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交通部長張建邦在內,絕大多數對交通瀕臨忍耐極限的台北人都把希望寄託在捷運系統身上。然而推動捷運系統所碰到的困境,卻幾乎就是台灣交通建設難題的縮影。
在八○年代的台北,它代替「世界大同」,成為一個夢想,支持著五百萬都會區的居民繼續和日趨顢頇的交通搏鬥。
行政制度上的困擾
但是這個十大建設以後動員最多、經費最大的建設卻一直難產。「這個世紀,你們休想看到什麼捷運!」一位實際參與設計的外國顧問,經驗了他以往在其他國家沒有的困難後,氣急敗壞地丟下這樣一句話。
捷運的延宕,其實要追溯到民國六○年代,當交通部初步研究「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始,捷運的興建計畫就在國內叫得震天價響。但十五年過去,在台灣還在為捷運局該隸屬什麼部門、採用什麼系統吵鬧不休時,香港、新加坡甚至北平已經手腳俐落地完成捷運,並且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份。台灣付出的代價則是經費從七十五年估計的一千五百億漲到四千億、工人缺乏、土地難求。
這樣的效率從當時延續到現在。
公權力與公能力無法爭取到少數民間人士的配合,是一大致命傷。新加坡在規晝捷運系統時,渣打銀行地下室恰巧是地鐵路線經過的地方,政府要求徵收,渣打銀行二話不說即配合辦理,「一說要做(捷運),法律就下來,凡是阻礙的都先擱下,」曾參與新加坡地鐵工程的亞新工程協理胡邵敏說。
相較於這樣明快有力的節奏,在台灣上演的卻是一齣令人難耐的連續劇。「這塊地收不到就收那一塊,設計都快做好了,再重來,」一位顧問在滿屋子英文交談聲的辦公室表示,時間大多浪費在這樣無謂的更改上。令他驚訝的是,真正阻撓進度或路線的,實際上往往只是少數的民眾或單位。
預計在八十年底首先完工的木柵線進度目前已延誤四個多月,而只要晚一個月通車,積壓的資金光是利息就要十五億台幣,「都是錢唉!」總工程司賴世聲心疼地說。
在制度上,捷運則淋漓盡地反應了整個行政制度上的困窘。美國紐約州興建的捷運系統遠比台灣浩大,但工程負責人直接向州長報告,所有的決策明快果決。而台灣小小的土地上卻同時存在三級政府,捷運系統橫跨了隸屬台灣省的台北縣,以及直屬中央的台北市,在土地、經費來源上都要分頭和不同層級的不同單位接洽。單是民意代表機構就有立法院和市議會,甚至「縣議會一關切,我也要去說明一下,」捷運局長齊寶錚為協調層級過廣深感苦惱。
貌合神離
協調層面一廣,取得共識就更為重要,但事實卻不然。即使是市政府,捷運局都和其他局處「貌合神離,不能打成一片,」一位經常出席「捷運協調會議」的官員這樣觀察。
一方面是因為被稱為「新貴」的捷運局人員待遇(同樣運研所的畢業生,初進交通局薪水約一萬八,捷運局卻有三萬五),平均學歷(捷運局共有三百多位碩、博士)都較其他單位高,為原來的組織帶來衝擊。
另一方面,一位曾參與捷運決策的交通官員也觀察,由於來自榮工處的齊寶錚談話較為直率,容易造成姿態過高的印象,因此不免受到其他局處的杯葛,例如捷運局員工薪資問題,原來應是市府即能解決的事,卻一直上到行政院的捷運會報上才得過關。
即將面臨的大陣痛
第一次興建捷運,必須處處仰賴外國人,而溝通困難也使工程進度較難掌握。一位捷運局主管指出,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木柵線中運量的承包商法國馬特拉公司動輒要求修改合約,而只要牽涉合約,捷運局又必須層層上報、曠日費時;馬特拉則認為捷運局不按原訂契約行事,新增添的工作又未能如期付款,雙方關係一度極為惡劣,工程自然困頓不前。
也因此,總工程司賴世聲咬著牙表示,最大的心願是要捷運局人員「拚命學,一直到把外國顧問整個腦中的思維都挖下」,自己能站起來為止。
似乎早已被客觀環境註定為難產嬰兒的捷運系統,現在終究已經在台北市的許多角落豎起樁、圍起柵欄,好不容易自此之後的十年內,捷運系統將真正步入施工期。新悉添附舊怨,挖路期間的人車大戰與配合問題,將使集中華民國政治、經濟、文化心臟於一身的台北,面臨更大的陣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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