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真做事的首都帳房

　從林全身上，的確可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做法。譬如，台北市政府第一次發行市場利率公債，一舉替市府省下三十一億的利息。

　對林全而言，由於市場利率變化很大，這種舉債方式，極有可能因為配銷不利而失敗。一旦預算不能達成，林全就得下台，「從他身上你還是可以看見，不同學理背景，對未來預期不同，會有何表現，」曾巨威珍惜。

把事做好

　事實上，林全在中生代學者中，以認真著稱。他一回國就到中華經濟研究院、再到政大財政系，也參與民國七十七年第二次賦改會的研究工作。在中經院，他最高紀錄曾一年接六個計劃，工作量是一般人的二至三倍。

　擔任台北市財政局長，林全也同樣認真。以信義區國際金融大樓為例，這個標案由林全主導，為台北市政府帳面賺進近百億（不算購地利息）。而他所憑藉的是一個簡單不過的原則陳一姍：「你只要想，如果你家有這樣一塊地，你是不是會睡不著覺，仔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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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很單純，他就是想把事做好，」北市財政局股長吳秀玉說。

　令台北市長陳水扁印象深刻的是，林全為了把事做好，一上任，就推翻了市府祕書長廖正井原先的規劃，重新再來。「而我們尊重他的專業，」陳水扁認為。

　重新規劃時，林全為了不延誤計劃時間，採取多管齊下的動作。在預算未編，議會態度未明的情況下，他一方面尋求央行低利資金的支援；一面先欠錢，找建築師規劃；一方面再編列下年度預算，請議會通過。

　「他知道我不贊成，好幾次親自跑來這裡，跟我溝通，」國民黨籍議員陳學聖指著休息室裡的椅子如此說。

　除了勤於溝通，為了把事做好，林全花了全副心力投入。他隨身帶著小記事本，上課時、開會時，只要一想到點子就趕緊記下來。

　令吳秀玉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林全下班路過敦化南路遠企大樓，一眼瞥見大樓上美麗的燈光。第二天，林全就要吳秀玉去問，遠企是哪家建築公司蓋的，要去拜訪。「局長是做事的人，」吳秀玉再次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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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勇於實行，要把理念付諸實施，」林全的老師，財稅界大老張則堯如此分析。

　林全一直希望把他相信的理念，推廣出來，發生作用。「我大概不能忍受，事情拖著不解決，」林全自認。

　「他很熱情，對問題積極，又敢講話，」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馬凱說。

　林全的大膽作風，讓他在民國七十七年，因為贊成「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一戰成名。

　馬凱記得，當時，股市投資人的可怕，讓許多政府官員在此議題上，根本不敢講話。可是林全在電視上，雄辯滔滔地應付四面八方的攻擊，甚至「有號子把林全辦公室、家裡的電話公布，一下子，中經院、他家湧進好多罵他的電話。」

　林全的激烈表態，讓批評者認為他好名、急躁。一位在政大校園民主過程中，曾與林全共事的政大教授就批評：「他提的意見不能被挑戰，一質疑，他就急著辯駁。」

　「他的企圖心很強，想變成公眾人物，」一名學界同僚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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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證所稅事件來看，「他很堅持，繼續做下去，證明他有勇氣，」馬凱稱讚。

　林全甘願冒好名、急躁之譏，努力做事，在台北的學界、政壇，找到了發言、做事的舞台。不過，如果走進時光隧道，回到林全成長的過程，就會了解林全為何如此努力地想把事做好。

努力做，未來會不一樣

　民國四十年，林全生於高雄左營海軍眷村，一個朱天心筆下「沒有祖墳可上」的移民社會。

　在林全的記憶裡，父親不是軍校畢業，在軍隊沒有升遷機會。十二年，父親只升了一級。

　就像多數眷村出身的小孩一樣，林全少了本地人的土地歸屬；父親的經驗，更讓他少了外省權貴的社會地位。因此「他一直認為他是眷村出來的，要更努力才行，」一位了解他的經濟學者分析。

