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十一月五日我爸爸所做的事，毀了我們一家人。我們的生活從此陷入一個不斷受到死亡威脅、媒體騷擾、居無定所、而且總是貧困的狀態。即使試了「從頭開始」一千次，情況卻總是愈變愈糟。我爸爸是一個全新型態的惡名昭彰案例，我們則是直接被拖下水。他是第一個在美國這片土地上殺人的伊斯蘭聖戰分子，他是在得到海外恐怖分子組織的支援下行動，而這個恐怖分子組織，也就是後來的蓋達組織（Al-Qaeda）。
而且，他身為恐怖分子的生涯並未結束。在一九九三年初，我爸爸當時被關在紐約州阿提卡（Attica）監獄，他在獄中幫他昔日在澤西清真寺的同夥，策劃了第一次的世貿中心爆炸案，同夥中包括奧馬爾．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媒體給他的稱號是盲人謝赫（the Blind Sheikh），他總是戴著一頂土耳其氈帽和一副旅人墨鏡。
那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於科威特的拉米茲．尤賽夫（Ramzi Yousef）、和約旦人伊雅德•艾莫爾（Eyad Ismoil）執行爆炸行動，他們駕駛一輛裝滿爆炸物的黃色萊德貨車，進入世貿大樓的地下停車場，他們的恐怖願望，也是我爸爸的恐怖願望：讓塔樓一壓毀塔樓二，使死亡人數攀升。他們製造出的爆炸，炸出一個三十一公尺寬的大洞，貫穿了四層樓，超過一千名以上的無辜民眾受傷、六人死亡，其中有一名懷有七個月身孕的婦女。
我幼年時抗拒著不去了解事情的真相，媽媽也竭盡心力、不讓孩子們知道爸爸的可怕行為。因為這兩個因素，我花了很多年，才能夠接受暗殺與爆炸案所帶給我的恐懼；我花了很多年，才有辦法承認，爸爸的所作所為帶給我們全家的影響，我是多麼的深惡痛絕。
我爸爸現在在美國伊利諾州的馬里恩監獄裡，終身監禁外加十五年不得假釋，他的罪名包括參與煽動陰謀、勒索謀殺、企圖謀殺郵務警員、以武器謀殺、企圖持槍械謀殺，以及非法持有槍械。坦白說，我對他還是懷著某種情感，可能是某種我無法抹去的同情與罪惡感吧，即便它薄如蟬翼。我很難想像，這個住在牢裡、我曾經喊他爸爸的男人，知道我們全都因為恐懼和羞愧而改名換姓時，心裡是什麼感受。
二十年來，我沒去探視過我的爸爸。請聽我娓娓道來。
我脫離了爸爸的影響，但我在受教育的過程中卻充滿了暴力，蹂躪、毫無意義的事持續發生，這一切都是因為一所可怕的新學校和一個即將出現的惡毒繼父。我十三歲了，我無意假裝自己已經把馬丁．路德．金的訓示內化於心，「我的敵人也受苦，報復是條不歸路，痛苦可以讓你得到救贖、可以感化你。」沒有這種事。
我就是厭惡再被揍，我滿腔怒火、一直厭惡自己，每一次我都會反擊。但我所經歷的每一件事，讓我終於有一天了解到，非暴力是面對衝突唯一理智且人性的回應，不論衝突是發生在中學走廊上，還是世界舞台上。
我把新學校稱為皇后嶺完全中學（Queensridge Junior-Senior High）。我是那裡少數「白種人」小孩之一，我一輩子都被看成是少數民族裡的高加索人，或是高加索人裡的少數民族，而且我不是南方人，所以他們就有了霸凌我的理由。只有一個老師會試著保護我，其他老師居然都鼓勵那樣的行為。有次的攻擊特別嚴重，我媽媽打給警察，他們居然連備案都不肯。學校是個夢魘，在學校走廊上有人在交易毒品，有幫派暴行。有天，在社會研究課上，老師前腳才剛走出教室，就有兩個學生在教室後面做起愛來。
在這之間，我爸爸從監獄打來，聽起來又氣又怒。他很快地把例行的問題對我姐姐、弟弟和我講一遍，然後叫我找媽媽來聽電話。自從離婚後，她還沒跟爸爸講過電話。我把話筒遞給媽媽時，她退縮了。我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我對媽媽做了個哀求的表情，搖搖話筒：接電話，拜託，就接吧？最後，她妥協了，為了我。媽媽還沒說半個字，爸爸就劈哩啪啦大談他最近的出獄計劃。有個很重要的巴基斯坦使節要拜訪華盛頓特區，他告訴媽媽，去跟這個人聯絡，說服使節拿以色列囚犯交換他出獄。
「囚犯交換，這是唯一的希望，」爸爸說，「妳得要去做，而且這一次絕對不能像以前一樣，不可以再失敗。」媽媽沉默著。
「塞伊德，」她終究開口了。「我再也不是你的妻子了，更不是你的秘書。」
接下來的幾分鐘裡，媽媽跟爸爸說，他已經毀了我們的生活，我坐在廚房餐桌上目瞪口呆，電話對話聽起來像是爸爸在抓狂，媽媽再也不想聽到爸爸的聲音了。媽媽並沒說她對爸爸被起訴的每一條罪名都起了疑，也許她知道我在聽才這樣回答。不管如何，爸爸怒火中燒，他說出的話確認了他的罪行，「我做了我該做的事，這點妳很清楚。」
「我爸爸迷了路，但這並不會阻礙我找到要走的路。」
二○一二年四月，出現了難以置信的經驗，我要跟費城聯邦調查局總部的上百名聯邦幹員演講。我之所以會去，是因為聯邦調查局想要與穆斯林社群建立更好的聯繫，負責這個活動的幹員聽說我在他兒子的學校提倡和平，所以邀請我到總部，我很緊張，聽眾規模滿嚇人的，但我也覺得榮幸。
我開頭先講了個笑話：「我還不習慣一次看到你們這麼多人，通常我一次都只應付兩個。」一開始是一陣疑惑的沉默，接著爆出一陣狂笑，這陣笑聲讓我永遠感激在心裡。接著我敘述我的故事，以自己為例，證明人是可以拒絕接受仇恨與暴力，單純地選擇和平。
演講結束後，我問大家是否有任何問題，結果沒有人提問，這很不尋常。是聯邦幹員們都太緊張了，不好意思舉手嗎？無論如何，我說：「很謝謝你們邀請我來。」大家鼓掌後起身散去。接著，好事發生了，我永遠不會忘記。幾位聯邦幹員們排成一排，來跟我握手。前幾個幹員禮貌性說幾句話致意、結實地握握手。到了第三位，是位女性，她哭了起來。
「你也許不記得我， 你也沒理由要記得我，」她說，「我也是處理你爸爸案子的幹員，」她尷尬地停頓了一下，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我一直在想，埃爾．塞伊德．諾塞爾的孩子後來究竟如何，」她接著說：「我好害怕你會步上他的後塵。」
我對自己所選擇的路感到驕傲，我也代表我的姐姐和弟弟說，我們拒絕接受爸爸的極端主義，不但拯救了我們的人生，也讓我們的生命有了意義。
本文轉載自天下雜誌出版新書《我的爸爸是恐怖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