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的第二代

中國鋼鐵公司董事長趙耀東、在最近一次演講裡曾公開指責：「目前許多民營事業仍然保有家族封建式的經營形態，即使股票公開上市的公司，其家族卻分別擔任重要職務。所謂企業家的第二代也起來了，未經歷練，即分別出任艱鉅，使得大眾投資人的信心都失去了。」

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也在一次工商界的談話裡，提出了忠告。他說他常遇到第一代的企業家培植他們的子女、女婿接受良好的教育，做接棒工作。

「這種轉變是自然的，也是合情的，」李政委說，「但企業的不斷擴大，專靠這個辦法就不夠了，所以必須有計劃的培植拔擢非親非友的青年人才。」

家族集團受注目

企業家的第二代受到這樣的矚目，自有原因。即以台塑、裕隆、台南紡織、大同、遠東、新光、台泥、聲寶、太平洋、國泰信託、嘉新水泥、聯華實業和東和鋼鐵等十三家企業集團為例，他們在一九七九年的營業總額已高達一千七百零三億五千八百萬，約佔我國該年國家總生產量的一六％。這些龐大企業的經營狀況與風吹草動會對國家的經濟產生重大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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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上一代多為白手起家，出身貧苦，憑機智、魄力與苦幹赤手空拳的打下了天下。有的抓住了機會，看準了方向，在台灣經濟起飛的同時，創下了各種重、輕工業，像台塑的王永慶、大同的林挺生、遠東的徐有庠、嘉新的張敏鈺及東和的侯金堆。也有許多靠靈活運用資金，及利用土地開發、地產買賣與建築發展成為巨富，像國泰的蔡萬春、亞信的鄭周敏、太平洋的孫法民。

但是企業家的第二代卻也是最稀為人解的一群。一般而言，他們多奉行「人怕出名」的低姿態政策，他們儘量拒絕記者的訪問，他們甚少在公眾場合出現，他們交往的往往局限於固定的小圈圈。

人生目的非賺錢

他們與第一代，往往在言、行、教育程度、看法與做法上都有顯著的不同。他們的生活目標與上一代也常有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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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第一代而言，工作就是他的嗜好，他的目的就是要創造財富，」三十四歲，新光紡織公司總經理吳東賢說。「到第二代，工作就變成了職業，而人生的目的也不只在賺錢，還有許多其他事可做。」

嘉新水泥副董事長張東平也說，或許因為他們生在較富裕的家庭，「錢並不是追求的目標，第二代所希望得到的是社會上的認可，承認他們在努力做事。」

許多企業家的第二代，在接受訪問時都抱怨，他們最感到困擾的，就是社會上總認為他們的任何努力成果都是「父親給的」，他們要不斷的接受社會上的壓力–你有那麼好的背景，怎麼還做不好？

事實上，有那些正確的決定是年輕的第二代獨自所做，有那些是源自父親的協助，有時是無法分辨的，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說，因為「父子親情的關係，上一代總不會眼睜睜的看著你摔倒。」

沒經過嚴厲考驗

正因為上一代總是有形、無形的從旁保護，第二代往往避免了犯重大的錯誤，但同時也缺少了歷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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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的最大的弱點是太過一帆風順，還沒有經過大風大浪，還沒有承受過嚴厲的考驗，」三十九歲的徐旭東說。

不像在非洲瓦突西部落，他舉例說，決定一個人經不經得起考驗是那樣的乾淨俐落–如果你有本事到荒野裡去殺死一隻獅子，你就有資格做戰士，否則你就別回來。

「你時時刻刻處在壓力狀態，甚至有時你會被要求去做一些普通人做不了的事，」他說，「但這種壓力也是刺激進步的最大推動力。」

除了要能達到社會上的期望的壓力之外，許多企業家的第二代也承受家人的期待壓力。

「我常常記得十幾歲時母親說的一句話–你們現在的條件一切都比父親好，你們做任何事，也都要比父親做的好！」嘉新水泥副總經理，二十九歲的張安平說。

他的長兄，四十一歲的張東平，也認為：「永遠有一個對象在那兒，希望去模倣、比較或超越，第二代要負擔相當大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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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父親的壓力，也會波及到女兒的身上，雖然程度較輕。「正因為他對你的期望不那麼大，你更覺得你要證明你自己的能力，」二十六歲，擔任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殷之浩的特別助理的殷琪笑著說。

王永慶的女兒王雪齡也承認父親給她的壓力：「我常覺得再怎麼做也趕不上父親，因為他聰明、想的仔細、又比別人敏感。」

壓力也是激勵

所幸，大多數的第二代都能將壓力轉變為積極的激勵，在工作上求表現。但也有一些在要求嚴苛的父權下，顯得過份軟弱，似乎脫離不了父親龐大身影的籠罩。

一位外國記者曾描述過，他一直忘不了去訪問某大企業集團主持人的情景。在歷時四十幾分鐘的訪問中，從頭到尾都是父親一個人發言，身為總經理的兒子及其他重要幹部都陪坐在側，噤若寒蟬，半途兒子有事要離開接待大廳時，還先遞上一張紙條，徵得父親的同意。「像小學生似的，」他說。

