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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愛特蒙、雷芮斯談 — 台灣經濟的抉擇

本期,我們訪問兩位參加台灣經濟發展會議的經濟學家,一位是經濟學家愛特蒙(lrma Adelman)是「韓國奇蹟」的設計人之一,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曾受過納粹的迫害,三十九歲時毅然加入以色列的獨立戰爭,勝利後到美國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而後任教於史坦福大學和馬里蘭大學,並任世界銀行的顧問。 她專長於經濟發展計量分析研究,曾發表過六十篇論文以及「政治、社會及經濟發展」等七本書 雷芮斯(Gustav Ranis),耶魯大學教授,曾是國際發展總署的首席經濟顧問,極有可能贏得諾貝爾經濟獎。 雷芮斯曾在日本、巴西、墨西哥、菲律賓擔任經濟顧問,對我國經濟發展甚有研究,他發表過一百五十篇文章並出版八本書,其中之一是與費景漢、郭婉容著的「台灣成功的故事」。

其他

問:你做過很多關於亞洲經濟的研究,能否做個比較。
 答:亞洲有很多成功的國家,臺灣顯然居領導地位,僅次於日本,南韓似乎仿效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可能結合臺灣與日本模式,都是很成功的例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些亞洲國家的經濟既能成長,財富又能平均分配,我的研究較注重後者。
 貴國能達到成功是由於財富平等、機會平等、增加就業率及生產力等政策,其途徑為土地改革及教育普及,土地改革使得鄉村土地平均分配,能地盡其利。
 如果土地分配不平均,將使土地價格上漲、租費增加,小農受到大農的剝削,最後只好賣掉農地,人口流向都市尋找工作。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孟加拉,在他們準備立國時,我曾建議趕緊制定田租管制及自房自住的法案,但他們沒有足夠的財力和人力,當時農田空地率(landless rate)為一○%,五年後,增加為四○%,這實在很可惜,由這件事使我感覺土地改革的重要,從純經濟觀點來看很重要,更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力量。

馬克斯適用十九世紀

 教育普及在工業革命後尤其重要,因為技術工人和非技術工人的工資相差很多,收入分配不平均,城市和鄉村產生很大的隔閡,鄉村人口流向城市,但是鄉村的人在城市並不能找到適當的工作,浪費了人力。可是臺灣的教育普及使得城市向鄉村吸收的人口,有同樣的教育程度,於是所得平均,達到均富的目的。

 我不認為企業國有化是達到財富平均分配的途徑,所以我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例如蘇俄分配具體物質資本,希望能達到財富平均分配,但是工業革命後,最大的資本賴於「人」,蘇俄人民受教育的機會卻很少,高中和大學之門都很窄。臺灣卻沒有這種情形,依我看,蘇俄只是重新分配了根基於具體物質的財富,這種革命在十九世紀是對的,但不是二十世紀。
 我認為臺灣、日本、韓國經過土地改革,增加生產力,教育普及,增進工業化,這幾國不必經共產主義,達到了更好的效果–經濟高度成長,收入平均分配的模範。
 民國六十一年,我觀察到臺灣農業部門似乎發展到最極限,那時各界充滿了疑雲,不知何去何從。農產品品質下降,關係土地所有權和土地分配等因素,現在,你們朝著農地機械化進行,這是精耕式的農地機械化,並不會影響土地分配的平均。如果你們早做了,把農村人口過早趕向城市,就有失公平的意義,你們的時機算得很好。
 問:你早先提過,臺灣是隨著日本的腳步發展經濟,請問在未來十年中,日本是否繼續為臺灣經濟發展的楷模﹖
 答:我認為某種程度是如此,現在臺灣發生的某些情形和日本一九六○年代末期一樣,例如廉價勞工不再存在,必須改變經濟及產業結構。
 日本人所做的是,開始將勞工部分轉包(subcontract)給世界上其他廉價勞力的國家,臺灣就是其中之一。例如他們要做個收音機,就把電線、電阻、製造圖等運到臺灣,讓這裡的勞工把它們組合起來,再運回日本,做包裝、廣告、促銷等最後階段,他們做的是比較複雜的一部分,技術也因此更上一層樓,使得日本的經濟更有應變的能力。

