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隨手一指，指向坐在他對面的人。他口中的洪主任來自澎湖，30年前靠著聯考考上台大中文系，年紀約五、六十歲的兩個人，眼神堅定地告訴我，考試（指考）是最公平的，即使台大的學生超過一半來自雙北，七成五來自中北部。但考試真的公平嗎？
事實是那個他以為考試公平的時代已過去了，就像陳水扁傳奇也早就翻頁了。《天下雜誌》最新一期封面故事「繁星十年翻轉大學路—誰有資格上台大」，我們特別以台灣大學為例，分析台大學生組成來說明繁星計畫上路十年，對台大和整個社會、尤其是升學路徑造成的影響。
在採訪過程中，我們很訝異發現，即使台大經濟系教授駱明慶在2000年所做研究《誰是台大學生》，以科學數據佐證當年台大的學生中，有將近六成來自台北縣市，住在大安區的18歲孩子上台大的機率是台東學生的31倍，大家還是相信「考試（入學）才是最公平的」。
這樣的數據，難道不會令人起疑嗎？心中不會有一絲絲疑慮嗎？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曾經生動地描述這樣的數字，「大安區的學校每所都有游泳池，」從龍安國小、金華國中等等，他順手比劃了一圈，「我從台大出發沿著學校游泳池游，足足可以繞大安區一圈。」聽來令人忍不住發笑，腦海中浮現哆啦Ａ夢的「任意門」任人隨意穿梭，但他的話某種程度卻點出台灣教育長期存在的城鄉資源落差。
過去聯考之所以公平，之所以能促進階級流動，在於那是一個貧富相對較均等的時代，變動也不那麼劇烈，大家所擁有的資源落差不會太大。
「我是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小孩，第一次出國是二十歲，大家差別不會太大，」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比較不同世代差異，「但現在的中產階級的孩子可能二歲就出國、寒暑假都在國外參加營隊。」因為資源多寡，以致父母所能投注在孩子教育也產生非常大的落差。
但很多人仍憑著過去的生活經驗，始終相信「考試最公平」。這讓我想起紐西蘭漫畫家Toby Morris的作品「On a Plate」（一盤之間的貧富差距）。故事中的理查家境不錯，父母為他付出一切，供他上頂尖學校、資源多、同學程度都不錯，畢業後透過父親人脈找到工作，最後他認為成功都是他自己掙來的。
另一位主角寶拉家境不太好，爸媽兼兩份工作才能養家，對她期望不高，寶拉上的學校一個班有太多學生、學校經費也不足，而她工作的疲累不堪卻都在還債，最後她懂得知足了，找了份服務生的工作。寶拉和理查在宴會中相遇，兩人隔著一個盤子，卻承載了貧與富的不同人生寫照。
事實是考試考出來的分數，每一分的背後都有太多意義，輕重也不相同，而多數人只追求分與分之間的「等值」，於是看到48級分也能上台大，自然引起一陣撻伐聲浪。
藍佩嘉認為這樣的現象，源自社會長期以分數作為肯定人的價值的單一標準，從小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中浮浮沈沈，內化成為價值觀，當有人破壞這樣的規則，「他們會懷疑你怎麼可以把我的存在價值變低？」她說，這就是長期以單一分數判斷人的後遺症。
駱明慶每次在學期一開始，面對台下的大一新生，他的第一句話是「恭喜你，進入台大你就賺了168萬元。」因為學雜費收入佔台大經費來源不過一成一到一成二，以學生每學年所繳交學雜費約五萬元，經過換算在大學四年內每個學生從政府來的補貼就有168萬元，而政府的錢就是從全體納稅人的錢而來。
當我們問「誰有資格上台大？」這絕不是挑釁任何學校或任何人，我們想要呈現的是升學制度要有更多元價值的思考，而不是只尋求「簡易公平」的指標。當連被認為是貴族學校的史丹佛大學，都可以在招生時強調區域和種族平衡，拿納稅人錢的台大，能不能引入更進步的思想，發揮「領頭羊」的角色？
以目前台大堅持釋出招生名額10％供繁星管道入學為底線，以及20個名額的希望計畫（針對弱勢族群），相對於其他學校，台大真的還可以做更多。
● 更多內容，請見天下雜誌 602期《誰有資格上台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