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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開春，一個北極振盪的媒體季節，尤其英倫三島。
首先，夙負聲譽的《獨立報》決定停印紙本，完全網路化，約八十到一百名記者將遭資遣；其次，不斷縮編的BBC，大英帝國94歲的媒體航母，決定裁撤廣播與電視部門，組織再造以因應數位挑戰；李嘉誠旗下Three電信，在英國打算標榜「手機用戶上網，自動過濾一切廣告」，引發媒體激烈反彈。
我們早已知道，這是一個劇變的時代，像是預先寫好的驚悚片劇本，只不過，結局很難猜測。
據統計，與1990年代相比，英國報社記者職位已蒸發了1/3、美國只剩下一半。身處風暴中心，新聞記者不免陷入焦慮、懷疑：這一行還值得嗎？新聞工作的意義在哪裡？或者直接問：記者還能改變世界，促進公共利益嗎？
關於這問題，有個難以忽視的例子。
美國伊利諾州有家小報社《貝拉維爾民主新聞（Belleville News-Democrat ）》，平日發行量不過3萬2000份。有天，編輯部接到一通老奶奶的電話，她控訴，14歲孫女半年前遭集體性侵，他們報案後，司法機關不曾逮捕任何人，更別提起訴定罪。
於是，該報兩名記者鮑拉茲克（George Pawlaczyk）與韓絲多佛（Beth Hundsdorfer ）深入調閱刑案資料，前後花了三年，追蹤伊州南部32郡的文件，驚訝發現檢警吃案、草率簽結的情況非常嚴重。他們往回追溯，2005 到2013年間，即使95%的性攻擊案被害人能指認嫌犯，但70%的案件從未進入法庭程序。
兩名記者為了確切掌握事件嚴重性，總共開了3500英里的車程，克服各地法院抗拒、老舊電腦當機、陳年檔案塵封、警方編造報告、取得被害人信任等障礙，檢視超過一千起案件，每一郡的資料至少厚達一兩百頁，而且大多未上網。
最後，他們將調查結果寫成系列報導，沒有眩目的資訊圖表，沒有刺激的互動遊戲，只有訪談，調查，釐清數據，爬梳問題根源，讓檢調警方人力不足、怠惰因循，通通攤在陽光下。
報導曝光後，伊利諾州檢察總長下令組成專案小組，專職追查性攻擊案件；境內至少兩郡指派專責檢察官，負責受理性侵案；光是《貝拉維爾民主新聞》報社所在的聖克萊兒郡，就收到聯邦提撥近兩百萬美元預算，專款用於偵查家暴及性侵案件。
元月底，鮑拉茲克與韓絲多佛擊敗美國版《衛報》等堅強對手，獲得一項重要社會新聞獎；早在2010年，他們就因揭發伊利諾州的獄政弊端，得到此一殊榮。
事實上，這對拍檔合作已16年，鮑拉茲克專職調查報導，韓絲多佛兼跑司法路線，他們平日還要輪值供稿，有時等到下班後，再開車150英里進行採訪。3年內，他們花了14個工作月，依《資訊自由法》發出一百多次需求，翻轉政府機關的抗拒心態，才完成系列報導。
真實故事講完了，接著，是現實的撞擊與挑戰。
媒體產業專欄作家達特（ Ken Doctor）撰文認為，未來能健康存活的媒體有兩種，一是快速崛起、攫取全球性流量的原生網站，例如BuzzFeed、Vox、Vice；一是順利數位化轉型的大型傳統媒體，例如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BBC、衛報、日經／金融時報等等，他估計整個英語世界，「只有一打左右」。至於中小型地方報紙，未來處境最艱難，將被列入「瀕危名單」。
換言之，創立於1858年，曾被評選為「全美最佳十大報紙」的《貝拉維爾民主新聞》，也在「瀕危名單」中。
《洛杉磯時報》前資深副總裁、現任南加大新聞系主任米萊（Nicco Mele），最近也在一場演講中預言，未來三年的報業景氣，若像過去三年一樣慘淡，「全美排名前50的地方報，1/3到半數將宣告倒閉」。
眾所周知，當前最大問題在於，新聞媒體的資訊渠道功能，已被網路平台取代。臉書、Google、YouTube等科技巨頭幾乎不生產內容，但他們囊括絕大部分數位廣告；新聞媒體產出具公眾影響力的內容，卻無法從中盈利，就像消費者花十塊錢購物，八元進入通路業者的口袋，生產者只分得兩元。
然後，掌握資訊通路的網路平台，將賺來的錢投入鞏固地盤，臉書對所有媒體開放「文章快手」功能、Google投資讓新聞搜尋的載入速度更快，都在強化己身優勢；Three等電信商進一步展示權力：身為資訊中間人，他們能藉由削弱生產源頭，作為自己的行銷利基。
哥倫比亞大學「數位新聞中心」總監貝爾（Emily Bell）在《衛報》撰文指出，當前的遊戲規則，正迫使新聞生產者不只放棄紙本，甚至可能放棄網站，直接為各種數位平台打造內容，以往媒體專注經營「產品與配套」，將轉而經營「關係與服務」。
我並非反科技論者，我相信，新聞媒體正在尋求新典範，也勢必找出轉型之道。問題是，當我們身處一個失衡的生態圈，在此過程中，我們不只享受科技的便利、不只讚頌各種新平台或新實驗，也應不斷提醒：失衡的媒體生態，是否間接造成民主社會的資訊危機。
回到台灣，我們能清楚看見，如此失衡關係已形塑何種媒體環境、營造何種新聞內容，類似《貝拉維爾民主新聞》的公共服務報導，尤其地方性的公共議題報導，正面臨日益嚴苛的挑戰。
記者仍能改變世界嗎？以鮑拉茲克與韓絲多佛為例，答案是肯定的。雖然，記者不見得能改變他們的工作處境與職業生態；然而，《貝拉維爾民主新聞》的例子提醒我們，無論科技如何變遷，新聞報導真正散發光熱的所在，那些促進社會溝通與理解、增進群體權益、保障公民自由等任務，永遠不因時空環境而黯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