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智利訪傅利曼

時間：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十九日
　地點：智利首都一三○里外之維亞城（Vina Del Mar）
　場合：蒙迪佩倫學會（Mont Pelerin Society）拉丁美洲地區年會。

（一）重返智利

　就如半年前在台北一樣，他仍是風采依舊。被一層層的人圍著，他握手、他簽名。談話時，偶爾，他側耳細聽，然後又滔滔不絕。在他親切的微笑中，有一絲傲慢。在他的對答中，從沒有半絲猶豫。他的嘴巴永遠吐出對經濟自由的嚮往與辯護，正如他的身邊永遠有他的妻子（露絲）的支持與照顧。
　––他當然就是傅利曼教授–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學派（在美國通稱為「保守派」（conservative economist））的思想大師。
　當一九七六年他得諾貝爾獎時，由於以前曾替智利的軍政府提供過財經建議，當他去瑞典首都斯得哥爾摩領獎時，還遭遇到其他諾貝爾得主及一些人士的抗議。這次他重回智利，猶如凱旋回鄉，佔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
　智利經過了三年（一九七○年十一月–七三年九月）慘痛的「社會主義實驗」失敗之後，近年來正由「芝加哥學派」的學生們以他的理論–自由貿易、控制貨幣供應量、減少預算赤字、尊重價格功能，在使智利經濟脫胎換骨之中。南美的智利變成了傅利曼自由經濟學說的一個實驗國家。

（二）想起在「圓山」的一次聚會

　如果大家都要戲謔「三個經濟學家就會有四個不同的意見」，那麼智利維亞城的聚會是一個例外。來自自由世界的近三百位經濟學者與社會輿論領袖，在這裡聚會五天，討論如何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如何發揮市場功能與私人誘因。傅利曼不需要多費口舌來說服對方，他的觀點都會受到大家的喝采。也許唯一的遺憾是他令人讚賞的辯才將在這裡無從發揮。
　這使人想起他去年五月七日在圓山大飯店的一次對答。那次宴會由遠東關係企業舉辦，李國鼎先生主持。餐後有「答客問」，其中有三個與他意見稍有不同的問題向他請教。
　一、遠東關係企業總經理徐旭東：「你一直稱讚香港的經濟進步，但是香港是一面反映出了資本主義的最大優點–財富的累積；另一面也反映出資本主義的最大弱點–貧民窟與貧富差距，你如何解釋呢﹖」
　二、行政院政務委員高玉樹：「你稱讚日本經濟奇蹟，你又贊成政府減少干預，但日本經濟快速成長的一個主因，正是由於政府的參與–對輸出的保護與扶植，及對輸入的限制與干預。因此，你的說法需要修正。」
　三、筆者提出：「如果你今天變成了雷根總統的閣員，你能否把傅利曼教授的學說與政見完全付諸實施﹖如果不可能，那麼傅利曼教授是否犯了理想主義的毛病﹖」
　他的答覆可以濃縮為：
　（一）「如果香港不是自由經濟，那麼三十年來新增加的幾百萬人口及難民會更窮困，貧富之間會更懸殊。」
　（二）「日本基本上是一個開放型經濟國家。國內企業界間與國際間的競爭十分強烈。日本人的高生產力是貿易成長的關鍵。政府的一些措施並非是關鍵因素。」
　高玉樹先生並不滿意他的答覆，再度起立表示他的意見，雙方互不相讓，一來一往有十多分鐘，情況十分熱烈。最後在主席李先生的敦促下，雙方「握手言和」。
　（三）「學者應就他的觀點表示意見，接受與否不是他的主要考慮。一個觀點常常要經過若干年後才被接受，因此不要以目前得失論英雄。」

（三）小論天下大事

　在智利五天的開會期中，傅利曼教授當然是大會最受注目的人物。
　十一月十五日晚上大會的第一次酒會中，梁國樹教授夫婦與我，遇到了傅利曼夫婦，他們二次來台，梁氏夫婦都相陪款待。他記性很好，問我：「你們的雜誌辦得怎樣了﹖我的伙伴趙先生（指現任經濟部長）如何﹖」我告訴他：「『天下』極受讀者的支持，銷路很好。」我再補充：「由於你與趙先生的精采辯論，使讀者一開始就對『天下』印象深刻。」他又很幽默地加了一句：「趙先生應當抽空來參加這種會。」
　在以後三次陸陸續續的短談中，我們有以下的對談：
　問：能不能簡單說明一下「蒙迪佩倫學會」創設的經過﹖
　答：二次大戰以後，海耶克教授及其他市場經濟的經濟學者們–包括我在內–倡設這個結社，是受了三方面的影響：一方面覺得在大戰中，納粹與法西斯等獨裁的可怕；另一面戰後各國的經濟復興過程中，又倡導計劃經濟；此外，蘇俄共產主義的蔓延及東歐諸國關入鐵幕，使得我們憂心忡忡。
　一九四八年（我不敢確定年份，可能是一九四七年）我們在瑞士日內瓦附近一個名叫「蒙迪佩倫」的地方聚會，由海耶克教授發起，邀請了近四十位學者–以美、英為主–參加。由於海耶克「奴役之路」一書的受到重視，二個大企業家資助了我們第一次的聚會。我們大家認為：避免到「奴役之路」，就是要提倡市場經濟，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
　（附：我國被邀參加之會員有李國鼎、蔣碩傑、施建生等數位。）