日本輸出污染

 在石油危機時,他們在富有能源和重要原料的國家,設立合資工廠,例如他們在紐西蘭、澳洲、印尼都設立了鋁廠,這些國家很多美麗的瀑布卻被污染了,但是只要不在日本就好。
 日本政府在外交及經濟投資極力獎勵這類合資公司的成立。例如他們對環境污染的工廠處罰甚嚴,徵重稅,使得石化和化工等嚴重污染的工業移轉到別國。
 問:台灣是否應該學習日本呢﹖
 答:我認為是。
 問:很多人覺得日本做了些並不值得尊敬的事,例如轉移他們不願做的到別的國家,臺灣是否要學呢﹖
 答:當然要看是轉包的是什麼工作﹖我認為應該是勞力密集的工業,例如鞋子、工藝、電子等,你們應該轉到別的有剩餘勞工的國家,因為高工資增加了生產成本,而且轉包也對被轉到的國家有利。
 這種轉包要高度的組織力,不同於在你前院開個加工廠,要經過細密的計劃與執行,挑選適當的國家,我覺得菲律賓是很好的轉包對象,有教育程度不錯的勞動力,但是仍然有剩餘的勞工,工資就相對減低了。
 此外,也可考慮轉包給高度技術國家。五十年代,日本和美國建立合資工廠,他們從中學習,而且學得很快,我相信你們也會,尤其資訊等精密工業,需要深度而整體地學習,有兩種途徑,一種是由你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另一種是付學費,我寧願選擇第二種。
 問:除了轉包給未開發國家或者與高度技術國家合作,台灣有沒有別的可循途徑來學習日本﹖
 答:我對勞工懂得不多,日本的終生僱用制,是主要優點,大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密切,例如三菱,這是雙向的關係,不單是三菱向政府表達企業的需求,政府也向三菱表示官方期望。在大部分國家,我想只是單向關係。
 這種雙向關係使得大企業能夠使國家對國際間的利益作很快的反應。
 問:日本有很多特點,我們沒有的,到底台灣能夠跟日本學到的有多少﹖
 答:有的人會說兩國面積不同,我倒不覺得重要,因為你可轉包給別的國家,整個世界變成你的經濟領土範圍。所以面積狹小不會限制你們的發展。
 文化上,日本確實是從中國學去了很多,有同樣的文化背景、社會關係、家庭背景和衝突管理。有許多共同點。
 問:能否談談台灣的未來選擇﹖
 答:我認為只談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是太狹窄了,例如我前述的轉包,能夠增多你們通路,當你們在制定策略時,應該想到是否能增加未來的選擇,如果限制走那個方向,很可能路就越走越窄了。

能預見問題

 問:可否總括一下台灣經濟的優點和缺點﹖
 答:有彈性、有組織、尊重領導人、能認清時機、有應付困難的決心和能力,這些都是臺灣的長處。大部份國家都在經濟問題發生兩、三年後,例如物價膨脹、失業率達到很高指數後,才開始修正路線,而大部份的修正還是圍著邊緣打轉,不能想到策略性的改變。
 問:通常外國人對台灣經濟前途的信心,比本地人大得多,這是何故﹖
 答:你們看到的是很多問題的聚集,我看到的是如何應付這些問題的能力,我不必身受其苦,只要讀些統計數字,也許心情較輕鬆些。
 問題往往也就是一種信號,能變成改革的動力。政治學家認為在中央集權的國家,領導人不知道這些壓力與問題,因為沒有人敢告訴他,他就無法修正自己的施政。直到重大危機發生時,已經太晚了。如果小的缺點早些發現,以隨時修正,不過同時,也要考慮大規模的策略。
 問:有沒有最後的忠言﹖
 答:繼續努力。
 問:有人說「經濟情況越糟,經濟學家越吃香」。在當今的社會中,這句話是否還適合﹖
 答:吃香還是吃香,人們需求經濟學家的答案有增無減,似乎他們越不能找出正確答案,人們越巴結他們。
 不能找出正確答案的原因是先進國家,甚至全世界的經濟停滯與物價上升同時並存的局面,不能完全為經濟學家了解。往昔,經濟學家只要說政府做某事,就能解決某問題。例如六十年代,總體經濟理論到了頂點,認為政府只要減稅或增稅或用反物價膨脹政策就可解決一切問題。七十年代,失業率和物價膨脹同時上升,經濟學家搔破了頭,也無法解答。
 問:你是否認為太依賴經濟學家預測未來,甚至找出未來應走的方向﹖

