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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充滿操作空間，但世界大學排名毫不可取嗎？
「大學排名其實就是瞎子摸象，每個Ranker都摸到大學的一塊，」黃慕萱不但研究排名、自己也推出排名「NTU Ranking」，「像是哈佛、史丹佛那樣有口皆碑的大學，怎麼摸都是好的，其他沒那麼全面的大學，當然會在不同指標下呈現不同名次，但不代表它們表現差。」
她建議，各校以「健康檢查」的態度來看待排名，如果多個排名都倒退，也許是一個警訊，釐清後能對症下藥。
從重視研究變成炒作研究
然而，放到台灣績效主義的脈絡下，就沒這麼簡單。
大學排名不僅受主觀的問卷調查、自行填報的資料真偽影響，客觀的數字如論文數與引用率也有操作空間。黃政傑指出，「像是學校一個團隊十幾個人，可能分別都在做同類的計劃，你的計劃引用我的、我的計劃引用你的，引用數自然就能衝高。」
清大機械系退休教授彭明輝，長期針砭大學排名與研究獎勵議題，他批評，「機械系開發第一個程式是最難的，但很多教授開發了一個，就用同一套方法再去做其他元素，學校風氣從重視研究變成炒作研究。」
綜觀頂大時期，追求論文量、SCI與SSCI、被引用率，原本意在鼓勵教授加強研究能量，能與國際競爭，確實也將台灣學術水準帶往更上一層。但當這些量化指標與學術實力畫上等號，遂成為腐敗的根源。
理工科更常呈現「福特式」生產論文的弔詭模式，意即以教授為首，率領整個實驗室，以同一主題反覆量產大同小異、創新程度低的論文。
砸錢買招牌！名人掛名卻不見人影
過去幾年，國人不斷為學術圈的倫理醜聞感到震驚，賠上的不只是幾名重量級人物的生涯，更是台灣高教的整體素質。
在國家政策、獎勵制度的交互作用下，重量不重質的風氣更難以除去。國內部份學校為了衝排名，廣從國外延攬「高被引學者」，雖然優質的高被引學者也許真能促進學校的研究動能，但倘若只是掛名或研究主題與該校經營領域關係甚遠，那麼砸錢買「招牌」，對大學來說不過是招生壓力下的另一種手段。黃政傑透露，「確實曾聽過這樣的事情，名字來、人沒來。」
另外，長期追求排名與SCI和SSCI的台灣，產生更深遠的後遺症：本土研究的匱乏與斷裂。
由於排名看重以英文發表的國際期刊，理工醫農領域產製論文的速度也較吃香，導致大學趨之若鶩，「這幾年對本土人文社會科學議題的重視程度逐漸下降，這些議題未必都能與國際接軌，但你說它們不重要嗎？」成大研發處助理研究教授薛家明質問。
深耕計劃轉向，風氣卻沒變？
10年的實驗時間，政府也察覺追求排名的荒謬，800億的深耕計劃在去年轉向。教育部高教司科長宋文倩表示，「深耕計劃重視的是學生的學習、老師的教學，以及學校跟在地的連結。目標已經不在世界大學的排名，」她提到，目前收到的大學申請計劃書，都沒有明列以追求國際排名為目標，而是以永續發展為主。
雖然教育部政策力挽狂瀾，然而科技部和多數大學仍未跟上腳步。多數學校的研發處還是有負責大學排名的單位，除了長年累積的風氣以外，過去各校因應政策而訂定的KPI，如教師升等、獎金等制度，也還沒搭上轉向的列車。
黃政傑表示，「過去對老師的獎勵跟規範已經根深蒂固，發表論文在特定期刊會給幾萬元獎金，在許多校內制度都沒有改。」國發會、科技部針對論文的獎勵制度，也仍照舊運行。
在國際交流一年比一年頻繁的趨勢下，台灣的大學要擺脫3大商業機構排名，只會更加困難。不僅頂大面臨世界級競爭，私立學校在少子化下，無不致力尋求外籍生這根新支柱，「國際學生看哪些事情？他首先會google一間大學，所以維持排名還是很重要，」曾繁根說。
