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與義之辯，已持續兩千多年，當年孟子一句：「王何必曰利？」，將義推上道德制高點。但義與利經常有衝突，人性本就趨利避害，義的標準又人言言殊，最後難免訴諸自由心證。
先賢於是提倡「計利應計天下利」，鼓勵人們擴大視野，將謀一己之私利昇華到謀眾人之公利。但在放任自由主義旗手蘭德（Ayn Rand）眼中，利他其實是一種偽善，自私才是美德。自己照顧好自己就不會造成別人的負擔，利己就是利他，理性的自私不會害人利己 。
這些不同的觀點如果只停在個人價值觀的思辨還簡單，但若社會風氣、甚至法律規範向其中一種觀點傾斜，自然會對社會的運作產生深遠的影響。
不知道是因為台灣道德要求較高，還是實際道德水準較低，台灣人對於利益衝突十分敏感，許多規章辦法常為了防杜牟利個人、圖利他人而設計，防弊心態往往重於興利。
如近來大專院校提倡產學合作，教育部唯恐教授跟產業走得太近，輕則有違教職，重則假公濟私，總以小人之心加以防範。
譬如教授可以擔任三家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卻無法擔任一家未上市公司的董事；對照之下，史丹佛大學校長漢尼斯不但擔任 Google 董事超過十年，還參與創立兩家半導體公司，甚至擔任董事長。
又例如，台灣獨立董事的慣例是不能擁有公司股票，認為一旦成為股東，便失去獨立公正的立場。但美國正好反其道而行，常用股票鼓勵獨立董事更積極地參與，像 Google多年來對獨立董事便只發認股權，不給現金酬勞。
矽谷創投大老杜爾（John Doerr）有句名言：「沒有衝突，就沒有利益。」反過來說，只要有利益，就有衝突；利益愈大，衝突愈大。想要興利，只能選擇面對衝突，一味規避，興利的動力不免要打了折扣。
因此矽谷人面對利益衝突有兩個黃金準則，一是事前完全揭露，將利益的安排曝曬在陽光下，接受檢驗；另一是利益雖然不必雨露均霑，但人人有平等的機會爭取。追求興利，只要過程公開公平，圖利非特定的他人，不就是計天下之利？
天下總主筆陳良榕專欄。半導體狂熱、科技巨頭謀略的最犀利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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