經濟學家的挫折感

 答:我並不認為現在人們對經濟學家依賴太重,也不會期望太高;相反地,現階段經濟學家給人的印象也不好,很多人都開經濟學家的玩笑,例如三個經濟學家聚在一起有四個意見,總是在爭辯,永遠找不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我們必須問問看,這是與什麼比較,與誰來比較。很多經濟學家還是非常有能力分析過去的經濟發展,預測未來的情況,因為過去是未來的基石。
 問:你從事經濟發展的研究有三十多年,這一新興的學問有些什麼起落﹖
 答:發展經濟的研究現在進步了很多,這個學問曾被經濟學家輕視過,認為這是區域研究的一種,涉及文化、政治、社會,而不是精確地計量分析。
 這些年來,我們極力創造新理論,使得研究基礎更穩固。再者,三十年前,我們能做的只是(一)區域間的比較研究(cross section):把所有開發中國家的資料分國整理出來,輸送到電腦中比較,再找出結論。因為各國經濟發展,有不同的因素,這種研究並不太精確。另一種是開發國家的歷史,例如研究日本的經濟發展歷史,看現在的開發國家是否有跟隨日本當年的痕跡。
 現在我們卻可連續研究一個開發中國家二、三十年,而且能收集到這段期間的資料,每個國家都能成為個案,再配合理論架構,找出過去各種事態發展間的關係,使我們的研究更為精確,期能預測未來,為決策當局提供建議。
 問:現在,不論是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都極力採取保護主義,覺得這對相互依存的國際經濟是否有很大的災難﹖

保護關稅兩敗俱傷

 答:我非常憂慮,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會兩敗俱傷。另一方面,我認為已開發國家的經濟衰退,從三○年代的教訓中,他們已學到,不能輸出失業,否則是覆巢之下無完卵;我們當然也不能掉以輕心,認為這項趨勢終將過去。美國近年來不管共和黨或民主黨當政,都沒有採取大規模的保護主義,只是在小地方限制一下,這點使我非常安慰。當然如果太多「小的限制」,日積月累也會成為大的創傷。

 問:你來過臺灣這麼多次,你覺得臺灣那個階段的經濟發展最好﹖
 答:我的研究工作注重發展階段,發展最快的是六十年代(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間),但是在五十年代晚期已奠定了基礎,實在很難說,那個階段最好﹖那個階段最壞﹖奇怪的是,每次我和臺灣的人談起,他們總在擔心這個難題,那個難題,事實上臺灣做了很多好的措施來防止一些問題發生。

應有基本信心

 最近,我在智利開會時,智利東看看,西看看,希望能找到一個模範,終於他們找到了–台灣。台灣在開發中國家和經濟學家眼中真的像選美皇后,但是這位選美皇后卻堅持這裡有顆痣,那裡有顆痣,似乎到處都不對勁。這也許是對的,謹慎一點總是好,不過也應該有基本的信心。
 問:這種現象以前是否存在呢﹖
 答:在五○年代末期,人們也憂慮著往那個方向走﹖是否繼續採行保護主義﹖如何發展外貿﹖那時候憂慮的是如何打開已呈衰竭的勞力密集產品的國內市場,就像我的論文裡所說,很多人贊成採取繼續保護政策,因為中國人不太願意改變既有的政策。最後,終於下了決心,將產品推到全世界各地。
 現在,人們也在爭論著,我們是否能負擔得起石化工業﹖是否國營事業應壟斷國內市場﹖我們要進行的事業是否有很多未來的競爭﹖國內和國外的市場是否有需要﹖尤其現在台灣從勞力密集轉到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像台灣這種規模的經濟,首先要考慮這些新興工業有無足夠的競爭,不要採取保護政策,在這個時代裡,政府增加保護或增加干涉,將非常危險。就像日本人所說「飛雁式」的轉變,(因氣候情況不適合從這個階段飛到下個階段),不過這隻雁的翅膀要非常短,才能飛得快。這不是保護政策所能做到的。

