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年兩會的熱詞是什麼？答案是：「幸福」！中國總理溫家寶表示，官員的表現應當用能否讓公眾幸福來衡量。《人民日報》的文章說，增強幸福感是下一個五年計劃的主旋律。而政協常委厲以寧則呼籲，應當建立衡量幸福的指標體系。
從上個世紀末以來，「幸福經濟學」（HappinessEconomics）迅速成為一個受到重視的新興研究領域，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它試圖回答的，是每一個人都深深關心的問題：「我要怎樣才能幸福？」、「有錢了，真能帶來幸福嗎？」
在國家的層次，幸福經濟學的一個關鍵發問就是：「經濟成長了，但幸福呢？」中國這次兩會以「幸福」做為主旋律，也等於官方默認了「幸福感不足的成長」是個重要問題。
根據學者布羅克曼（Hilke Brockmann）等人的研究，從一九九○年到二○○○年，中國經濟出現高成長，但在同一個時期幸福感卻降低了。布羅克曼等人提出的理論是，中國的所得不均急遽擴大，以至於雖然人均所得成長了，但多數人相對於平均所得的財務狀況反而惡化。當愈來愈多人在追求社經成就與地位受挫時，就會造成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情形。前兩年紅極一時的《蝸居》電視劇，就很能表現這種「幸福失落」的集體焦慮現象。
事實上，幸福經濟學所以特別重視「個人是否獲得幸福」，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矯正許多政策制定者在思考社會福祉時，過於偏重人均所得高低，從而導致「只重視經濟成長，其他都不重要」的狹隘視野。
只有當我們的焦點從「所得成長了多少」轉向更本質的「幸福增加了沒有」的時候，我們才能看見那些經常會被「唯成長論」忽略掉，但卻是人性實實在在需求的事物，包括：家庭、社區、環境、健康、互信、自由、信仰、尊嚴等等。當然，這也要求政策制定者能夠更加細膩周全地來思考，要如何滿足公眾對於幸福的渴望，以及如何協助個人在社會中追求幸福。
中國政府面對的「幸福挑戰」是很艱鉅的。英國《經濟學人》就指出，至少在地方政府的層次，還看不到「唯成長論」降溫的跡象。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於異議的恐懼太過，使得代價高昂的「維穩」壓倒一切，而這顯然不是個促進幸福的好方法。
無論如何，中國領導者與公共知識份子都會同意的一點是，中國眼前需要轉型。而比起憤怒與仇恨，「追求人性所渴望的幸福」會是一個要好得多的轉型動力、指南、與目標。這也應該會是兩岸在深化互動關係時，真正值得共同型塑的未來想像。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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