往往父母的企業越大，子女承受壓力的程度也越重。倒是上一代屬於中小企業的，第二代反能發揮的無拘無束，兩代之間反能體諒彼此。

台灣英文雜誌社總經理陳嘉男就認為「沒有代溝這件事。」四十一歲的陳嘉男認為年輕的一代應以體諒的心情去了解上一代的苦心與成就，再研究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去發揚光大，而不應以批評的眼光來數說上一代落伍。

「年輕人應站在替對方著想的方向上去與上一代溝通，」他說，「要使他接受你的看法時，不要用理論，因為老年人不懂理論。要用實例、事實來證明。」　

「黃忠老將」成困擾

年輕人準備接班所面臨的最大的困難是如何應對那一批跟著父親打下江山的「黃忠老將」的問題。

「以前你要叫叔叔、伯伯的，現在要改口稱呼某先生了，」一位第二代感慨的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變了。」

國泰信託集團當今的掌門人，四十一歲的蔡辰男也認為：「小時看我們長大的這些人，要如何用，要如何使他們服從，是最大的困難。」

由於這些人的觀念屬於老一派，蔡辰男說，除了儘量去了解他們外，最容易的解決方法是另組新公司來施展自己的抱負。

蔡辰男認為第一代的人較重感情，常以工作的時間來評判一個人是否工作努力，而不考慮工作的效率與內容。第二代的人則多重理智，重效率及善用資料分析。

「上一代的人喜歡做人情，或許因為出身貧窮，喜歡人家說他對人好，」蔡辰男說：「或許因為我們出身富裕，你說我好也罷，不好也罷，我不在乎。把事做好，有交待最要緊。我想人家對我的批評一定不會很好，因為我不存心作叫大家稱讚的人。」

另起爐灶

也有一些第二代，為了避免和自己的父親因觀念不同而起衝突，選擇了折衷之途，在第一代的資助之下，另起爐灶，成立新的公司。苗豐強，「山東幫」聯華集團主持人苗育秀的兒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學電機及企管的苗豐強，除了擔任聯成石化公司的總經理外，並與幾位朋友創辦了神通電腦公司，發揮自己的興趣與特長。

他已看過太多不幸的例子，他說，不是兒子無法發揮，就是兩代之間搞的極不愉快。雖然第一代把子女從海外召回來時，通常都因為他們需要幫手，但回來後又往往不肯授權，不讓年輕人發揮。

企業家對子女的嚴厲要求，除了成功的企業家多對自己的做法想法充滿信心，多少具有獨斷的性格之外，也出自愛護子女的心理，「唯恐他們被寵壞。」

於是許多企業界的第一代，特地設計出種種的磨練方式，有的甚至限制子女一定要從頭做起，以養成苦幹實幹的習慣。譬如王永慶的兜子王文洋，雖然得了英國的化工博士，也得從基層做起，至今始做到南亞林口廠的課長。亞信的鄭周敏要求他剛自美國唸完大學的女兒鄭麗麗從信託部的業務員當起，而且一樣的有配額要達成，一樣要坐公共汽車「推展業務。」

鄭莉莉的姐姐，環亞大飯店董事長鄭綿綿解釋說：「唯有從低階層做起你才能清楚的了解事務，然後你在做決定的時候才會快。」

第一個到達辦公室

鄭綿綿自從高中畢業後，就在馬尼拉她父親的公司裡，自祕書、簿記工作做起，這也養成了她「真正喜歡看財務報表」的習慣。她強調「董事長並不是好當的，」她必須每早八點半前第一個到達工地的辦公室，以樹立好的榜樣。

由於上一代的耳提面命，一些第二代的生活遠比外界想像的要簡樸。遠東的徐旭東就說他沒有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他的座車也並不是最新流線型的轎車。

「許多比我沒錢的人要過的比我闊的多，」他說，「但我覺得這種儒家的節儉思想還是不錯的。」

聯合報關係企業董事長王愓吾的女兒，民生報發行人王效蘭，在半夜二、三點下班時，不忘到處隨手關燈；王永慶的女兒王雪齡，通常招待客人的方式是到台塑地下室的餐廳請吃客飯；嘉新水泥的張安平至今還沒有一間獨用的辦公室。

工作時間長

與一般人心目中的想像相反，大部份的第二代都相當努力的工作。他們日常工作往往是從一大早的早餐會報開始，有的一直延續到晚上七點，加上經常的應酬或加班，回到家時，已快十點。

除了事業上的工作要求，對家庭的責任外，社交活動與人際關係也佔據了許多時間與精力。但是他們認為在注重面子的中國社會裡，人際關係的交往是必須的，否則許多事就辦不通了。

