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經濟研究院 為五斗米折斷腰

五年前離開中經院的台北商業技術學院教授孫克難記得，當時，中經院都是年輕學者，每天中午，大家吃完午飯到會議室，攤開報紙，盍各言爾志地大發議論。院理唯一要求就是一年要做兩個政策研究，但可針對自己的研究興趣，長期追蹤一個領域，學術風氣很自由。

但好日子在八年前發生劇變。由於利率降到歷史新低，中經院基金孳息縮水，剩下不到四分之一，中經院先是全員減薪兩成，接著就開始搶錢大作戰。為了養活自己，前院長陳添枝打考績時，加重財務貢獻的比重，從原本百分之百看學術，到後來學術比例只佔三成，財務貢獻佔四成，服務佔三成。

「我仍然喜歡這裡，但這裡後來已經變質了，」孫克難說。

績效達不到標準，幾年後就會被解雇，大家因此變得很在意錢。許多人拿到研究案也不願分享，就因為收入要對分，算一算不如請外面的人，導致討論風氣也沒了。沒有研究案的人最慘，像大陸所，過去十年戒急用忍，幾乎沒有跟大陸相關的委託案，大陸問題專家高長、傅豐誠都紛紛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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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我大大小小做了十個案子，每週都加班結案，」孫克難回憶，在財稅領域知名的他，還接過如何打品牌的研究案，自己都寫得心虛。最後他選擇離開。因為收入不穩，許多資深研究員都走了。中經院的通訊錄上畫了很多顆三角形，美其名為顧問，其實都是離職的學者。有些所，三角形還比留下來的多，人才空洞化。

「以前快樂的好日子，吃大鍋飯也造成了一些問題，」蕭代基說，「但現在負擔實在太重了，很多人每週工作七天，一天十幾個小時，事情永遠做不完。」

博士月薪僅一萬五

從另一個角度看台灣智庫的困境，更深層的問題是台灣文官體系的失能。多位智庫研究員指出，早年，文官自己做事務性與應急的工作；智庫則是規劃中長期。但現在文官體系瓦解，專業低落，許多承辦人不懂業務，連部長演講稿都要智庫的人寫。連計畫書需求都提不出來，發包案多，但案子都是小的事務性工作。「食物鏈是政府變成發包中心，智庫變成加工服務中心，」孫克難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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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凡事外包，預算有限，衍生出許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譬如，經濟部的標案明列，一個博士研究員不論專任、兼任，月薪只有一萬五千元。換言之，月薪八萬的研究員要養活自己，一個月就得做五．三個研究案。台經院院長洪德生舉例，「每次看到公共工程浪費，我們都很痛心。為什麼不給智庫空間？如果我們能把規劃作得更好、更完整，可以省下許多經費。」更悲哀的是，「我們要工作，才能發薪水，還是得去搶案子，」蕭代基無奈地說。

多位研究員公認，蕭代基上任後，企圖重塑中經院在中長期重大政策的地位，會起頭做些研究。譬如，馬政府上台，中經院曾經以院的名義發表政策建言。他把離職研究員找回來做顧問，這些資深人力可以帶新人，彌補人力真空。「政府少做，我們就自己做，」他說，比起其他智庫，中經院起碼還有點自主財源，可以做些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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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與財源絕對有關，」蕭代基坦白地說。

三十年前，台灣窮，蔣碩傑創辦中經院，認為智庫要做到超然、獨立、客觀，關鍵是不必為五斗米折腰。如今，台灣富了，卻容不下一個不必為五斗米折腰的智庫。

一個智庫的沒落，是台灣社會的悲哀。

布魯斯金研究院院長塔伯特：

小國也可以有獨立智庫

1916年成立的布魯斯金研究院，是全美最受尊崇的獨立智庫之一；今年已有兩位研究員進入新美國總統歐巴馬的外交團隊，院長塔伯特（Strobe Talbott）自己也是前柯林頓時期副國務卿。

塔伯特分享他經營智庫的心得，認為台灣這樣的小國也可以有獨立的智庫。智庫必須用過去的品質與影響力，與未來方向來說服捐款者，不能讓任何人染指其「獨立性」。

布魯斯金七○％的經費靠私人募款，多達四十五人的董事會，囊括了企業界、媒體領袖，就是為了確保布魯斯金捐款與社會網絡的來源。譬如布魯斯金清大分院，就是前高盛董事長牽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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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塔伯特認為，智庫要屹立不搖，最根本還是要有清楚的策略計畫，找到這個社會最迫切、最重要的議題，找到最好的研究員，做出好的研究，才能發揮影響力。譬如，二次大戰後倡議成立聯合國、馬歇爾計畫；最近，布魯斯金研究主題多了氣候變遷、稅制、中國研究、伊斯蘭研究等領域。「我們很清楚告訴捐款者，我們的研究重心與領域，我們必須讓他們相信，我們會把錢花得很好，智庫必須保留資源自主性，才能保持獨立性，」《時代雜誌》記者出身的塔伯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