心目中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問：史托克曼（雷根政府下的預算局局長）這幾天正因為向記者講錯了話，受到雷根及大家譴責，並使全國震驚，你認為他這個小伙子（三十五歲）行嗎﹖
　答：上一個禮拜，我與露茜（他夫人）在秘魯訪問，沒有讀到「大西洋月刊」訪問他的原文。讓我直說：他是近年來美國最傑出的一個年輕人。他是我日後心目中的美國總統候選人。
　問：你覺得他有當美國總統的才華﹖
　答：當然，他有。

「供給學派」的減稅還不夠

　問：那麼你認為史托克曼與其他雷根左右手強調的所謂「供給學派」經濟方案如何﹖
　答：「供給學派」是一個被誇大了的名詞。實質上就是以減稅為手段來刺激私人的儲蓄與投資。你知道（他臉上閃出大家熟悉的微笑），我的觀點一向是：減稅以及減少財稅赤字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控制貨幣供給量，穩定物價，去除物價預期上漲的心理。也就是說，只靠減稅是不夠的。

對雷根的經濟政策深具信心

　問：目前美國經濟正式陷入「經濟蕭條」（失業達八％，有八百多萬人），物價膨脹也仍在二位數字邊緣，聯邦政府預算到一九八四年仍無法平衡，一般人民對雷根的經濟方案似乎已經信心動搖。你認為如何﹖
　答：一般人民與從政者一樣的短視–祇看目前，不看將來。經濟上稍有波動，就沈不住氣。讓我告訴你兩點：
　(1)多年來美國人選總統，都是因為總統說好聽話，講人民聽了高興的話。這次美國人民選雷根與以往不一樣。這次人民選雷根是因為他說他自己相信的話，人民歡喜他的實話，所以選了他。
　(2)大家都低估了雷根的能力與決心。很多人以後會驚喜地發現，他有堅持原則的勇氣。
　此外，雷根的經濟改革方案剛剛在十月一日開始，一直到明年中甚至明年底，情況都不會好。但過了這階段，就會有好消息，我對雷根深具信心。

杜賓是第一流的經濟學家

　問：這次諾貝爾獎給凱因斯學派的耶魯大學杜賓教授，你有什麼感想﹖
　答：在我不便公開的、可以得諾貝爾獎的小名單中，他是其中的一位。儘管，我們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不同，提出的經濟政策不同，但把經濟學當成一門不牽涉到價值判斷的學問時（positive economics），他的經濟學養是第一流的。大家要記得，諾貝爾獎不是民意測驗，不需要把這個獎授給最流行的學說。
　問：你是否樂意猜一下，今後誰會得諾貝爾經濟獎﹖
　答：我不便猜（這時，旁邊一位含著煙斗的德國教授說：「我知道，除了密彌敦（傅利曼之名）之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數理上的可能性。」）

法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小逆流

　問：當智利、英國、美國等都在逐漸走向自由經濟時，法國人選了一位社會主義者當總統，並且有四個共產黨員入閣，這使人費解。是否社會主義又有崛起了呢﹖
　答：我不這樣悲觀。法國大選的結果與其說是支持這個社會主義的密特朗，不如說是法國人民不歡喜過去的季斯卡總統。
　法國人民一向追求自由，現在在推行銀行國有，已經問題重重，不出幾年，法國人民一定會向右轉。這是世界走向市場經濟大潮流中的小逆流。
　（事後，我請教一位法國來的學者，他說：「在我們的憲政體制下，密特朗的任期是七年，但據說他心臟有毛病，也許法國人民不要痛苦七年就可改選新總統了。」）

「選擇之自由」有十二種譯本

　問：你與夫人合寫的「選擇之自由」是否使你們不得不接受很多國外演講，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之選擇」﹖
　答：這是我們夫婦合作的結果–精神上與金錢上都有很大收穫。目前已有十二種譯文。（然後他補充一句：「我把台灣三種譯本與中共的譯本只算成一種文字。」）
　問：今後有什麼大的研究或旅行計劃﹖
　答：我們很歡喜加州的生活。我們的時間多被寫作、演講、旅行佔去了。

不歡喜「新聞週刊」的另一位對手

　問：我注意到幾個月前薩孟森教授決定不在新聞週刊上寫文章了。現在改請另一位年青的自由派學者索羅（Lester G. Thurow）（註：見「天下」第四期書評）與你在經濟思想上競爭。你覺得如何﹖（註：多年來，每三週傅薩兩位輪流執筆，傅提倡自由經濟、薩提倡政府干預）
　答：保羅（薩孟森之名）之決定停寫是一件很複雜的事，現在不便說出來。索羅寫的這幾篇文章使我覺得不自在。
　問：是否因為他的地位不如薩孟森，使你不高興呢﹖
　答：倒不是如此。而是因為他寫的不夠週全（Thurow is not thorough）。（他重覆這句話時，發現Thurow與thorough有些押韻而笑出了聲。）
　問：你與你夫人同去中國大陸訪問過，一般的印象如何﹖
　答：露茜會在明天大會中報告她的觀點。你聽了以後就了解為什麼自由經濟的重要。（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廿八日威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