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半年後,三十五歲的安德亞終於在經濟復甦潮中找到新工作。經濟已經要起飛,往後應該不必擔心再過苦日子。但是安德亞回家後,卻先和妻子商量以後的儲蓄和保險計畫。經歷半年的失業生涯,以後不管是失業還是退休,他都不要再陷入前幾個月,退休基金和醫療保險在瞬間縮水或消逝、政府補助付完房租只剩下一半的困境。
可是,政府和企業不都幫員工規劃了終生的醫療和退休金安全網嗎?「領得到嗎?太不可靠了!」安德亞感受。怪不得美國曾有調查顯示,相信世界上有幽浮的人,比相信能領到退休金的人還多!
安德亞的領悟,正在全球蔓延。許多實施社會安全制度超過半世紀的國家,現在都在大砍福利。才正端出一盤盤社會福利新菜的台灣,也難保不會步上他們的後塵。「多數的開發中國家都會重蹈已開發國家的後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派勒斯歐沮喪地說,這幾乎是發展社會福利的常軌。
但事實是,先進國家的社會福利早已不斷縮水。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以來,英、美、法、義、德、西、加、日等國家不管是右派還是左派政府執政,都在競選與當選後強調經濟改革,其中幾乎都涉及社會福利的縮減。美國一九九六年實施的改革,甚至在五年內減半領取救濟金的人數,被衛生部長湯普森稱為「超過半世紀以來最徹底的社會變革。」
老有所終得靠自己
這些國家到底做了什麼?
許多政府提出,想要老有所終,自己得先付點代價。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與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設立稅賦優惠的私人退休金帳戶,除了雇主提撥,也鼓勵民眾多存些錢,未來不要只依賴政府的養老金。
在英國,這使得政府的養老金支出控制在GDP的五%,是其他歐洲鄰國平均值的一半。在美國,則有調查發現,為自己存備愈多退休金的民眾,對退休生活愈滿意。「不只是因為有錢,而是因為有準備,心情就好,」哈里斯民調總裁泰勒轉述受訪民眾心聲。
否則,大家就得愈領愈少。德國的改革中,民眾領到的金額可能從稅後薪資的七成降到六四%;日本也已決定大砍二成的給付。另外,日本早就將可以領國民年金的門檻從六十歲延到六十五歲;在挪威等北歐國家,五十五歲到六十五歲的長者,還有七成以上在工作。
「人們對未來的養老金充滿不確定感,所以現在很沒信心,也不太敢花錢,」日本京都大學經濟學者立花說,所以現在日本消費這麼低靡。
再不然,政府就擴大委託私營的範圍,以免未來得一肩挑起爛攤子。新加坡、香港都在前幾年開放,民眾可以將部分的公積金、強積金委託符合資格的公司投資共同基金等證券。英國、美國也在最近修改退休金法案,制定私人退休基金投資標的各種標準,以保障民眾、員工的權益;只要在合法範圍內,都可自由投資。
另一項全球風行的社會福利——健康保險,保障也在走下坡。
保費漲價已是大勢所趨。加拿大卑詩省最近調漲健保費五○%;台灣一直準備調漲公務員健保費;美國員工超過五○○人的公司,近幾年每年健保費調漲也都超過一成。
但健保給付與資源卻在縮水。加拿大卑詩省取消了免費視力檢查,大裁醫院、病床與醫護人員。美國有四成公司決定提高員工的健保費用自負額。
給魚竿不給魚
對於失業或貧窮救濟,愈來愈多政府領悟到「給他魚不如教他釣魚」。早在一九八○年代,荷蘭就削減貧窮與失業救濟金,並訂嚴格的發放門檻,但同時鼓勵部份工時工作,與企業達成共識,創造就業機會,並與工會協商限制薪資要求,成功地治癒「荷蘭病」。
今年五月,紐西蘭決定撥付預算提供托嬰、協助償債等計畫,並幫助救濟金領取人找工作。英國從四月起,申請失業津貼的同時就得在同一個辦公室找新工作或受職訓。「以前我的工作只是發福利金給人們,」格拉斯哥港福利局主管馬汀說,「但現在是打破他們依賴救濟金的循環,幫他們找一個工作。」
最令人驚艷的是美國。美國一九九六年的改革要求,福利金領取人不能呆坐家中,五成的受益人每週至少得做二○∼三○小時的工作或接受職業訓練,學習新技能。
這使得許多人走出救濟網、重回職場。到去年九月,全美領取救濟金人數減少五六%以上。懷俄明、愛達荷等州更減少九成以上;相對地,美國最窮的四○%家庭年收入增加三千美元。
各國政府為什麼要大砍這些原來可以白吃的午餐?
乞丐的稅賦富家子的花費
貪圖「免費的午餐」似乎是人性。美國《財星》雜誌形容,民眾使用醫療等社會福利就如小孩刷父母的信用卡,大肆浪費在所不惜。再這麼下去,未來十年,美國光是醫療支出就會從GDP的一八%飆到三三%。「應該拿走這些信用卡,讓他們用自己的血汗錢付付看,」《財星》雜誌批評。
事實上,政府負擔已經愈來愈重。哥斯大黎加正在懊悔,稅收只有GDP的一二%,早先為什麼要實施歐式社會福利,搞得政府負債大增。「我們繳稅的水準像乞丐,花錢卻像富家子,」哥斯大黎加央行總裁李薩諾說。
台灣又何嘗不是?一九九○年代,社會福利佔政府支出從九.八%飆到一六.九%。我們的稅賦只佔GDP的一三%左右,卻要做稅賦高達GDP的三○∼四○%、先進國家才做的社會福利。
美國標準普爾評等公司研究,如果各國政府再不做些改革,二○五○年之前,歐盟十五國中,九國政府債務會高達GDP的一五○%∼三○○%,相當於政府負債惡名昭彰的日本,現今的負債水準或加倍。至於日本,則可能高達GDP的五○○%。「這種惡化對信用評等的影響實在是無法想像,」標準普爾的分析師卡萊莫說。
民眾也終將體悟「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在美國,社會安全支出已佔上班族薪資的一二.四%;這個數字在德國是一九.一%,如果扣掉政府從一般稅捐撥付的補助,則高達二五%;在義大利,民眾每賺一百元,更得繳付三三元。
不過,社會福利改革並不只是一味刪除預算與剝奪保障。許多政府是為了集中資源,照顧最需要照顧的人,強化社會救濟。例如,各國都沒有裁減對殘障、重病、極貧窮民眾或無依老人的津貼。
把錢花在刀口上
政府也不遺餘力幫助突然陷入生活困境的人。在剛經歷過的不景氣中,新加坡政府就通過特別預算,發生活津貼給失業勞工。台灣也在四月份通過就業保險法,讓員工在失業時仍有基本收入及健保。
社會福利改革的需求愈來愈殷切。因為全球人口不斷老化,愈來愈多人會依賴醫療、養老等照護。「世代間的不平等愈來愈大,」一名大阪大學的經濟學家說,以後大家得交更多錢,但得到更少的照顧,「愈晚出生,愈划不來!」
社會福利患寡更患不均。改革誠為不易,然而,如果政客們只是一味討好選民,坐視問題發酵,「他們終將為沒有預防歷史上最可預測的經濟與社會問題而深感罪惡,」《經濟學人》可不是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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