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一回家,最大的娛樂就是打開電視機,坐在二十吋的方盒子前消磨兩個小時。一等到廣告時間、或者一個不喜歡的歌星出現、或者劇情沈悶,他們就舉起遙控器,毫不眷戀的轉台。
根據聯亞行銷顧問公司(SRT)的調查:五年來,家中有遙控器且經常使用的比例,由五九℅躍升至九一℅,不看廣告的比例也高達四○℅。這羣手拿著遙控器,不停轉台的收視觀眾,呈現石急躁、不安的收視狀態。甚到美國針對兒童行為的研結果也指出,目前美國兒童對電視注意力只有「七秒鐘」。這項調查使得美國教育家深為擔心,只有七秒鐘注意力的兒童,將來如何上課學習?如何與人溝通?
電視急躁族的收視行為,某種程度反映台灣社會的心理狀況,奧美廣告陳俊良感歎都會區的人們,非常急躁、不安、甚至有暴戾傾向。電視族對節目的忠誠度很低,與目前消費者與產品的關係相吻合,例如洗髮清、飲料、速食麵等個人消費品,新產品不斷推出,每一個品牌在市場的佔有率都無法超過三○℅,產品的淘汰率很快,如果沒有大量廣告繼續支持,產品銷售量立刻下滑。
這羣無法控制的電急躁族,引起收視調查公司、廣告公司、企業界的驚慌。收視調查公司無法清確掌握節目的收視率。企業界無法透過廣,有效的將產品介紹給消費者。以廣告為主要收入的電視公司,更無法確保有效的溝通環境。
台灣慣用以每十五分鐘為一個單位的收視調查法,掌握電視急躁族的收視行為,極不準確。週六晚上七點半的黃金時段,觀眾可能回答收視調查公司,正在看中視的小燕有約,掛完電話後,一個不喜歡的歌星出現,立刻轉台至台視的龍兄虎弟。於是,去年十二月底出現一種新的調查方式,藉著安裝在家的個人收視記錄器(Peoplemeter),精確的紀錄每個人每分鐘的收視狀況,以及收視羣眾的年齡、性別、學歷與居住區域,可以彌補原來的電話調查法的缺失。
以前三台是非常有價值的頻道,隨著有線電視與衛視瓜分收視羣,它的效果會逐漸降低。奧美廣告媒體總監陳俊良認為,現在的廣告不是一次可以接觸到三○一四○℅的消費者,可能只是五○℅。過去上廣告的方式是「撒大網,抓一點點魚,很浪費。現在只要針對十條魚撒小網,效果可以集中。」也就是多頻道的產生,使得羣眾的區隔愈明顯,廣告公司可以針對一些小眾節目上廣告。例如電視族在黃金時段想看好幾個節目,轉台的機會可能更大,遙控器就成為廣告時間的大殺手。反而小眾節目(爵士音樂節目、高爾夫球賽),更能吸引觀眾的注意。
控制欲
五年來,電視環境的大幅改變,是這羣電視急躁族發酵的誘因。和信傳播集團的行健電訊企劃處經理鄭明樁指出:過去電視台只有台視、中視、華視三台;現在有四四℅的家庭擁有三十幾個有線電視、衛視的頻道,電視族的選擇機會更多。過去三台電視免費;現在部份頻道則是每月收費,「不白不看」的心態,促使人們常想是否有更好看的節目。
加上廣告本身有著先天的弱勢:不論廣告的形式是說故事、直接叫賣或者意識型態,最終目的還是賣產品,一種排斥的心理油然而生。電視族不能控制廣告的出現,廣告時間就成為轉台的大缺口。
東吳大學心理系系主任王叢桂分析,遙控器和人的控制欲有關。人希望能夠控制四周,小孩從小就覺得星星、月亮都是繞著他走,人愈大挫折感反而愈多。上班族無法控制老闆是否喜歡你?老師無法控制學生是否喜歡他?連台北的交通狀況也無法控制。但人們到少可以控制「我要看那一台」。
一位三十歲的文化工作者,有次驚覺自已的控制欲望,她描述著一家人一塊兒看電視的經驗。弟弟剛放下遙控器,她伸手要拿,弟弟握著遙控器不放的說:「你要看那一台?我幫你轉。」她不經思索脫口而出:「我沒有要看那一台?我只是要遙控器。」
王叢桂指出,只要給人一個可以掌握的工具,你就會發現它可以被發展到最大的極限。就像給小孩一把槍,他會拿著槍到處瞄準射擊,即使它只是一把玩具槍。
電視收視行為的另一項變化是愈趨「個人化」。當電視剛開始時,許多人開始懷念同鄰居圍坐榕樹下,一起聽故事的日子,或者聚在一起聽收音機的歲月,認為電視縮小人與人情感交流的範圍,每個家庭只關在自已的房子看節目。九○年代是家中成員各人看各人的節目,以後全家齊聚一堂,隨著電視情節起伏而哭泣、咒罵、爭執的場面,將愈來愈少。目前台灣有五三℅的家庭,擁有兩台以上的電視機,看電視不再是家庭的共同活動,而是個人活動。
電視急躁族似乎是不受控制,主動選擇節目內容。弔詭的是他們有的只是一個貧乏的選擇權。在目前頻道不斷擴充,卻沒有好的軟體節目供應,電視族並沒有高品質的節目可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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