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錢，還是沒效率？

財政部另外一位直言無諱的硬漢─賦稅署署長張耀東也坦承：「政府做事比較慢，消化預算的效率也比較慢。」

效率的最大障礙是政府部門的規畫與執行能力不足，為政府花錢做計畫的行政院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葉萬安就剴切的指出，目前推動公共建設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規畫」。

拖是最大浪費

葉萬安認為，做規畫必須「凌空」，不能有本位主義。規畫與工程是兩回事，可是政府為了省錢，卻把規畫工作交由工務單位兼辦，結束「漏洞百出」。他印象深刻的說道，曾親眼看到高雄市的一座焚化爐，因陋就簡由環保局自己來做，完工後發生漏水情形，污染了河流。

對於政府規畫能力不足，台北市議員郁慕明有很深的感受。「大眾捷運系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搖著頭無奈的說，已經規畫了十二年，結果到現在路線還不能確定；中運量系統也沒決定要用美國、西德還是日本的。市政府規畫不週全，議員就有意見，議會有意見，時間就拉長。「拖就變成最大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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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台北市民每天正為著「拖所造成的浪費」，忍受著行不得也的煎熬─據統計，目前台北市交通平常車行速度每小時十二公里，在尖峰時間每小時僅有五到六公里。預計到民國九十年，在沒有捷運系統的情況下，正常的車行速度即是目前的尖峰速度。

行政院早已經通過捷運系統第一期特別預算，由七十七會計年度起為期六年，經費八百八十億，工程路段為三十公里，包括台北車站到淡水、木柵到忠孝東路。但是七十七會計年度已過了一大半了，捷運系統卻尚未開工。

需要開創性的部長

公共事業投資不當，造成國庫巨額損失，是政府部門規畫能力出問題的另一例證。

立法委員林鈺祥就表示，中船公司彌補虧損，要一百億。事實上中船公司總經理也承認民營公司也可以造艦，為什麼中船不能開放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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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金、台鋁要二百億才能收場，多可怕！這完全是納稅人的錢，」他說，如果民間拿二百億，可以開創多麼大的事業？監察院彈劾，「也只彈劾離開的人，有什麼用？」七十七年度政府預算不到五千億，公共事業的預算一年就高達六、七千億，「需要一位「開創性的部長」擬訂新的國營事業政策，」林鈺祥強調。

像中船、台金、台鋁這些「動輒浪費上百億」的大案子，看在財政困難，亟需仰賴省或中央補助的地方政府的眼裡更不是味道。南投縣長吳敦義指出，地方政府節衣縮食，拚命節流，一年所得不過是幾千萬而已。但是尚未批准的台電核四廠，已經開始整地，萬一未獲批准，「整地的錢就是浪費」。

計畫考慮欠週

另外，在政府部門的決算中，也可以清楚的暴露政府部門企畫能力不足，造成的資源錯置或浪費。以台北市政府七十六年度的執行為例，全年度歲出預算是六百一十二億，但是保留款就達一百三十三億，占預算總額二二％，其中又以工程保留款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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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主計處也承認這偏高的「保留款」，是因為「計畫的主客觀條件考慮不夠周詳」，於是規畫設計或執行途中，才發覺須變更都市計畫或變更設計，遷延時日，影響預算的執行。

更糟的還在於「機關預算執行，欠缺時間規畫」，許多工程集中年度末才發包，以致預算無法執行。例如七十六年度，就有四百五十三件是在六月份發包訂約，而其中一百七十一件是在六月卅日（政府會計年度最後一天）發包訂約。反映出「消化預算」的怪現象。

台灣省財政廳長林振國，他在擔任台北市財政局長時，就發現工務部門對於公共工程「從土地取得到完工，看得太樂觀」，在編列預算時，一口氣全都列足，結果工務單位的保留款經常達支出計畫二、三成。因此，他要求工務單位要分期編列，須在土地取得沒有困難的時候，才編列工程款，避免出現閒置資金存放市庫，又無利息的局面。「政府的收入是有限的，支出面的優先順序非常重要，」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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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代表促成短路

