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昇平座一天演兩場戲（下午、晚上），最興盛時期全月演出滿檔的歌仔戲或新劇，此種盛況一直延續到戰後初期。昇平座戰後改名稱為「昇平戲院」，並於民國40年改建成鋼筋混凝土建築，可容納近千人。建築樣式採東西合璧，正面屬現代式風格，亦夾有橫線花紋，正上方窗戶亦有中東回教色彩，十分別緻，而其售票房，猶如鐵窗，售票口特別窄小，僅容許三根手指接取戲票，門口邊的海報欄櫃窗也特別狹小，小孩要看白戲不是容易的事。
但40、50年代的電影院，許多人聽不懂華語、英語，也看不懂中文字幕，因此戲院會聘請「辯士」在現場，將劇情口譯成方言，方便觀眾欣賞電影。辯士經常一人扮演所有角色，聲音會依角色的性別、年齡的差異而變化，就像是一位全方位的超級配音員，辯士也會隨著劇情的發展加油添醋、擴大張力，讓電影更加引人入勝。 而他們對於沒進過戲院的民眾來說，總有一股神祕色彩，尤其會有一種崇拜。
30 年代是上海電影蓬勃發展的時期，阮玲玉更是當時最重要的女明星。《桃花泣血記》 1931 年風靡上海後隔年就來到了台灣。當時電影仍是默片，更有許多觀眾看不懂字幕，因此便有了電影「辯士」一職，負責在影院現場搭配伴奏樂隊為觀眾「講解」電影。辯士並不只是敘述電影而已，常常還得負責替角色配音，再加上各種本領讓電影「更好看」。當時台灣知名辯士詹天馬不但薪酬優渥、盛名遠播，甚至有些觀眾進電影院是為了辯士之名而來，電影本體倒是其次了。
《桃花泣血記》來到台灣後，片商考慮到文化有一定的隔閡，如何讓這部電影更貼近台灣觀眾呢？他們便想到請詹天馬依據電影本事以台灣民間傳統歌謠的「七字仔」形式寫成同名台語主題曲《桃花泣血記》，由台灣第一個流行樂歌手純純演唱。電影中跨越階級的戀情不只是高富帥與平凡女的故事，也正迎合當時婚戀革命的新時代氛圍，歌曲與電影遂同時走紅。
電影辯士有一點像是現在的卡通或是韓劇的配音員，不同的是，電影辯士要詮釋幾十位演員的聲音、甚至還要呈現三、五個不同角色吵架時的不同聲音。當年沒有麥克風或是喇叭，電影辯士一個人就要撐完一部兩個小時的電影，最困難的是，電影辯士的旁白是無法NG重來，畫面一幕接著一幕轉動，即使說錯了也要硬著頭皮繼續說下去。
但到了1980年代，昇平戲院關門，歷經颱風吹垮屋頂，開始荒廢。昇平不再、繁華褪色，隱約彈奏著落寞的悲歌，往昔的歌舞昇平，亦隨之走入歷史。現今大都會影城密布，有人卻重新尋找老戲院，不只想守護屬於共同記憶的文化資產，也希望讓老戲院在各地區，重新擔任情感的凝聚空間，只是台灣的老戲院紛紛被拆除，其中建造於日本時代的老戲院，已經留存不多，尤其當時代的辯士繁華，已不是年輕人的記憶，那些時代的好風光，我們該沈思的是該要怎麼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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