制度，則企業界必將秩序大亂，人人自危，而訴訟案件更將多到法院無可容納的程度了。
　在高級技術工業興起以後，知識每每就是財富，也就是一種利益。因此，利益衝突的觀念，有了更上層樓的發展。
　過去，一個從事研究發展的工程人員，在轉業的時候，不得把原僱主的商業秘密帶給新僱主。在近日的高級技術界，則每每在聘約中說明一位工程技術人員在受僱以前的研究發展成果屬於本人，在僱佣期間對某些事項的研究發展成果，無論是否在辦公時間內做出來的，都屬於僱主，甚至規定在離職後幾年內不得繼續某些研究工作。這種僱佣合約，如有違失，當然可以訴諸於法。但是這種合約能夠有效，能夠取信於人，則仍舊有賴於職業道德的規範。
　在報章雜誌上讀到要求增加立法的文章，每每有一個感觸：我們社會急切需要發展的，實在是一套職業道德的規範。法律每每只做最低的要求，「行規」才是秩序、紀律、品質和敬業精神較高一層的保障。

二、標準與規格的擬定與執行

　工業產品不能沒有一定的標準與規格，這是大家都深信不移的事。德國與日本在崛起為工業大國之初，都用了很大的力氣，建立所謂的德國工業標準（ＤＩＮ）和日本工業標準（ＪＩＳ）。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更付出鉅額的投資，修訂日本的工業標準，加強日本產品的規格需求，才能在一、二十年間，改變了世人對日本貨品質不良的印象。
　工業標準與產品規格的訂定，常常是一個兩難式。一方面，我們要注意到使用者的方便、偏好與信心。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到生產者的技術、成本和競爭力量。這兩項對立的需求，每每需要職業團體運用其智慧和經驗，才能得到折衷的答案。
　更重要的，乃是各種產品的標準與規格能相互配合。一件產品之各項配件的耐用性應該相似。如果參差不齊，則過與不及都是浪費。

合理的容忍性

　我們常說，工業要精益求精。事實上，精益求精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常常是由一樣產品設計的用途來決定，這就牽涉到容忍度的觀念。
　最近報紙上常談到在國內發展超級合金來製造噴射機使用的渦輪。這種超級合金在硬度、熱變各方面的要求最嚴格，也就是對誤差的容忍性最小。如果換成輪船或發電機使用的渦輪，則材料的容忍性可以放寬，材料的成本也可以下降。
　總之，工業技術的宗旨是在達成材料與製造技術中合理的容忍性。這種工作，是一個技術取向的社會必須的基礎投資，政府自然責無旁貸。但是法令往往仍只能提供最低的要求，要大幅提昇我們標準與規格的素質，仍舊要求我們工程技術的專業團體，群策群力，悉心以赴。
　以美國為例，它的國家標準局事實上只做標準的研究發展工作，標準與規格的訂定、修正、聯繫與協調，都是由各國工程學會擔任其事的，美國的機械工程學會（ＡＳＭＥ）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我們的社會未必能將這種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完全託付給民間組織代理，但我們民間組織必定要發展能勝任這種艱鉅的能力和信心，則是非常迫切的。

