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考為何淪為選填志願的賭局？

「如果台灣要從『效率』驅動的經濟體，轉為以『創新』驅動的經濟體，教育也要改變。過去的考試方式只是篩選出考試不犯錯的學生，讓學生變成考試的機器，」教育部長蔣偉寧的教育理念，曾經說服與感動許多人支持︰十二年國教希望提升國家競爭力，全面提升國、高中素質，讓十五歲的孩子適性揚才、海闊天空。

但會考過後，很多學生和家長才愕然發現，自己猶如置身一場「災難電影」。「十二年國教走到今天，就像是拼裝車，沒有方向，不知道要開往哪裡去？」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批評。

當初致力推動，爭取十二年國教，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也看不下去。「現在的結果是大家都欲哭無淚，」他說，因為在過程中，所採取的步驟和操作面都出現問題。

高分低就或是無法進入預期中的學校，重創孩子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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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公園路麥當勞內鼎沸的人聲，讓室內溫度陡地升高，從補習班偷空外出的李芸熹，數著會考拿到五Ａ，其中三科Ａ＋＋以及作文五級分，不但沒錄取中山女中，連板橋高中都進不去。雖然是樹林國中榜首，卻僅勉強擠入「第三志願」樹林高中。（雜誌出刊後更新：該生後來錄取松山高中）

李芸熹自忖，這樣的成績過去至少可以上中山女高，甚至北一女，不用再考特招。進入明星高中是夢想，也是對自己的肯定，但擺在眼前事實卻是，「努力三年，只換來樹中，我真的不知道為何要努力？」她無法理解，努力為何不能獲得應有的成果。

截至六月三十日為止，全國未就定位的國三生有將近七萬人（包含預計參加特招和二免的學生），也就是每四個畢業生，就有一位前途未定。

十二年國教，在社會大眾眼中，失去了「靈魂」，只剩下入學制度。一個攸關百年大計的教育政策，為何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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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１ 入學制度天天改

入學制度一夕三變，讓中產階級家長認為被政府背叛。「家長都信賴政府會提供合理制度，讓他們有所遵循，」六二一才走上街頭，十二年國教家長聯盟代表周美里說，教改要改的是教學內容和方法，「這些不改，卻天天改入學制度，」每次參加說明會，都讓她愈聽愈心寒，去年才公布招生細節，今年就趕鴨子上架。

會考，從原本是國中三年畢業的學力鑑定，演變為入學高中依據；志願序從加權概念，成為扣分的關鍵。制度扭曲的結果，造成家長和學生的集體恐慌。「填志願那段時間，我天天忙到半夜，」周美里說，孩子不斷求救，透過臉書問到底該怎麼填志願？

災區，不止是競爭白熱化的基北區。教書資歷長達二十五年，歷經從聯考到基測的制度變革，高雄岡山國中老師梁碧文坦承，家長陷入前所未有的焦慮，人人都怕志願序一填錯就扣分，Ｂ群的孩子還會再 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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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迷惘，有的家庭因爸爸和媽媽吵得不可開交，乾脆到廟裡去求卦，問問神明的意見。

問題２ 志願序扣分，人人賭運氣

超額比序中的志願序選填邏輯錯亂，讓人人都陷入賭博心態。

教育部長蔣偉寧在接受《天下》專訪時，強調報名第一次免試入學的學生中，有六三％錄取第一志願，更有高達八四％進入前三志願，顯示國中端的適性輔導有成效，學生更能考量性向、興趣和能力做出選擇。

「這其實是自欺欺人，」台大應用力學系教授、國教行動聯盟理事長王立昇說，因為志願序採取扣分制，第一志願沒有猜對成績落點，填中所能進入學校就扣分，造成學生競爭效應，彼此猜對方填的志願，希望增加自己錄取機會。

結果是人人都成為賽局理論的囚徒。所謂的賽局理論指的是預測對方行為，可能對自己產生的影響，並分析最佳策略，除了成績位列最前端者，其他人都要賭上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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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所謂的第一志願，未必是孩子最想讀的，而是他們認為最保險的選擇，」一位南部國中教師搖頭嘆息，大家都抱持「買保險」的心態。賭錯的很可能落榜，基北區將近六萬三千名考生中，就有三千七百人連一個學校都沒有填上，落榜率約六％，高雄區更達到將近九％。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我是個孩子的母親，我上街去抗議了，」一位國三生家長郭文蓉憤怒地說，「我們沒有非北一女不念，我女兒即使作文只有五級分，她仍排序二％之內，她自己上網用地圖按離家遠近開始填，完全落實社區高中的理念，填了十一個志願，最後卻『落榜』了。」

