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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民不上街頭的背後

農業變成被保護的行業,農民無所逃於窮困的命運。當已開發國家紛紛為工商發達付出犧牲代價的同時,日本農民依然保持安靜的耕耘,到底,日本政府付出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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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二年,我國受到美國農產品進口的強大壓力,導致農民頻頻走上街頭,甚至發生五二○流血暴動事件。然而,去年日本政府在國內輿論的壓力下降低米價,打破戰後嚴密的農業保護局面,日本的農民雖然也曾因此到農政機關舉行遊行抗議,最後卻理智地接受這項事實。

聞名於世的日本農業保護,為什麼能如此和平而順利地撤除第一道藩籬?

 

長遠的高米價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幾乎所有農業國家都推動土地改革政策。然而,在中、韓等國都基於照顧低收入者之考慮,而採取低糧(米麥)價政策時,唯獨日本反其道而行採行高米價政策。其直接目的是,鼓勵糧食生產,彌補戰後糧食不足,更長遠的目標,則是確保農民收入。

正如日本勞動經濟學者隅谷三喜男指出,日本政府當初採行高米價政策的目標更為長遠。因為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的生產力必會落於工業之後,甚至遭到淘汰。因此,日本政府於完成農地改革之後,進一步研採高米價政策,「目的是希望未來農民能擁有和工人一樣的收入」,隅谷分析。

日本由於戰後嚴重缺糧,因此繼續採行戰前擬定的糧食管理制度,由政府購入全部米麥,賣給國民,以求合理分配。但為進一步鼓勵生產,於一九六○年,日本政府依照生產成本較高的標準,制定現行的米價計算公式,等於對米價採取價格保護。一九六五年更實施「鼓勵生產米價」的新辦法,由於稻米產量突增,一九六七年以後便出現豐收,六九年其至生產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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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降價前,日本的產地米價每百台斤達一萬九千日圓,降了五.九五%以後,仍高達一萬七千多日圓(約合台幣三、九○○元),為美國的六倍、泰國的十倍、台灣的兩倍多。

擁有米價這張護身符的日本農民,的確越來越富裕。農民家庭平均所得在一九六○年時只有勞工家庭平均所得的七成,到了一九八○年以後卻已超過勞工一成以上。根據日本政府的調查:一九八六年農家的每月平均總收入為五十八萬日圓(約合台幣十四萬五千元)、勞工家庭的收入為四十五萬四千日圓,(約台幣十一萬四千元),農家每個月比勞工家庭多賺十二萬六千日圓。相對之下,同年我國農家所得成長率雖然超過一○%,平均每戶農家每年所得約為二十九萬元,仍然只占非農家收入的七成,顯得收入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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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鑑於稻米產量過剩,,日本開始實施「生產調整」(減產)制度。當時雖然也有人反應米價問題,被指責為「金錢來自財界、選票來自農村」的自民黨,在強大的農民組織「農協」的壓力下,一直未能降低米價。另一方面,三十一年間只漲不跌的米價未曾遭到非農民的反抗,主要是因為六○年代適逢日本經濟起飛階段,勞工每年奮鬥要求提升工資時,米價成為最佳的理由,而調薪的結果也令勞工滿意。

 

選票來自農村?

 

更值得的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一方面藉高米價保護稻農,一方面則輔導農民從事改革,極力改善農業體質,而其一貫的目標便是降低生產成本,具體的方法主要包括:擴大農地規模、改進農耕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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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規模的擴大,由農家數目的減少可以看出。一九八五年,日本的農家戶數約四三八萬戶,其中七九%為稻農。由一九七○年到一九八五年,農家戶口共減少了一一六萬戶。其中,耕地面積小於一公頃的農家共減少了九○萬戶,這些農家有的將土地轉讓,有的則合併在一起耕作,以減低成本。例如岩手縣一處由三十戶農家合併,面積達五二公頃的合作稻田,合併後的生產成本降低為岩手縣平均成本的六九%,每十公畝地所費的勞動時間只有全縣平均勞動時間的五六%。

 

專業農家不再盛行

 

除了擴大規模,日本農民也極力改進耕種技術,以降低成本。例如:岡山市一位擁有十公頃園地的自耕農便一改傳統由育苗到插秧的方式,直接稻穀撒在稻田中播種。因此每百台斤(六十公斤)的稻米生產成本節省大約台幣二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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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日本農民的合作,日本農協才敢繼一九八二年的「減低作物成本二成」之後,於今年十月份再度提出「到二千年為止減低稻米生產成本三成」的新戰略目標。

此外,為了因應稻米產量過剩,自一九七一年起,日本政府便一再推行稻田轉作計劃,鼓勵農家兼營副業。

轉作雖然也面臨許多困難,如能種的雜糧不多,以及必須重新學習新的技術等。但是,自從一九八六年九月,美國輾米業者協會(RMA)向美國貿易代表署(VSTR)提出日本應讓人開放稻米市場後,日本農民便知道長久以來保護他們的糧食管理制度,甚至米價政策終會有動搖的時候。

除了外來的壓力,日本社會不滿的聲音也在擴大。由於日本的米價主要依據生產成本計算,生產力提高,成本降低而米價卻不動,形同漲價。此外,一九八六年,農協利用選舉的機會阻止自民黨降低米價的作風也引起普遍的反感。在內、外的壓力下,農民只好配合政府從事轉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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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目前日本比較富裕的稻農都兼有副業,有的兼做米商、有的兼營畜牧業或其他行業。有些副業所得甚至比正業(農業)高,被稱為「二種兼業農家」。到一九八五年這種農家已占全農家的七成。專業農家只剩一五%,而且多為家族平均年齡超過六十歲的高齡農家。目前日本的主食九成以上都是由兼業農家提供。

 

高米價是禍首?

 

當然,高米價政策並不是完美的。日本的米價政策雖然使農民普遍提高收入,但是,長久以來也一直讓靠工資過活的國民引以為苦。不少日本人便抱怨日本空有世界第一的平均國民所得,卻無法享有同等的生活品質。其最大的原因便是物質,而帶動物質的高米價更因此成了罪魁禍首。

因此,日本的農業政策,甚至米價政策的利弊也很難斷言。

姑且不論高米價帶給日本的影響,單就日本農民生活現狀來看,日本政府於百廢待舉之前,已經衡量到國家的長程目標,斷然採行這項政策,使農民不必於工業發達之後遭到窮困的命運,整個社會也不致因農民不滿,起而抗爭而騷動不安,這種作法的確是高瞻遠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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