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與北京共識之外

　我們正處於一場世界典範轉移的時代。這是一場關於價值觀、治理模式的兩種版本的現代性之間的衝突。這場戰爭的一方是自認為冷戰勝利者的西方國家，他們以為後冷戰時代的世界將屬於市場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典範。在九○年代，他們持續在發展中國家推進「華盛頓共識」，在全球推動自由貿易協定，對威權國家輸出民主。他們以為可以打造一個新國際秩序。
　但是世界正以一種他們無法預期的趨勢變化著。姑且不論民主輸出計劃與自由貿易的挫敗，正如最近一本新書《北京說了算？》（The Beijing Consensus）所指出的，當前國際秩序出現了兩種緊密連結的新發展：一個是在西方之外出現了新財富來源，第二是這個新財富來源是建立在一種新的發展模式上。而這兩者都與中國崛起相關。以前者來說，最明顯的就是新興市場在國際經濟中的重要性，尤其所謂金磚四國更吸引了許多人的想像。以後者來說，許多新興國家都不是以自由市場加民主的西方現代化模式來獲得成長，而更多是採取威權統治加上國家資本主義，或者說是一種「不自由的資本主義」。
　這種不自由的資本主義在戰後最早的成功範例就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四小龍，但其在後冷戰時期取得更大影響力，是因為一方面是八○年代美國和國際經濟組織積極推動的華盛頓共識在拉美等國家幾乎破產，這些國家並未出現預期中的經濟成長；另方面是中國成功以此種發展模式成為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新參與者。「中國模式」與「北京共識」成為國際熱烈討論的關鍵字。
　問題是，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經驗是建立在許多複雜因素上，不論是外部因素，或是某些內部的制度創新，但如今卻被簡化為一套粗糙版「中國模式」或是「北京共識」：亦即威權政治加上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治理。
　「北京共識」如此受到重視一方面是受惠於華盛頓共識的破產，另方面其展現的吸引力並非單純只是理念和價值的軟實力傳播，而是實際上中國透過金援、國企投資和貿易來幫助非洲或拉美發展。尤其中國不像西方國家要求他們必須符合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政策規範。透過這些經經連結，中國不僅推廣了「北京共識」，也強化與這些國家的聯盟，挑戰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於是，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在世界各地相撞了。
　說穿了，這兩種模式的推廣都是一種政治霸權的擴張，而這兩種經濟發展模式也都充滿迷思。華盛頓共識的被揚棄乃至最近全球金融風暴，使得人們更加省思過去對自由市場教條的膜拜，但北京共識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因為其對威權政治的強調更多是滿足統治者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在這兩種模式之外，我們應該繼續尋找一條兼顧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平等的發展道路。歷史尚未終結，同志仍需努力。（作者為知名文化、政治評論家）