全國像郭文蓉的小孩一樣、沒有學校念的落榜生共有一萬六千人。

問題３ 妥協於不同價值，制度充滿矛盾

造成邏輯錯亂的原因，是政策妥協於不同價值，制度充滿矛盾。十二年國教入學方案，是免試入學原則和分數競爭原則，兩派互相較勁。

教育部不斷妥協下，原本用來鑑定國中畢業生學習狀況的會考，成為入學依據，從精熟、基礎和待加強（A、B、C級），又設計＋和＋＋等標示，以增加超額比序時的鑑別精確度。

但因為要符合多元入學精神，降低考試重要性，在比序上又增列服務學習、多元學習和體適能等，「這只是創造出無效比序，」台大社會系教授林國明舉例，如基北區多元服務學習一學期六小時，學校會幫忙補滿，藝術、體適能等，只要及格就可以得到滿分。

教育部採取因地制宜，讓全國各學區各自制定入學超額比序，十五個學區有十五種比序方法，各吹各的調，延燒焦慮。

造成的結果是，某些區域考試競爭更加激烈。在標榜「第一次免試升學」階段，學生比會考、比志願序，而明星學校又保留大部份名額（七五％）在特招，若在一免無法進入理想學校，就要拚特招，讓學生更陷入分分計較和鞏固學校排名的迷思中。

「入學制度沒有真正改良，」賀陳弘感嘆，教育部用多元化指標，來承裝一元化的入學制度，學校仍是有第一好、第二好，而不是好幾個第一好，當然就毛病百出。

入學制度的擺盪，背後是家長價值觀的拉扯，讓會考制度像鐘擺左右搖擺。

贊成免試的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吳福濱認為，完全免試才能紓解國中學生不正常的考試壓力，引導學校現場教學趨向正常化，讓每個孩子都能選學校、選科系；而不是依照學校排名填志願，讓學校選擇學生。

支持菁英教育的國教盟理事長王立昇卻堅持，明星高中是約定俗成的光環，就像「粉絲最多的歌手最紅」，用改變升學制度企圖引導學生，是把全國學生都綁架到賭局困境中。

當台北成功中學報到率只有六成二時，也反映根深蒂固的第一志願魔咒，仍存在菁英家長與學生心中。

台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系教授吳順德的兒子吳?順利上了建中。問他為何一定要上建中？「上建中除了是三年努力的證明，」吳?頓了頓，接著分析起自己個性，「我雖然不想搶第一，但建中都是很強的人，會讓我更有競爭意識。」

這是屬於十五歲的選擇，沒人能反駁。十二年國教不只是一場入學考試制度的改變，更是一場社會價值觀之戰。

問題４ 免試扭曲，就近入學落空

一場會考分發下來，卻讓高中「就近入學」的理想產生偏差。一名住在新莊的許先生，跟周美里抱怨，他的女兒原本可以上新莊高中，但被前端學生擠壓的結果，最後填上石碇高中。從新莊到三十七公里外的石碇上課，女兒要清晨五點就起床準備搭車上學。

「許爸爸說，他賺錢不容易，一個月薪水三萬元要養一家人，」周美里轉述，女兒的同學很多乾脆去讀以升學率著稱的私立高中，他卻供不起。

事實上，這不是個案。位於象山下的永春高中，在一免的報到率約六四％，教務主任浦憶娟針對學生的來源進行了解，發現如同往年，仍有十幾人從基隆跨縣市選擇永春，今年還有遠從金山來報到的學生。

關鍵在於免試入學理念已經被扭曲，想要就近讀書反而要碰運氣。

以基北區為例，拿到五Ａ的學生超過六千人，但因為明星學校釋出名額只有四分之一，入學制度變了，學生心目中的學校排名沒有改變，五Ａ的學生佔據名額，擠壓到原本想要就近讀社區高中的中、後段學生，填不上家附近的學校。　

