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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招牌銀髮，南方口音的普通話，美籍華裔的知名中國專家裴敏欣現身台北，距離他第一次來台灣已經將近30年。這位任教於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政治學教授，是1988年第一批訪台的中國青年學者。當時台灣剛解嚴、兩岸初開放，同時受第三波民主浪潮影響，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裴敏欣1957年出生上海，經歷過70年代文革的瘋狂，和80年代改革開放的巨變，是西方學界研究中共體制和中國民主轉型的佼佼者。他近日應龍應台基金會之邀來到台灣，在「思沙龍」講座談「當經濟往前、政治往後──對中國40年政治轉型的反思」，也帶來首部中文譯作《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China's Crony Capitalism: The Dynamics of Regime Decay）。
從中國人到美國人
不同於西方自由世界學者對於「共產極權體制」的抽象理解，裴敏欣在中國近30年的成長經驗，使他對中共的強韌與脆弱有深刻的認識。
1978年改革開放，隨後而來的1980年代，是中共思想控制最寬鬆的黃金時期。那是北大有民主牆的年代，由於經濟改革需要，鄧小平積極向西方取經，再加上隔年中美建交的重大突破，在親美的時代氣氛下，裴敏欣成了第一批赴美的中國留學生。
1984年離開中國時，裴敏欣己經27歲。由於在大學時主修英文，他先去匹茲堡大學讀文學藝術創作碩士，卻很快發現時下流行的文化研究離中國現實太過遙遠，而決定轉政治學。當時，他以為學成可以回國當個政治學者，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
裴敏欣對當時的震撼與憤怒記憶猶新，海外中國留學生都沸騰了。他十分投入遊行、連署、捐款等活動，也因為英語流利，成了經常受訪、甚至到美國國會聽證的公眾人物。他明白自己回不去中國，很快就決定留在美國，立志成為頂尖的中國研究學者，並在1991年拿到哈佛政治學博士，1999年成為美國公民。
「六四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今後該怎麼辦？1989年之後，基本上是中國政府給你做了決定，你就回不去了，」裴敏欣說。
經濟改革，卻無法政治改革
回不去的，還有中國民主化的契機。裴敏欣這代中國人不斷盼望經濟改革可以帶來政治改革，卻一次次幻滅。
一般認為，1989年是中國政治改革的重大挫折，但裴敏欣回想，1986年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遇到挫折，曾讓總書記胡耀邦組團隊討論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當時民風漸起，1987年胡耀邦被鄧小平認為壓制學生運動不力而遭撤職，中國錯過了最重要的民主轉型機運。
也因此，中國民主轉型和共產體制成了窮盡一生的問題意識。裴敏欣20年來的三本著作，可說是他的「中國三部曲」，看得出時代對其思想轉進的影響。
1994年他出版第一本著作《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承襲老師杭廷頓思想和冷戰結束的氣氛，裴敏欣當時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必然推動政治進步的路徑感到樂觀。
90年代中期，他受到政治經濟學分支的「制度經濟學」影響，開始轉向體制研究。他發現，掌握國家權力的少數政治菁英，從源頭設計對自己有利的政經體制，來掠奪社會及國家資源、最大化自身利益，這種發展型威權政黨的侷限，將成為民主轉型的陷阱。2006年出版的《中國的轉型陷阱：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便是裴敏欣悲觀的開始。
「鄧小平只是要過河，沒有政治改革的目標，」裴敏欣發現，鄧小平因文革讓共產黨合法性出現重大危機而要救黨，也因此改革到黨可以續命的程度，就停了下來，「往前走風險太高，但又不能倒退。不完全改革對共產黨最有利，但停滯不前也讓中國轉型掉入陷阱。」
第二本書的研究過程中，裴敏欣也發現中國自90年代開始，有如粽子串的腐敗「窩案」一一浮現。2013年初他想法成熟，開始有系統地尋找公開案例做研究，也適逢習近平上任的打貪行動，多了更多材料。他透過260個案例分類和剖析，花兩年半寫完的《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讓讀者得以一窺中國官員貪腐機制的神祕運作。
然而《出賣中國》以微觀視角來看一黨專制政權實行現代化的惡果，也讓裴敏欣更為悲觀，「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根深蒂固，中國社會成了金錢邏輯、沒有自由民主的社會經濟基礎，即使共產黨離開歷史舞台，中國要建立健康的政治體制都很困難。」
美國身分讓裴敏欣能避免政治壓力，潛心研究。然而，久居他鄉，要如何準確掌握中國社會脈動，確保自己的研究不離地？
「如果離中國近，可以實地調查，但中國實際也是個封閉社會，你見不到官員，他也不會說實話，作為研究者也需要妥協，」裴敏欣認為，距離再加上比較研究，境外學者有時更能抽離情緒、就事論事。相較於中國內部的民主派學者，裴敏欣少了悲情，而多了實證的理性。
中國是否可能民主？
去年三月，他與中國模式擁護者李世默辯論。相較於李世默外放豐富的肢體語言、手上有備而來的資料為一黨專政優越性辯護，裴敏欣一派內斂，多數時間專注傾聽，回應時不疾不徐。
中國是否可能民主？這個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沒間斷的大哉問，裴敏欣的回答是：短期悲觀，長期審慎樂觀。
「這是很重要也很困難的問題。一個國家菁英和人民要選擇另一個政治體制，必須要有兩個條件同時存在，」裴敏欣認為，其中一個條件是現有體制出現不可調和的矛盾，讓大部分人受害；另一個則是必須要有運行良好的替代模式，譬如西方民主的成功。但過去和中國模式形成競爭的西方民主，在近年出現危機，「目前看來，兩個條件皆不存在。」
然而，師承杭廷頓、曾相信經濟發展必能帶來民主轉型的現代化樂觀主義者，在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卻不見政治改革跡象的今日，又如何重新看待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關係？
裴敏欣同意，短期看來，經濟發展對中共統治有穩定效果，也讓這個列寧式政黨的黨國體制，估計擁有約8、9兆美元的國有資產。驚人的經濟支援，使中共得以發展最先進科技來控制社會。而19世紀中國歷史的屈辱記憶，讓「中國夢」成了中共新的統治合法性來源。
但他也認為，根據各國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的比較研究，除非是單一產業的產油國家，一個多元經濟體很難長久維持一黨專政，而中國2014年的人均收入12000美元左右，已經接近轉型上限。
他同意另一位美國知名的中國研究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看法：為了生存，獨裁者的戰術會與時俱進，中共威權政體有其韌性。但裴敏欣依舊相信，大環境的土壤不在，再好的戰術也沒有用。
「東德和前蘇聯有世界上最厲害的秘密警察，但為何消失了？因為冷戰結束後的大環境結束了。只要是少數人控制多數人的政權，統治缺乏程序合法性，就有先天的脆弱性。」
裴敏欣的客觀來自於距離，他對於中國政治轉型的短期前景悲觀，但內心深處的不願放棄，更像是一個中國知識份子的先天情懷。
「如果內部的政治菁英懂得學習台灣經驗，由上而下地政治改革，是最理想的參照，」裴敏欣說。（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