其實口口聲聲說要「替人民看緊荷包」的民意代表，在行使職權不當時，同樣也使行政部門規畫過程出現「短路」。台北市垃圾焚化爐興建的計畫就是一個實例。

據指出，早在台北市議會第二屆大會（大約十年前），台北市政府就提出興建焚化爐處理垃圾的議案，卻因為議員「缺乏遠見」，以焚化爐會造成「二次污染」等意見反對，結果歷經三屆議會的討論，一直到本屆（第五屆）議會總算討論通過在木柵、內湖、士林各興建一座焚化爐，木柵與士林目前仍停留在前期作業階段，最快還得拖到七十九年才能編列預算。一個環保計畫一拖也是十幾年。如果以十年前的物價及土地徵收來看，這一拖所增加的成本，不知道要怎麼計算。

「民意代表固然要看緊荷包，但也不能斤斤計較，」郁慕明說：「民代更重要的是能深入了解、分析、評估，議員本身也要有前瞻性的眼光，對政府政策要有前導功效。」

除了上述有關規畫不足之處外，執行不力也是行政部門「有效性」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更進一步造成資源的浪費。

葉萬安對政府工程發包招標中「圍標」的情況深表擔憂。他說：「招標過程往往有民意代表的干預與黑社會的介入，」壓低標價，不要別人來，得標分紅。但是，得標價格太低，又做不下，再變更設計，追加預算，經常「品質不好，還要補強」。

民之所好好之

在興建工程或標購時，政府採用最低標的規定，也會發生許多流弊，例如高雄小港國小的工程招標，就因為單價太低，造成十一次流標。

又如去年台北市一處國宅興建，工程已經發包三個月了，但是卻因為市政府水泥採購要用「聯合國」，水泥標價開不出來，使得工程不能開工，結果碰上台弊升值、大家樂盛行、房地產景氣恢復、工人不足、工資上漲，工程無法進行，造成糾紛，又勞動民意代表在其中進行協調。

其他一些重大建設，中央在補助地方時，往往要求地方政府要有「配合款」，結果常因為地方籌不出配合款，使得中央的補助款也撥不下來。像這類的不切實際的規定，造成政府公共建設無法推行的情況也相當多。

面對政府部門財源不足─稅收成長遠不及國民所得增加的速度，稅收占政府收入的比重大幅下降（七十七會計年度已跌至五四•七％）等壓力，政府部門的有效性更顯得格外重要。

而政府部門如何才算有效呢？經建會法規小組執行秘書石齊平認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必須把握著人民的需求，針對民間的需求調派資源，才不致浪費，也就是財政學中所謂的「公共抉擇」，他以為這些完全需要「人力與制度」。

不幸的是政府部門對於掌握民間脈動出現了「偏差」，環境保護、勞工，以至於蜂擁而起的自力救濟都來自這個偏差。

「沒有錢也可以做事，」戴立寧說。問題還是在於什麼是政府做？什麼給民間做？例如興建工程設施，政府就可以開放民間參與。「政府不用什麼都自己動手」，像票據法取消刑責，就是由接受票據的人負起查證責任，「事實上證明刑罰取消後，退票率並沒有增加」，由於權責的重新分配，政府減少了獄政的負擔。

「政府施政缺乏魄力」是許多民意代表認為政府部門效率不彰，形成諸多「浪費」的根本。郁慕明就認為，官員應有丟掉烏紗帽的勇氣與擔當，才能把事情做得好。大家都知道，「政策錯誤比貪污還可怕，」他說：「但是掉在面卻不能自拔。」

相對於資源的有限性，浪費不啻為一罪惡。但是在政府財力侷促，卻隨眼可見因政府施政缺乏效能，造成的浪費困擾，如何加強政府部門的效能，應是我們面對新局面不可或缺的要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