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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托的成長階段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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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兩百餘年的經濟思潮中,經濟成長的理論並不是一直佔有顯要的地位,尤其是一八七○─一九三五年間,經濟成長的理論被大部份學者所忽略。誠如杜瑪(E.O.Domar)教授所寫的:「在經濟理論的領域中,成長僅佔了一個微不足道的位置,常常看到它出現,但很少看到它正式被邀入這個領域。因此經濟成長不是被認為理所當然的話,就被認為是一種事後的追想。」

 

轟動一時

 

自從羅斯托教授(W.W.Rostow)於一九六○年發表了「經濟成長之階段─非共產的宣言」一書後,曾引起美國國內及其他各國的熱烈反應。蘇聯官方的機關報首先發出攻擊,美國、英國等教授亦著論批評;但另一方面英國的「經濟學人」,美國的「生活」雜誌,則競相轉載,可說傳誦一時。比書一出引起了研究經濟發展的學者們不得不根本的再考慮:經濟發展究竟有無一定軌跡可尋,是否有所謂循序而進的階段?如果有一定階段可循,那麼落後國家就可拾級而上,豈不省力?

羅斯托把經濟成長分成五個階段,其中包括了:

一、傳統社會(thetraditionaIsociety):

傳統社會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每人所能獲得的生產額,有一定的限度。這些限度之存在,是由於缺乏現代的科學和技術,或雖有而未能善予利用,發揮生產的潛力,農業極為落後,家庭和宗族關係形成社會的中堅,社會的價值觀念通常受所謂長期的宿命論支配。牛頓以前的整個世界可概括的歸為傳統社會,如中國的各個朝代、中東及地中海各國的文化、以及中世紀的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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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飛前的過渡階段(thepreconditionsfortake-off):

在現代史上,過渡階段並不靠內在的力量產生,而是受了外界侵略的刺激而引起,經濟史提示過渡階段有兩種情形。一種是「一般情形」,適用於絕大部份的歐洲及亞洲國家,同時也適用於中東及非洲。

另一種是「特殊情況」,包括了少數國家,如美國、澳洲、紐西蘭、加拿大。就某一意義來說他們是「生來自由」的國家。這些國家沒有像傳統社會那樣受政治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困擾。其起飛前準備條件的建立,只是屬於經濟和技術方面的革新。例如從事社會基本投資,增加農業生產力,產生剩餘的糧食,同時開發原料,從事外銷,這兩種情形自然並不能截然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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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起來說,在這階段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是:第一,要投資率增加,如增至國民所得的一○%,那麼這樣始有可能超過人囗增加率。第二,是要增加最富有生產性資源的生產力(如十九世紀紐西蘭的羊毛、美國的棉花、日本的生絲、瑞典的木材、馬來亞的橡膠、中東的石油等),尤其農業需要發展,以增加糧食,擴展市場,提供發展其他經濟部門的資金。第三,從事社會基本投資─如鐵路、公路、發電廠、水壩等。

 

特殊的刺激

 

三、起飛階段(thetake-off):

經濟起飛之開始,通常起因於特殊而強烈的刺激。此種刺激出自四種形式促使經濟起飛。第一,循政治革命的方式,如德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及近年印度的獨立。第二,藉技術(包括運輸)方面的創新,使現代部門產生間接擴張的連鎖反應,發揮經濟對外的潛力心第三,有利的國際情勢出現,如一八六○年代英法開發瑞典木材市場,或輸出品的價格上漲,或如一八四○年代後期美國,與一八九○年代中期的加拿大與蘇俄有大量新資本輸入均屬之。第四,不利的國際情勢出現,如對外貿易條件的顯著逆轉,或戰時貿易封鎖,而不得不積極發展製造業,以代替輸入。一九三○年到一九四五年的阿根廷與澳洲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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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的條件

 

起飛階段必須具備下列三個條件:

(一)生產投資率須從國民所得(或國民生產淨額)的五%或低於五%增加到一○%以上。

(二)一個或多個重要的製造業部門,必須以高度成長率發展(製造業包括農產品,或原料品以現代方法加工的加工業)。

(三)必須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的存在或立即出現,以促進對內對外經濟開發,使經濟成長順利進行。

(四).邁向成熟階段(thedrivetomaturlty):

從經濟起飛開始六十年以後,或起飛完成四十年後,一般可以達到所謂成熟階段,此階段意指約有一○─二○%的國民所得經常用作投資,使生產能超越人口的增加,新式工業加速發展,以前進口的商品改在國內自行生產,工業的重心從開礦、煉鐵和鐵路等的重機械工業,轉到工具生產、化學和電氣設備工業,同時社會的價值觀念改變,更有利經濟成長的進行。因此成熟階段的定義是指一國家到達可以有效而廣泛地運用現代技術,從事資源開發的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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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度大量消費時代(theageofhighmass-consumption):

這個階段的特徵是側重於耐久消費品及勞務。

此外,有兩種現象隨而發生:一為每人的真實所得增加,二為勞力結構發生變化,社會不再以推廣現代技術為顯著目標。例如西方社會透過民主選舉,將資源儘量分配到社會福利和安全方面。「福利國家」的興起,變成了另一個重要特徵。

顧志耐教授(SimonSmithKuznets)在一九六○年九月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對羅斯托的學說提出了四項強烈的批評:

第一,各階段的分類模糊不清,尤以過渡、起飛、與成熟三階段為然。

第二,起飛階段時,少數部門領導起飛,羅斯托強調這些部門要有高度成長率。但顧志耐認為關鍵並不在成長多高,而在促進這些部門成長的力量有多雄厚(這些力量如技術創新、國外需要的增加、新資源的發現、社會組織的改革等等),以及對一國經濟成長的影響有多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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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羅斯托認為起飛階段的投資成長率自國民所得的五%增至一○%,他引證英國、德國、瑞典、日本等國為例。但根據顧志耐自己的研究,羅氏的引證並不能與他所引證的統計資料相吻合。

第四,分析起飛與過渡階段時忽視了各國文化遺產、進入現代經濟發展的時間、落後程度等的不同,以及其他「傳統」國家經濟發展早期的各種因素。

 

給窮國的參考

 

推崇羅氏理論的人則認為他此書對經濟發展有莫大的貢獻。尹仲容先生曾有如下的評語:「第一,羅氏之最大的功績,是將經濟史與現代經濟理論,互相結合起來。……第二,羅氏將經濟成長歷程,分為傳統社會、起飛前準備、起飛、成熟、高度大量消費等五階段。此種階段劃分,與近代經濟史的現實,甚為吻合。……第三,羅斯托理論具有相當的實踐意義,羅氏將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之歷史經驗,予以總結,此在落後國家之經濟成長的推行上,極值得參考。」

綜上所述,此書最大的貢獻是為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拾級而上」的參考,而非在於五個階段理論本身的週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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