中央大學校長周景揚則認為，國際班做得好，學生自然會口耳相傳，就不用受排名制約，「我們長期耕耘越南、印尼，學長姊回去都會和學弟妹說，來中大C/P值高，這比花錢衝排名有效。」
廖慶榮也說，台科大拚國際生是因為打從心底認同這是未來趨勢，而非目標排名，這樣的心態才不會陷入迷思中。
不受排名制約，高教如何衡量競爭力？
不陷入盲目的競逐遊戲，最重要的是學校須釐清自己的定位。如果一所學校走應用路線，就不該看重研究佔比太高的排名；如果一所學校以人文社科領域著稱，也不應執著在3大公司推出的主排名，關注度較低的「領域排名」反而有更大的參考價值。
「衡量一所大學的績效是需要的，但我們真的需要排名嗎？成大目前也在思考這件事，我們不想一直被排名牽著走，」薛家明表示，教育部在4年前補助各大學成立校務研究（Institution Research）中心，鼓勵各校針對自己的狀況進行研究，並做出本質上的改變，是一個可行的方向。
「成大最近IR的研究方向，是從教師的研究表現來看學校未來的發展策略，」薛家明提到，有些學校的IR則聚焦在學生的學習成就表現、對弱勢生的補助是否有效、招生問題改進幅度上，這些衡量偏向客製化、解決實際問題，不像大學排名機構使用同一個標準。
追求學校定位不僅找出自己的特色，也可以尋求外援。清大的做法，是找出「標竿學校」。「我們參考某學校的5個宗旨，它的辦學方向是我們認同的，這樣來比才有意義，」曾繁根說。
過去台灣學校較不注重的USR（大學社會責任），清大也挑選國外將USR經營得好的學校，「這些學校的社會關懷，跟當地連結是很深的，我們參考它們的社區營造成果，就會有簡單的指標出來。」
高教工會秘書長陳政亮舉更直白的方法，「我們常說政大是一所好學校，你覺得它為什麼好？」人文社會為發展主軸的政大，在國際排名中自然較台、清、交、成等以理工科系為主的學校遜色，「但你不會覺得政大很差，會有印象它的商科、傳播科系、法律科系好像還不錯。」
陳政亮認為，這個「印象」就是新的KPI訂定法則，「人們之所以對這些科系有印象，可能是它們培養出的人才在業界表現佳、學術水準高，或做出領域中很前瞻的規劃。無論什麼原因，各校自己一定最清楚，從這個方向倒推回去衡量辦學績效，遠優於追求不適合的共同指標。」
在國際上，也有衡量大學價值的新浪潮。聯合國大會在2015年通過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是針對全球社會、環境、經濟、教育等面向所訂定的計劃，其中包含17個目標，受到各國廣泛重視。台灣高教深耕計劃的走向，與SDG的目標更靠近。
當這項更進步的指標出現後，排名機構THE今年也推出SDGs大學排名，改以一所學校在永續發展目標上投入的程度來排序——但這到底適不適合拿來「排名」，又是另一回事。
別只在公布排名時，才關心高教
自古以來，人類總想知道自己的定位與目標，從而產生各式各樣的評價活動，是件自然的事。只是在資本邏輯運作的世界中，專擅排名的企業掌控了話語權，一所大學，甚至是一個國家要能不受它的約制，找到更合適並且廣為接受的評判標準，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更不容易。
但當參透主流排名公司設下的遊戲規則，要投入到什麼地步，台灣還是能做出自己的選擇。
我們可以輕易被商業機構印製出的一張張的成績單麻痺，總在排名公布的時候才關心高教表現，也可以捲起袖子找出更符合自己價值的多種衡量指標。屆時，我們在意的不再僅僅是百大有沒有台灣學校的身影，而是從一間間大學裡走出來的學子們，能將台灣帶往何方。（責任編輯：李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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