教育部打破過去基測由學生依照成績、自行選擇，卻用選填志願序的技術性操作，強迫引導「就近入學」，讓部份中後段孩子上學之路更艱辛，前段的孩子也無法安心。

問題５ 均優質化未達預期

「你問我為何不填家附近學校？」作家張大春的兒子張容，也是十二年國教下的「白老鼠」。自稱早已不相信台灣教育的張大春，近來連續寫了幾篇文章，挑戰教育部，「我倒要問你，我家附近學校為何和建中差這麼多？」他說。

教育部從二○○七年開始推動高中職優質化，協助學校提升教育品質，發展學校特色，二○○九年推出均質化，協助學校發展特色課程，引導學生發展、適性揚才，七年來投入六十六億元，確實逐漸發揮作用。

以宜蘭為例，只有四所高中，教育資源與品質均優，入學方式沒有特招，一次免試、完全採取就近入學，幾乎是實施十二年國教的典範。

但在幅員遼闊，教育資源相對不平均的基北區、高雄區、台南區等地區，卻不盡然適用。教育部一味以入學制度強制家長和學生改變觀念，可能犧牲更多人，也製造更多遺珠。

十二年國教也因此被眾多老師、學生和家長，簡化為「消滅明星高中」，讓人再也記不得原始初衷。

無論如何，十二年國教被視為台灣最重要的教育改造工程，即使升學制度變革引發爭議，但當初的理想是否落實？教育部長蔣偉寧在接受《天下》專訪時，提出十二年國教成功關鍵，墊基於兩個基石，一是國中端教學活化、不再拘泥於考試念書，二是高中職均優質化，提升所有學校品質。

改革有限，補習風氣更盛

但每一所高中職在家長和學生心目中，仍有不同價值和排名，顯然所謂均優質化，仍是形式大於實質。

另一方面，國中端教育現場改變有限，學生壓力並未減輕。林國明的女兒從小喜歡閱讀和寫作，小學時一、二天可以看完一本書，但上七年級後，每天考三、四科，幾乎所有時間花在念書和考試，「同儕競爭非常激烈，」林國明說，班上排名前八名，總分只差六分。

小孩為何要花這麼多時間做重複練習和考試？林國明不解地問，不是說十二年國教後，學生沒有必要整天考試，要有時間發展興趣？

因為制度紊亂，家長不放心，學校更不敢鬆手。在彰化某國中任教的楊麗秋（化名）數了數班上同學，大約有九成放學後都往補習班跑，每天補到十點、十一點才回家。學校附近補習班沒有因為十二年國教而減少，反而愈開愈多。

「孩子並沒有因為十二年國教而鬆一口氣，反而壓力愈來愈大，」楊麗秋回想，不久前的新生報到日，家長聚在一起都在談：要到哪裡補理化？數學哪裡補比較好？

在南部任教的張元元（化名）直言，會考之後，學校更沒有安全感，原本已經取消的第八節、第九節，如今不但恢復，還強制所有學生都要上。即將升上九年級的學生，連暑假都要照常上課，而「這些都是校園中的公開祕密，」她補充。

孩子的壓力愈「改」愈大

靠著入學制度的變革，引導校園內教學，結果是更鞏固僵化的分數主義，距離教育部標榜的「適性揚才」，似乎也愈來愈遠。

夏天的熱風，吹得人焦躁不安。張大春六月去參加了兒子的畢業典禮，坐在台下的他，看到學校邀請前教育部長、也是十二年國教最重要的擘劃者吳清基上台演講，精神為之「一振」。

吳清基勉勵學生要適性發展，並以美國紐約洋基隊王牌投手田中將大為例，說他所簽訂的合約是七年一億五千五百萬美元，這表示即使他每天睡覺，一天仍可以賺進兩百萬台幣。

「這還是在鼓勵金錢價值、資本價值，」張大春談起來時，仍是一臉憤怒，「那我要問十二年國教的目的和價值，到底是什麼？」

身為家長，張大春不知道兒子為何要參與了一場不知道目的和價值的教育實驗。

這也是不少人的疑問。不論是會考錄取率、報到率，參加特招人數等等，再多的數據資料，企圖證明十二年國教的成果，但數據的背後卻蘊含多少的不滿和眼淚。

更重要的，教育不是工程，這是他們的人生，禁不起政府制度的一再「實驗」。 而台灣的國家競爭力，更不應在實驗中被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