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陷入吃的危機,更掀起食品安全管理的風暴。
日本在三一一核災之後,多年寫下的食品安全神話,幾乎瓦解。但它的管理系統,仍值得深陷信任危機的台灣政府借鏡。
從國產到進口食品,日本如何控管食品安全?
在國產肉品的管理上,以日本養殖最大宗的肉牛為例。日本在二○○一年,發現第一起狂牛症。自二○○五年開始,即針對每頭食用肉牛,都進行狂牛症的檢測,而不只是抽驗。
進入日本群馬縣的牛隻屠宰場,乾淨明亮的環境,令台灣的參訪人員相當意外。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科長吳宗熹觀察,這裡不論是角落或天花板,連一點蜘蛛絲或髒污都沒有。
這家工廠,一天最大屠宰量為一五○頭牛,配備六位由地方政府派駐的獸醫,進行從頭部、內臟、分切等項目檢查。
在不銹鋼台上,採樣人員正逐一在剝了皮後、模樣有點嚇人的牛頭上,做延腦採樣。
其實,日本政府到二○○八年,就改為只要針對二十個月齡以上的牛隻,進行逐一檢查即可。但產業界卻自主要求,不分月齡都必須檢查。
因此,龐大的檢查費用,就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分攤。二十個月齡以上的牛隻,檢驗費用由中央負擔;二十個月齡以下的,則由地方政府負責。
手機掌握每隻牛的履歷
根據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報告,日本針對肉牛,早在二○○三年即開始實行生產端的牛肉追溯;○四年,再擴大到實施銷售端的牛肉追溯。
牧場裡,一頭頭黑色的日本和牛,雙耳上都掛著黃色的小牌子。只要以手機輸入十碼耳標上的耳號(牛籍個體識別號碼),立刻就出現這頭牛的所有資料。
裡面有牛隻性別、母牛(母親)識別號碼、管理者姓名、飼養場所在地、飼養開始日期、每一段飼養的轉讓人與受讓人、轉讓日期等資料。如果進入屠宰場,就會再增加記錄屠宰日期等資訊。
而隔年再實施銷售端的牛肉追溯,則是延續生產履歷。牛隻屠宰後,由屠宰場分切業者,繼續在牛隻的耳號裡,記錄買賣日期、買賣相對人、買賣重量。再由肉品大盤商,記載批貨買賣日期、批貨買賣對象、買賣重量,以及售予中小盤商的日期、中小盤商名、銷售重量。
最後到了超市,終端消費者只要根據產品包裝上的牛籍個體識別號碼,就可以網路或手機,查詢該肉品的完整生產履歷。
在進口肉品管理上,光是配備,就讓台灣的相關管理單位很羨慕。
避免球員兼裁判的安全仲裁
日本在全國機場及港口,共設有三十一個檢疫所,因應食品輸入量逐年成長,及配合農藥殘留更改為正面表列制度,需檢測項目增加。
邊境食品衛生監視員的人數也年年增加。五年來,人數成長二五%,至去年為止,人數已有三九三人。
瘦肉精風暴,許多人開始質疑台灣食品安全管理的權責劃分,包括管理單位,如農委會及衛生署的標準不一;更沒有獨立單位,進行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
日本也曾發生管理農產業的農林水產省,及負責食品衛生安全的厚生勞動省,在如狂牛症等事件發生時,未能良好合作。且和台灣現在一樣,有球員兼裁判、角色混洧的問題,既指導鼓勵農民及業者生產產品,又同時要監督安全、查察違法。
因此,日本在二○○三年,成立食品安全委員會,任務之一,就是進行食品風險評估。
這個委員會有七位,分別具有獸醫、藥師、醫師、食品業製造等專業背景的委員,地位相當於部長等級。還配置有十四個由二五○位各領域學者專家,所組成的專業調查會,以及近百位職員,及技術人員的事務局共同支持運作。
委員會的運作,前端是獨立客觀的科學調查及研究,但在做成最終的政治決定前,還必須聽取消費者團體等國民意見。如果民眾無法接受科學評估的結果,就必須再交由主管機關,負責溝通宣導。
而且,所有評估結果必須由七名委員全員通過,「不需要投票,也迴避政治介入,很令人佩服,」食品藥物管理局科長吳宗熹寫到。
從這次瘦肉精事件引發的一連串食品安全漏洞可看出,台灣從資源配置到制度設計,都亟需補強。對廣大的平民百姓來說,各種國際競爭力評比都可以輸,政府不該連食品安全的把關都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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