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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雨勢悄歇。
離會見張愛玲女士的時間還早。傘下，踱過波光燈影的哈佛廣場，和附近鬱綠的小公園--當年華盛頓誓師抗英的地方。走在清濕的空氣中，恍若是漫步在臺北植物園的小路上。
心中卻惴惴然，因為「張愛玲是向來不輕易見人的」。而且也自懼於她寫小說的、洞徹一切的「冷眼」。學物理的青雲，走在旁邊，也幫著緊張。
但開門迎著的，她的謙和的笑容和緩慢的語調，即刻使人舒然。
她的起居室，陳列得異常簡單，但仍然給人明亮的感覺。或許是那面空空的、黃木梳粧檯上的大鏡子。旁邊是個小小的書架，擺著的大半是些英文書，右角上有本《紅樓夢》，書架頂上斜豎著一張鮮豔的、阿拉斯加神柱的相片。並立的，是一幅黑白的三藩市市夜景。
窗旁的書桌上，散亂的鋪著些稿子，剪報，和一本翻開了的《紅樓夢》。最惹眼的，是那張指示如何去填所得稅的表格。
記得她初接電話時的推辭：「真對不起，您那麼老遠跑來，不巧得很，我這幾天不舒服，真的是病了……而且這兩天還得趕著交一篇東西。」有點不好意思似的，她加了句：「嗯--就是那個Income Tax表。」
一般人順口的客套，她說起來卻生澀而純真。她又極易臉紅，帶著瘦瘦的羞怯，但偶爾射出的專注眼光，又使人一懍。
這位在三十年前，就以短篇小說和散文，享譽上海和香港的「才女」，當被稱為作家中的作家。夏志清先生在《中國近代小說史》中，推崇她為「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夏濟安先生生前也屢次要把張愛玲和魯迅並論。于梨華女士更爽直地說：「現在寫小說的，我最佩服的是張愛玲。」
但對世間的一切毀譽，張愛玲女士卻都能夷然處之。雖然好話聽著也高興，但她卻似立身于方外的，並不受到影響。
她又很真。在《傳奇》再版的序中，她寫著：「我要問報販，裝出不相干的樣子：『銷路還好嗎？--太貴了，這麼貴，真還有人買嗎？』啊，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她的客觀、冷靜和敏銳的觀察力，不僅使她難以對人虛偽敷衍，對自己，她更是忠實，絲毫也不欺瞞。因而，她不願，也無法介入。她說，她是在一切潮流與運動之外的。
她像是踢腳坐在雲端，似正經，似頑皮，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而興趣最濃的，卻是由上眺望人間世，和那些她所寫的「三三兩兩勾搭住了，解不開的；自歸自圓了的；或淡淡地挨著一點，卻已事過境遷了的」各式各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有人錯以為她是絕情的。其實她的同情與慷慨已經是超個人與超主觀的。像納蘭性德所說：「人到情多情轉薄」，這只是因為她看得明白與透徹。
她對一切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有著強烈的感受。一片梧桐葉的飄落，能使她佇足，一個化緣的道士，能使她在後面跟上半天。她喜好嘈雜的市聲，車馬的喧鬧，濃烈的色彩，甚至油漆和汽油的氣味。
「我喜歡紐約，大都市，」她說，「因為像上海。郊外的風景使我覺得淒哀。坐在車上，行過曠野，杳無人煙-給我的感觸也是一種荒涼。我還是喜歡走在人多的地方。」
她認為人生的結局總是一個悲劇，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
「人生，」她說，「是在追求一種滿足，雖然往往是樂不抵苦的。」
寫作對於張愛玲或許也就是一種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