 問:雁的翅膀必須很短或者將會很短﹖
 答:必須很短,這是基於實際考慮,怎樣實行呢﹖與其抑制尋求保護的心理,不如真正了解到,在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工業裡,原料和成本必須最低,最後的產品品質必須最好,否則就不能和世界上其他產品競爭,這些都不是保護政策所能做到的。以石化工業來說,有上游和下游,下游如紡織業、合成工業等,都是資本密集和勞力密集的工業,如果石化工業仍繼續支持他們,實在很不經濟。
 現在這裡的人老是談經濟轉型,這種轉型要假以時日,將來貴國可能還會有段時間製造並輸出輕工業產品,不過是比較高級的產品,這些都是其他工業的下游,不能靠長期保護措施而生存。
 其次,貴國應該對進口物資放寬些,如果一味管制,很可能導致別的國家採取連鎖反應,台灣很難承擔得起這種打擊。
 問:在你的論文中指出,台灣經濟發展是跟著日本走,例如現在就和六○年代的日本處境相同。可是我們老是在擔憂,日本似乎有很多我們沒有的優點。你可否比較一下,在我們未來的經濟發展中,那些條件使我們比日本優秀,那些是我們的短處﹖
 答:我覺得從歷史的觀點來談較有意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每個國家都會發生錯誤,重要的是不要犯大錯,大錯小錯是以經濟受傷害的程度上做比較。像台灣現在如犯些錯誤,帶來的經濟上的損害不會像五○年代那麼嚴重。因為你們的經濟基礎已穩固了。
 同樣地,日本在過去也犯過一些錯誤,你們不應模倣今日的日本,而應該看看他們在二次大戰後怎麼做的,避免犯同樣的錯誤,這些錯誤有:

考慮糧食進口

 在二次大戰後開始的全面保護政策,甚至直到現在還普遍存在著,尤其極力保護農業政策,不願進口糧食。不過,我們要考慮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付出昂貴的代價。如果由海外進口糧食,沒有政府的保證收購,部分農田可移作工業用,會使糧食和房地產價格同時下降。撤銷了保護,農業人口逐漸轉向工業,會增加勞工的供給。政府現在在談第二次土地改革,例如農作機械化,耕地合併,但這種改革只有在將農產品價格逐漸下降至國際水準時才能實施。
 我知道你們希望糧食方面能自給自足,以求得安全感,這是政治上的考慮。每個國家都必須權衡輕重。農產品人為的高價格是否影響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競爭的能力,使得工資比實際應得的高,地價是否也高得不合理﹖重要的是持續下去將嚴重減低經濟的效率。所以貴國應視日本為模範,也要從日本的經驗吸取教訓。

 問:你認為我國多久才能達到今天的日本呢﹖十年﹖二十年﹖
 答:倒不是趕上的問題,而是在經濟發展的當中,你們是否能滿足一般人民的需求﹖人民是否覺得一年來生活改善了﹖一般經濟狀況是否比去年好、生活素質是否提高了﹖往昔,趕上差距是個很重要的概念,這實在沒什麼意思。就像是銀行的複利,本金多的人越滾越多,本金少的人永遠無法追上。
 問:日本為什麼在普遍世界經濟不景氣中仍一枝獨秀,你覺得有什麼重要的因素﹖
 答:我覺得他們最聰明的地方是在發展過程中,沒有驟然採取種種極度保護勞工的措施。例如最低工資,強有力的工會等。於是他們在「石油震撼」中,能自動降低工資使他們的產品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這一點歐美,尤其是歐洲必定做不到。

資本主義的尾巴

 問:你最近去了中國大陸一趟,是否能大體講一下你的感想﹖
 答:我今年夏天在中國大陸待了三個半星期,我對私人耕作地印象很深,他們已能在百分之十五的耕地上有私人的作物;也有些合作社、小雜貨商、小飯店、黑市等。除此之外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中國大陸的人力資源非常不錯,只是制度不允許他們表現。他們比喻這些私人操作的事業是「資本主義的尾巴」,卻是條強壯的「尾巴」,如果給予適當的機會,會長得更茁壯。
 目前的改革只是零零星星,不甘不願地,人們也在憂慮政策的搖擺不定。如果不能改變,尾巴仍然是尾巴,永遠也作不了主幹。
 問: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夫人露絲曾作了一次演講(見59頁),講到中國大陸將來走的經濟方向可能是仿效南斯拉夫,你覺得怎樣﹖
 答:我覺得他們更想仿照匈牙利。例如土地經濟改革等措施,至少和我交談的中國人常提到匈牙利如何做,我相信他們朝這個方向走。不過維持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平衡很重要。當然目前改革派是占了上風,在政府及黨方面有些影響力,但不是全面的影響力,不能推展整套的改革,很可能使改革不能完整而未盡成功,看起來就會變成改革派的錯誤,於是走回更嚴格的控制了。所以改革派目前並沒有給予適當的機會,要責怪他們,實在不公平。(楊艾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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