　從小，林全就思考突破現狀、出人頭地的方法。十七歲之前，林全認為，要出頭，就要讀軍校，因此不重功課，喜歡做活動。十七歲，他發現有影響力的反而都不是軍人，因此立志考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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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大學的經驗，對林全來說是影響一生的銘心記憶。剛開始，林全連英文形容詞、副詞都搞不清楚，只好拿著英文課本問小他三歲的弟弟。但每次考試，還是常常因為英文成績不好，拖垮平均。「那種明明已經很努力了，可是每次都輸人家的痛苦，是一路讀名校的人不能體會的，」林全皺著眉頭。

　高中畢業，林全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考上輔大經濟系。他自認，這段經歷讓他知道，如何在最壞的環境下追上別人，也讓他鍛鍊出能夠忍耐挫折的自信，「努力做，未來就會不一樣，」他相信。

精明計算

　更深層來看，林全的背景，加上可以忍耐挫折的自信，讓林全看似莽撞的表態背後，其實，都經過精密的計算。「他不是莽張飛，」馬凱認為。

　譬如，處理營業稅流失的問題。林全會先向陳水扁報告，分析事情的狀況。一出去與中央談判，「林全一下子拒絕上繳營業稅給中央，一下子不准企業在台北市退稅，在會議裡，台北市的主導性很強，」曾巨威觀察。

　面對台北市與中央的對峙，國、民兩黨的衝突，林全不把事情政治化、複雜化。「他沒有急著去吵，而是先讓議員了解，這是整個台北市的問題，而不只是市政府的問題，」國民黨籍議員陳學聖認為，相較於警察權變成政治問題，林全並未激化對立。

　在適當的時機，林全就能調整角色，放下學者的身段，減少不必要的阻力。怡富國際總經理鄭莉莉就發現，林全當學者的時候，能提出敏銳的批判，但當財政局長，也能推動事情。譬如，在國際金融大樓案，林全雖然推翻了廖正井原先的規劃，但每次開會仍由廖正井主持，林全則準備資料，陪在一旁。

　「眼界高，卻待人和善；一般人看不起，卻不得罪人，」張則堯分析林全骨子裡的性格。

　「一方面，他有專業的堅持，一方面，他有他扮演北市財政局局長的角色拿捏，這部份他掌握得很好，」陳水扁如此稱讚。

尊重制度

　林全的分寸拿捏，不僅表現在與人相處上，在市府，他也扮演一個很好的幕僚。「他不會明顯地反對，但他保留一個提醒的角色，」曾巨威觀察。

　以台北市兒童年金為例，林全對外只說「錢還夠」，來支持陳水扁的政策。一位經濟學者認為：「這種是倫理問題，市長總不是請個人來批評他。」

　面對學者、政務官的矛盾，林全則清楚地指出，支出是一種資源分配，何者較重要是主觀價值，而非客觀分析，而主觀的決定權在市長。「他這樣說等於把問題丟還給市長，是個高度的政治智慧，」一位經濟學者肯定。

　不僅對上如此，對外，林全也極力扮演好他的角色。譬如，他在兩天內平息松山農會擠兌。

　許多學者認為，基層金融應該用自然法則，將之淘汰。但林全身為財政局長，仍然主動打電話給當時的存保公司總經理呂東英，親自出面安撫存款戶的信心。「基層金融是中央政策的問題，在現行制度下，擠兌了，他只能想辦法讓問題不擴大，」曾句威評價。

沒有包袱

　針對林全的表現，中興大學財政所所長黃世鑫持平而論，不光是林全，整個台北市政府的好處，就是官員沒有包袱。而公務員出身的事務官，「沒有退路，所以放不開。」

　「他個人的生活簡單，」識人無數的財稅界大老張則堯，特別指出。

　林全的簡單，表現在他的生活裡。迄今，林全每天中午多半吃的是太太準備的便當。除了公事，林全鮮少用車，也很少應酬。辦公室裡，全都維持著黃大洲時代的擺設。辦公室正前方，唯一一方看似私人物品的粉紅色毛巾，也是前任局長任上留下來。入主財政局兩年，林全從沒用過，卻也任它擱著，如時光停滯了般，任由工友每日更換。

　當被問到未來的計劃，「有許多事是無法掌握的，」林全好整以暇地回答，一如兩年前上任時。

　「我只能相信，把現在的事做好，未來可能會有不同，」擔任台北市財政局局長兩年，林全更多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