「我們常常處於身心透支的狀況，」一位第二代嘆著氣說：「也可以說我們是背著錢的十字架在做事情。」

徐旭東說，許多年輕企業家往往把時間花在「如何去多賺一億元，」不僅縮減了與家人共處的時間，也使自我求進步的機會，大打折扣。

「最不幸的是我們每天付出的太多，而能吸收求進步的時間太少，」他說。

許多第二代也對自己的父親充滿了欽佩之情，常自嘆不如。上一代對工作的全部投入的熱誠，因企業成功而帶來的「天下沒難事」的堅決信念，遇到困境的堅忍與持久，以及用人之道，往往使第二代深感望塵莫及。

「因為經驗的關係，第二代的判斷沒有第一代那麼精明，」國際電氣總經理洪敏隆說，「沒有第一代設想的那麼周密。」

蔡辰男也說：「薑當然老的辣。」

或許是第一代自感受教育不夠的補償心理，有些第二代在十幾歲的時候就被送往國外上中學，大多則從大學或研究院唸起，許多第二代因而具備了優異的外語能力，有些說起英文或日文來，甚至比中文還流利。

由於第二代多半在海外居留過一段時期，書唸的也不錯，一些批評的人指責他們盲目的將外國的一套搬來台灣，而未曾考慮國情、民情的不同。

對於這種批評，有的第一代認為很公允–的確是有人把美國企管的教科書、個案研究原封不動的拿來應用；但也有些辯護說，這種指責不合理，因國內與國外的制度、習慣不同，若不就地修正，國外那一套根本無法施用。

「形勝於質」

也有人批評第二代華而不實，僅善於在外表、形式上努力，而並不見得真正學到了精神。「他們往往形勝於質，」一位認識許多第二代的學者說。

另一泛指的批評是許多第二代太過現實、驕傲及對人小氣，不如第一代能禮賢下士；也有些人指責他們自限於自己的社交圈，與一般大眾隔離，對於社會因為缺乏瞭解，所以關心的程度不夠。

對這類批評，多數的第二代都認為他們或多或少的有這些缺點，只是程度不像外界所傳的那麼嚴重。但也有些認為這樣的說法太過偏頗。

東和鋼鐵總經理侯貞雄認為，多數的第二代往往比第一代更能體會到對社會的責任。

「事實上，他們多體認到自己只不過是社會上的小齒輪，」他說：「他們注重團隊精神、組識與系統，他們了解只有當企業對社會有貢獻時，才能日新又新，繼續延續。」

嘉新水泥的張安平也指出，無論說是責任感也好，或是為了企業的成長與運轉的平穩，第二代經常會考慮到生態污染的問題，考慮到會不會損害別人的問題。

帶來新觀念

第二代，由於年輕、衝勁大、學歷高、吸收力強，有些也為企業界引進了一些新觀念及新作法。他們比較注重研究與發展。譬如神通電腦去年就花了四千萬元的研究經費，約佔營業額的一○％。他們對屬下授權比較徹底，也比較肯在人力上投資，注重幹部的培養。

「我們不僅注重自己的前途，也要為年輕同仁的前途著想，」張安平說。「我們要提供環境，使他們也能成長，也能分享。歸根究底，一個公司能成長多快，要看主要幹部成長的有多快。」

由於第二代的優異外語能力，對國外事務的了解，他們也擔負起日益增多的國民外交，設限談判的任務，在國際會議上已逐漸嶄露頭角。也由於他們對國外民情的了解，他們年輕氣盛，與外國人交往時也多能據理力爭。

國際電氣總經理洪敏隆說，在與外國人交涉時，要把持原則，站在雙方有利的基礎上，「該爭的就爭。」

神通的苗豐強也認為：「在國外，太謙虛了會被人看不起。對外國人，該攻擊時就攻擊。」

有些第二代強調，正因為他們在國外受過教育，看到國外的發展，他們更希望中華民國能在國際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們的眼界不同，」張安平說：「我們往前看，我們不只看今天會怎麼樣，也要看未來，我們對未來比較有計劃。我們不但在國內，在國外也要證明自己，因為我們不能再閉關自守，我們要在國際上競爭，不再跟菲律賓那些國家較量，我們競爭的對象將是日本、或是歐洲。」

這份豪氣、認識與自我期許毋寧是值得讚賞的。

但這些年輕的第二代是否能承擔這艱鉅任務所帶來的壓力？他們有沒有毅力去負荷這千金重擔？他們有沒有能力跑得比上一代更穩、更快？

這些問題只有時間才能解答。　

苗豐強的七個目標

企業家的第二代，對工作的看法，對生活的期望與第一代有很大的差異。神通公司董事長苗豐強的看法是其中一個代表。他認為工作應追求七個目標：

       1.樂趣（Pleasure）：要能享受工作的樂趣。
　　2.聲望（Prestige）：工作應帶來聲望，應以自己的工作為傲。
　　3.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無論巨細，凡事要有敬業精神。
　　4.十全十美（Perfection）；工作應求至善至美，切忌馬馬虎虎。
　　5.長期計劃（Planning）：工作要注重計劃，預定目標。
　　6.成績表現（Performance）：工作應求成績表現，達成預期目標。
　　7.利潤（Profit）：為求事業的持續發展，應有利潤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