三、勞資關係的社會心態

　前面所說，多半是希望國內的工程技術界能效法西洋先進國家，負擔起更多、更大的社會經濟責任。在勞資關係方面，我們要研究西洋制度中的若干缺失，避免去犯同樣的錯誤，進而找到我們獨特的發展方向。
　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理念之下，勞方與資方站在對立的立場，採取對抗的姿態，其結果往往是分工容易，合作困難。
　傳統中資方的立場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勞方的立場是要爭取優厚的薪資和就業保障。達成折衷的辦法，就是集體議價。每逢社會上遇到重大的技術改革，這種對立的勞資關係，就出現緊張的局面，甚至造成許多要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的後遺症。
　在二十世紀初年，交通號誌開始電訊化，但傳統的工會不允許裁員，就在英、美等國的鐵路機構中造成冗員浮濫，所謂「睡軟舖」（feather-bedding）的現象。這種情況在美國最為嚴重，終於導致了鐵路客運的沒落。
　二次大戰以後，工程技術的進步一日千里，自動化的能力更是突飛猛進，可是有些行業中「睡軟舖」的積習已經積重難返。比如說，噴射客機的操縱大半已經自動化了，但歐美各國的飛行員工會仍在要求維持或增加班機的員額。雖然航空公司賠本，這種要求的聲浪仍然不減。現代的印刷技術已與電腦結合，但許多出版事業仍受到工會的挾制，不能裁員，結果竟導致英美若干第一流報刊的倒閉。
　近兩年來，在全球經濟萎縮聲中，若干國家的生產力成長率趕不上工資的上漲率。這一情形如果持久下去，可以產生累積的惡果，使產品失去競爭力，美國的汽車工業就是一個例證。最近，美國的幾家大汽車公司與工會開始正視這個問題。勞工方面，願意放棄加薪的要求，甚或減掉一部份的福利收入；資方則一面同意將節餘的經費，悉數用來降低售價以培養競爭力，一面也儘量做到不裁員。可是美國的汽車工業、鋼鐵工業的勞動生產已停滯了多年，在積重難返的情況下，我深深希望這種新的勞資合作，能有回天之力，不過一時還不容易看出來。

以和諧為墊腳石

　三十年來，外國人常說中華民國的經濟成長是一個奇蹟，但很少人看到我們勞資關係的和諧，實在是這個經濟奇蹟的基礎。在舉世滔滔的情況下，我們相對的維持了勞資和諧，可以說是基於三個因素：其一，是政府扮演了一個公平的中間人的角色。其二，是在國難方殷之際，全民都有同舟共濟的心理，化解了社會中若干對抗的因素。其三，我們的經濟在迅速成長之中，企業界經常感覺勞力供不應求，因此不敢忽視工資上昇的壓力，在這三個因素中，最後的一個因素可說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純經濟的因素。
　但是，有鑒於目前世界性經濟萎縮將有相當的持續性，再加上我們致力於工業昇級的努力，需要大量的資金累積，我們在可預期的未來，不能再期望像過去二十年那樣的經濟成長率。因此，在經濟結構的轉型期，我們特別要重視勞資關係的演變。
　理想的勞資關係，應該是一種和諧而合作的關係，而不是西方社會中以對抗為基礎的關係。一個理想的勞資關係，或許可以用中國的俗語「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來形容。在資方說，一定要想到勞工有權分享利潤；在勞方說，勞工也有義務促進產品和服務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

攜手合作

　與三十年前相比較，今天要創造一個新的就業機會，社會必須付出的投資，何止增加了數十倍，乃致數百倍？這種投資，不限於資方對機器設備的投資，還要包括國家對各級教育的投資，對衛生保健的投資，對基層建設的投資，以至對環境素質的投資。因此，勞資雙方都不能生存在孤立的空間裡。
　反過來說，勞方與資方，都只是整個社會中與其他團體緊密結合、環環相扣的兩個次級集團。資方固然不願因工資過度高漲而影響成本，勞方同樣有義務，不使其工資的成長超過其生產力的成長。另一方面，在自動化的壓力之下，我們將面臨失業的挑戰。失業不僅是勞工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因此，在實行自動化的過程中，我們要同時進行員工的再訓練、再教育，使社會上沒有無用之人。這是一件大工作，政府有責任，業者也有責任，勞工也要全心全力的配合。而這種社會的、心理的變遷是非常重要的，必須內行與外行人聯手去做，才有合理解決的機會。
　如果我們能在十年、二十年之內，為這些根本性的社會調適工作求得答案，就可以說為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理想邁進了一大步。（摘自對「第九屆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之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